中国人能不能搞民主，从相隔一个世纪之遥的两起海外留学生事件谈起

最近我尝试写恶搞小说，说美国川大大修宪了，连任四界总统。话音儿还没落呢，咱中国的习大大就给实现了，在宪法里废除了主席不能连任超过两界的规定。有网友说还说不错，让中国闹他的，至少咱美国还没啥动静，话音儿还没落呢，川大大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马上羡慕了习大，说“习是终身总统了，真伟大，哪天我们也要试试”。

对习的修宪，海外华人的反映比较一致，不解，痛苦，愤怒，幻灭，怒斥独裁。也有少部分人，觉得无所谓，因为中国本来就无民主可言，就算废除了任期，也坏不到哪去。更何况，什么样的人民就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你又焉知一个铁腕的习大大不是最适合当今中国社会的模式？也许是大部分中国人民之福也未可知？比如普京，上回竞选总统，下回出任总理，巧立名目花样翻新，都连任四界了，在这其中，压制异议，暗杀政敌，坏事没少干，可是他在俄罗斯人民中的支持率还是很高，享有崇高威望。

说到底，中国人到底适合不适合公平选举和民主议政的政府形式？当前党的一个没说出口的提法是，中国人民素质太差，贸然实行多党制相互监督轮流坐庄，只会把国家“蒸蒸日上”的局面搞乱，把中国梦做成噩梦。这种说法的应声虫也不少，几年前，成龙放过一个大炮仗，他觉得港台太自由太混乱了，得出一个结论“我慢慢觉得，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马上舆论就骂他是个奴才。

成龙“中国人需要管”的反义词，是Self-Governance,自我管理，用林肯的话说：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孙中山把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纵然能写出这样信达雅的翻译，但也不认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有“自我政府”的能力。早在1924年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里，他提出中国不能立即上马宪政，而是要先经过铁腕严苛的 “军政”和“训政”期，由他的中国国民党主导，那是自然，抵御外晦，发展经济，提高民智，最后才能还政于民。1946训政结束，终于等到宪政了，只是可惜，人民也等得不耐烦了，伙同共产党把国民党推翻了。

民主宪政需要人民的素质，这样的提法也不是中国人的发明。美国建国国父们就一致认为，self-governance requires virtuous people。华盛顿说，只有富于美德的人民才能确保人权（Human rights can only be assured among a virtuous people）；富兰克林道，只有美德的人民有能力行使自由（Only a virtuous people are capable of freedom）；麦迪逊言：想要一个政府在人民缺乏素质的情况下确保自由和幸福，是一种虚妄（To suppose that any form of government will secure liberty or happiness without any virtue in the people, is a chimerical idea）。

约翰亚当斯总结的最好：没有私德就没有公德，没有公德，就没有共和国（Public virtue cannot exist in a Nation without private Virtue, and public Virtue is the only Foundation of Republics）。

说中国民众民主参政水平不高，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有异议。那么什么样的中国人的素质高呢？一般来说，受过高等教育，最好是留学海外，对中国国情和西方的民主实践有一定的切身了解的海外学子，或许就是中国人搞民主的最好试验田？这让我不禁想到三年前发生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UCSSA）被校方勒令“停办”的不幸事件。

哥伦比亚大学，因为位处纽约市这个美国文化政治中心和华人聚居地，又是全球享有盛名的长青藤名校，是中美文化交流碰撞的中心。就连当年杨澜拉虎皮扯大旗自我吹嘘，也非要把自个包装成所谓“哥大校董”，才够上档次。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其职责绝对不局限于一般院校的留学生学者买卖二手货，互通有无出租房屋，逢年过节包个饺子这么简单的社区功能。它是中国留美精英，美国知识界楚翘和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这样政府机构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如此看来，这个哥大华人学联主席的位子，可以说是非同小可，大有油水，说不定就成为日后在政商界崛起而搭建人脉的阶梯。那么，围绕这个主席职务的竞争之惨烈，也就可以预期了。

