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的沦陷（一）

关于美国教育的优劣成败一直众说纷纭，但很少有人深析美国教育的政治化之灾。有多少父母知道，当下的美国教育正在变成一头脱离正轨的怪兽？美国学校提倡自由理念、注重创造力培养和个性发展，这些被交口称赞的特色其实是美国传统教育的优势，而今天的美国教育正在丧失优秀的传统，已经被愈演愈烈的左派之风席卷，一步步走向政治化。

其后果正在日益凸显。

美国基础教育的水准越来越低。2001年国会通过“No Child Left Behind（不让一个孩子落下）”法案，主要目标是要全美所有学生在2014年达到所在年级要求的阅读和数学能力水平。这个目标不仅失败了，还演变成“No Child Go Ahead（不让一个孩子超前）”的笑柄。老师们为了达标，教学水准不由地向班上最低学生水平看齐。为夺取教育权力的左派随后继续施展影响，2009年推出了面向全美各州的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共同核心标准），号称要统一全美中小学的学业标准，让高中毕业生为升学或就业做好准备。而实践表明，新标准没有反映真实的大学水平所需要的核心知识，实际上在所采纳的各州还降低了成绩优异的高中生的比例。

随着学业水平降低的还有学生的道德水平。美国伦理研究和教育机构Josephson Institute of Ethics从1992年开始每两年公布一次高中生伦理调查报告，已经得出的一大结论便是高中生的不诚实水准，即欺骗、撒谎和偷窃，在显著滑坡。例如2009年的调查显示，相信撒谎和欺骗是成功所必需的，40岁以上成年人有大约10%， 18至24岁青年人有36%，而17岁以下少年人当中该比例高达51%，是第一人群组的五倍！在此雪上加霜的是，挑战青少年道德的诱惑也越来越多。拜大麻合法化之风，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美国高中校园里吸毒和吸电子烟（vaping）的人数年年上升，最近两年更是剧增。

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也在每况愈下。儿童和青少年患忧郁症的人均比例从1965年以来已经翻了五倍，自杀率也不断上升。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表明，从2006到2016年的十年间，美国10至17岁年龄组的自杀率上升70%。

美国教育是如何衰败至此的呢？这要从进步主义的由来谈起，因为美国左派是进步主义的信奉者。进步主义始于十九世纪末资本之义迅猛发展的社会变革时期，以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为己任。进步主义者视基督教信仰为过时观念，以自诩的“进步”姿态否定绝对真理和绝对道德标准，于是人文主义成为他们的新宗教。早在1930年人文主义者们就发现教育可以成为他们最强大的同盟军，他们手持进化论利器，开始在教室里传播人文主义价值观，以每周五日的无神论教学向每周一小时的主日学开战。他们当中的一骑绝尘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无神论者杜威，他乘着进步主义的社会改造之风改造了美国教育。后来美国公立学校的种种世俗化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杜威的改革，赞成者称杜威为美国现代教育体制的总建筑师，反对者称他为美国公立教育的毁灭人。

进步主义教育改革给教育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和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如今盛行在美国教室里的小组讨论、小组合作和动手体验都源自改革成果。也许正是这些表面新颖光鲜的教学活动蒙蔽了人们的眼光，叫人不容易看到进步主义者背后的真实目的。

左派人士在教育界长驱直入，目的要摧毁美国三大立国之本：基督教信仰，传统家庭和自由市场经济。他们长袖善舞，一面从教师入手，因为公立学校的教师都需要通过各大学的教育系或教育学院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左派教授们对他们有绝佳的“思想改造”机会；一面从教材入手，改写各学科教学大纲，灌输左派理念。

美国学校里没有政治课，然而左派精英“妙手”涂色，任何学科目都可以涂上政治色彩。

首先，我们来看左派是如何教育学生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

社会学课无疑是灌输政治理念的最佳课堂。深受左派教授们影响的许多历史老师都认为，教育学生成为社会活动家是首要的，掌握本学科的基本内容，比如历史事实，比如联邦制度和三权鼎立的权力平衡制度，倒是其次的。也许有人会说教学生胸怀大志改造社会，不是很好吗？问题是左派无视历史上乌托邦失败的惨痛经验教训，所向往的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他们教导学生资本主义是贫富不均的罪恶根源，资本家拥有的大公司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他们还巧妙地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名，用政治正确的帽子对不同己见者进行打压。

科学课也可以政治化。左派教授为教师们著书Teaching Science for Social Justice，宣称科学是一种政治活动，科学课要用来提倡平等和社会正义。生态环境于是成了科学课独尊的热门话题，当科学界还在为地球是否变暖争论的时候，学校老师们已经将全球暖化当成真理来教。曾经的总统候选人Al Gore成为科学老师们尊崇的领袖，他所拍摄的系列电影如An Inconvenient Truth和Human Foot Print向孩子们传送这样的信息：美国是坏的，资本主义是坏的，人类足迹是坏的。美国孩子们在电影中看到，美国人在一岁生日以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一个坦桑尼亚人一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禁为自国人感到羞耻。他们却没有得知，美国人78.4的平均寿命超出坦桑尼亚人至少30年，高于10%的坦桑尼亚儿童在5岁以前夭折，大多死于疾病。保护地球在这里变成政治口号，旨在问罪于自由市场经济。

数学课甚至也被绑架。左派人士向数学教师们提供丰富的书籍和网络资源，方便他们将数学纳入社会正义的框架之下，用数学来认识美国种族剖析和贫困差距，谴责资本家的血汗工厂，反对阶级压迫。左派教育专家们还倡导为提高弱势群体家庭学生的学习成绩而降低数学教材难度，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歧视，口口声声为弱势群体而战的左派人士却认为这些学生能力或智力不足，且不论这种做法普遍地贻害了学生整体。

著名数学家、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名誉教授伍鸿熙在二十年前开始参与加州中小学数学教材审阅，到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中小学数学教育中有80%的政治，只有20%是和智识有关的”，他对政治意识形态如此挤压数学课堂痛心疾首。无怪乎美国学生的数学在PISA（国际学生能力测试）排名总是惨淡，2015年的数学成绩甚至低于全球水平，在72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40位。具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解决美国学生数学“老大难”问题的一个直接有效方法便是：把数学课堂还给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