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早期领导人相比较，毛泽东的政治见识政治主张政治历练政治手腕政治魄力，他的对待大老板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与方法，以及他的军事才能都明显不同，他的经历个性也与其他人不同，毛泽东远胜于其他领导人的综合政治素质和卓越军事才能使他具备能量逐步建立起绝对权威和不可撼动的领导地位。
首先，从政治见识和主张上说毛泽东完全不同于其他领导人，从他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一系列文章都能看出他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刻观察和理解。尤其是他很早就发现和指出农民将成为中国革命不可忽视的主要力量。海陆丰的彭拜是另一位对于农民力量有所认识并善于组织和利用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但彭拜死得早，出师未捷身先死，未能取得如毛泽东那样大的声势和成功。在对待农民运动的问题上，陈独秀和国民党一样，是很讨厌并否定和压制农民运动的，他们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是痞子运动；毛泽东却专门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痞子运动”好得很，公然为“痞子运动”大唱赞歌。毛泽东后来建立中国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搞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一脉相承都是早期农民运动的延续和发展。陈独秀下台之后，中共决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对于如何武装夺取政权，早期领袖与毛泽东的见识和主张是大相异趣的。瞿秋白李立三以及之后的王明博古等人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都是陌生的，他们并不懂得也不屑于如毛泽东那样深入农村积极发动组织农民，他们看不到农民的力量，认为农民落后不能担当革命大任，他们完全模仿照搬苏联经验，要红军搞城市暴动，指望一蹴而就，很快夺取政权。从中国共产党日后革命成功夺得政权的曲折过程看，毛泽东的见识和主张无疑是最实际最有成效的，如果以成功夺取政权为检验标准来衡量，毛泽东的政治见识和主张远高于任何其他早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毛泽东这种思想，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旁门左道，此地暂不论及。但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容抹杀的”。张国焘的这个评价是中肯和符合实际的。
其次，毛泽东的政治经历和历练也与其他早期领袖截然不同。从陈独秀到向忠发李立三王明，通常早期领袖都是坐在大城市中央机关里发号施令，遥控指挥基层做这个干那个。尤其是王明长期待在莫斯科共产国际里夸夸其谈，对于中国国内情况许多时候是隔靴搔痒摸不到头脑的。毛泽东却是实际行动派，他长期深入基层，在第一线亲力亲为从事开展实际工作。毛泽东办农讲所，组织农会搞农运，领导长沙安源工运。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还曾任职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为国民党也做过很多实际工作，如湖南长沙的国民党支部就是在他指导下设立的，之后更建立了国民党湖南总支部，他卓有成效的工作成果也深得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元老的称赞和欣赏。国共反目成仇后，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井冈山收编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中央领导视之为土匪武装），与朱德陈毅所帅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余部队汇合，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逐步建立起中共的江西中央红色根据地。在土地革命长期武装斗争中毛泽东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同时也逐步成长为一个极其卓越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与毛泽东相反，早期中共其他领袖没有这样的实际经历和历练。陈独秀国共破裂后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自不必说，向忠发李立三王明不曾去过根据地，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是因为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已无立足之地后才被迫迁往江西红色根据地的。到达根据地后，博古等人剥夺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领导权，继续以中央权威发号施令，但博古等人年轻，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过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但缺乏实际历练，对中国社会缺乏实际了解，要他们如久经历练的毛泽东那样准确把握敌我形势，制定正确对敌策略和战术，明显是勉为其难之事。日后招致重大挫折和失败也是不奇怪的。