激烈归激烈，留学生入乡随俗，在异国他乡办校园社团，自然应当遵照当地惯例，照章办事，平等公开透明地竞争就好了，可是谁都没想到惹出了天大的狗血。本人当年也曾经在哥大学联email list上呆过几年，对当年的协会主席竞选的丑闻，也有所风闻。据说是参与竞选的两票人互不服气，矛盾升级，结果失利的一方气不过，干脆向校方举报学联内部的资金管理问题，更有甚者，居然把对手和中国政府“间谍”这个可怕的标签联系起来。学校学生社团管理机构眼看事越闹越大，罪名越来越严重，干脆一推六二五，眼不见心不烦，勒令哥大中国学联停止活动了事。可怜见，哥大成百的学生社团，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留学生，都好好的，偏偏只有中国这个出产哥大外国学生最多的国家的团体，被强行解散了，真是叫中国人脸上无光。

我写这篇文章，为了核实当初的记忆，也上网google了一番。这一查不要紧，原来哥大学生会的丑闻并非孤证，早在哥大学联事件的十年前，英国最高学府剑桥大学的中国学生会，也曾因为中国学生内部两派的倾轧而被校方叫停过。这些留学哥大剑桥的莘莘学子，应该算的上中国人中龙凤了，他们生活在西方这样一个堪称自由人本的乐土，用西方的契约精神来解决纷争，但还是免不了一个鱼死网破的双输局面。一帮天之骄子，在自由开放的海外，选个学生会主席尚且如此，要是全国十五亿人选个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那还不鸡飞狗跳闹成啥样子？

中国人的民族性，就象一块沉重的磨盘，把中国人的脊背压弯，就是用上百年的时间，能正得过来吗？哥大和剑桥的尴尬一幕，其实在一百年前就曾经上演过。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片《河殇》，里面提及了一个叫陈天华的中国留日本青年，说他“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祖国，在日本蹈海自杀。那时，有几个中国人能够理解他呢？ 今天，我们回想起这个陈天华，仿佛可以推测他那深刻的绝望，也许正是对文明衰落的一声微弱的叹息……”。

这个陈天华为什么自杀？是留学海外思乡心切？还是异国他乡人生地陌得了忧郁症？后来有了网络，我一查才知道，原因是这样的：

“清政府联合日本政府颁发《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条规则对留日的中国留学生限制极大，刚刚颁布就遭到了全体留学生的抵抗”。

“而在如何抵抗上，留学生内部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派以秋瑾和宋教仁为代表，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一派以汪兆铭和胡汉民为代表，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

“两派之间斗争激烈，以致于到了最后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们为了不承担责任都纷纷辞职不干了。这种情况受到了日本的鄙夷，《朝日新闻》更是侮辱中国留学生为一群乌合之众，是“放纵卑劣”的一群。陈天华就是看到这份报纸，当天就留下著名的《绝命辞》，第二天就跳海自杀了”。

一百多年前为了救国救亡而选择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是沉睡中国中率先猛醒的一群人。可就是这些人，也终究不能放下派系之争门户之见，即使是在倍受白眼的异国他乡，在急需团结的危难时刻，也要势不两立最后闹个一拍两散的结局。

再结合哥大和剑桥的留学生内讧事件来看，一百年来，中国人，哪怕是一向领风气之先的海外留学生，在求同存异平等共赢上，进步委实不大，很可能还退步了。因为百年前还有一个陈天华，感愤于中国人在海外被诬为“放纵卑劣”之徒，为了刺激同胞深思猛醒，写下这样的肺腑之言，“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然后就“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了，牺牲自己生命以开启民智。

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今天的陈天华在哪里？

中国的民主宪政之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等已经移居海外的，也不能上下而为之求索了，唯有遥祝祖国的父老乡亲摊上一个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