第三，毛泽东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方法与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既不似陈独秀那样犟头倔脑硬顶，也不像瞿秋白李立三委曲求全或王明博古惟命是从。毛泽东的方法简而言之是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当中共羽翼未满之时，许多方面不得不听命受制于共产国际斯大林意志，这种情况即使在毛泽东重返领导地位后也无改变。对于居高临下的共产国际的意志和指示，如果不合己意则尽可能虚与委蛇应付其事，如果能利用则拉大旗扯虎皮，是毛泽东独特的应对方法。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视毛泽东为土包子，嘲笑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但毛泽东天高皇帝远，我行我素全然不以为意，逐步制定出农村包围城市等看似脱离马列主义正宗却被证明极为实用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迫不得已情况之下会妥协服从斯大林意志，比如西安事变后他最初是要公审枪毙蒋介石的，遭到斯大林强力反对后，他一改态度，之后才全力推促和平解决。当中国共产党羽翼丰满之后，即使对于斯大林的意志，毛泽东也“我们不理睬他”了。49年国共决战渡江前夕斯大林劝毛泽东与蒋介石划江而治各统半壁江山，毛泽东完全不加理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最典型的例子。另外，从毛泽东在与张国焘斗争时利用张浩来自于共产国际的背景，“狐假虎威”迫使张国焘低头等情形中，则可以看到毛泽东利用共产国际权威为自己所用的高明手段。
第四，毛泽东的政治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高人一筹。这使得他最终不仅赢得各次党内斗争，最后也终于打败了蒋介石。关于各次党内斗争情况，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里有非常详尽的描述。从毛泽东被博古为首的中央剥夺权利，到之后在长征途中鼓动召开遵义会议使他重回领导核心的过程；从他一四方面军汇合后与张国焘之间的激烈斗争过程；从他在王明回国后逐步将其孤立斗臭的过程，都显示出毛泽东的斗争手段非比寻常，难怪高华认为他是谋略家（也有许多人说他是阴谋家），他的斗争谋略的确是其他领导人所不及的。有关他与博古张国焘王明斗争的若干情况，因为稍占篇幅，此处暂不展开，留待之后再说。
最后说说毛泽东的个性，他的个性里有几个明显特征，不是平常人所具备的。首先是毛泽东性格强悍好斗绝不认输，具有极其强大的精神意志力。毛泽东的名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很好地诠释了他的这种性格。他少年时有一回与他父亲冲突，不认错，父亲要打他，他跑到河边威胁他父亲说，再逼近一步他就跳河，最后他的脾气同样倔强的父亲只好与他各让一步，让他单膝下跪道歉了事。他日后回忆说那件事使他认识到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本美国人写的《毛泽东传》里提到一件毛泽东年轻时的轶事，有一回他与张国焘两人在船上遇到强盗抢劫，对方人多势众，张国焘要交出盘缠息事宁人，毛泽东却不顾对方人多要与之交手，弄得张国焘十分紧张。毛泽东成为共产党领袖后在激烈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从不服输，即便处于逆境甚至绝境，他的意志终不可摧，这与他青少年时期的性格一脉相承。但当然当他成长为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时，他已经充分锻炼掌握具备了斗争策略和手段，不会如年轻时那样仅凭一腔热血意气用事了。
另一个性格特征是罕见的超强自信力。毛泽东的自信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几乎找不到他丧失自信的时候。即使在他被剥夺了红军领导权，落难靠边站，门可罗雀无人理睬时，他也从不曾怀疑自己，即便如在长征途中无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还是他个人的前途命运都悬于一线时，他也依然对于未来充满信心。早期在井冈山时即便如林彪那样的红军骨干军事天才都会产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和动摇，毛泽东却充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强自信。他的自信不是凭空而来的盲目自信，而是建立在他对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的洞察和理解之上的，没有这种强大的自信他不可能不顾苏维埃十月革命经验自创一套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毛泽东的自信传播扩散影响他的同事和部下，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他被验证行之有效的斗争策略在接连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树立起了他不可动摇的领袖权威。
与强大的意志力和自信力相辅相成，毛泽东身上还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最能体现他这种霸气的就是他的那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的这种霸气其实也是与生俱来的。他年轻时好友萧三曾给他看过一本世界伟人传，里面有拿破仑等闻名世界的大英雄。萧三回忆说毛泽东看完后对他说我们中国也会有这样的大英雄，俨然有早晚自己就会成为那样的伟人的感觉，给萧三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早期诗作里的“到中流击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与日后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样，都能看出他的冲天豪气和舍我其谁的霸气，而这种霸气不仅在共产党的其他领袖身上看不到，即使是蒋介石身上也不具备的。
毛泽东性格里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如语言生动性格诙谐幽默等，他的上述性格特征为他增添了人格魅力，对于他成为最高领袖都具有正面的重要作用。但当然他性格里也有很多使人诟病的东西，比如记仇睚眦必报，比如专断独行，脾气暴躁，比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等，这些个东西对于身为领袖的毛泽东是有很大负面影响的。（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