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发小纪事
——刘源、杨帆及其他（下）
作者：劳力
十一
四中当时唯一的教学楼，1954年建，没有暖气。
1968年8月，学校里又来了工宣队，这是在清华大学发生了“7·27”军、工宣队进驻以后，在中学里的模仿。如果说原来的军宣队成员还是年轻纯朴、纪律严明的话，工宣队师傅们就只能说是没文化水平低了。他们是北京市汽修四厂的装卸工，扛大个的，忽然间被戴上了“领导一切”的高帽，却并不具备领导的能力。但就是他们，要决定我们这些学生未来的命运。
1968年的秋天，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这是文革中期的又一次整人高潮。短暂轻松了一两年的平民或知识分子，毕竟要复归于异类。突然有一天我父亲被扣在单位不许回家了，因为历史问题受审查。我知道排长当不成了，但没有主动去请辞。终于有一天王老师找我，说父亲单位来函了，我不能再担任排长。那天心情特别压抑，离开学校后，我直接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从纪念碑下对准旗杆沿着中线走向毛主席画像，心中暗自宣誓效忠。
这时候，动员中学生上山下乡的浪潮越来越猛。1967年的11月走了第一批，去黑龙江兵团；1968年9月第二批去内蒙古；12月第三批去了山西雁北地区的山阴县，刘源源和与他赌过黄胄画的郑宝生都去了那里。但是我拖拖拉拉地躲着没去，他们走时，我填了一首词送别郑宝生，词牌是《八声甘州》，只记得结尾几句是：“容待文革二次，与贼寇、再见高低。后会有期。”
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工宣队的师傅到我家登门动员。那天进门寒暄时，我顺口说：听说今晚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他接茬道：是啊，听说是关于上山下乡的。我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果然晚8点广播响了，那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次我必须要走了，是陕北的延安专区。
其实那时候的中学毕业生并不是都要去上山下乡，也有招工的名额，而这些机会总是与去边疆兵团或穷乡僻壤的农村交叉到来、轮番出现。这就更加强了扛大个工宣队师傅们定人命运的权力，胡撸你去哪就是哪儿。杨帆在这时候搬出了他小儿麻痹后遗症的理由，留在北京进了工厂。
即将出发去插队之前，我去父亲单位，要求见爸爸一面，他已经被关“牛棚”几个月不准回家，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旁边有人监视，父亲被带进来，呆滞地看着我，父子对话简单而冷漠，说的都是官话。那个监视者不知是有意无意，抽身离开了几分钟。父亲突然直视着我说：“爸爸想死，你说我死不死？”我当时来不及犹豫，觉得脑子里打了个闪电，立刻回答：“你不能死，你死了我们怎么办？”他沉默了，随之那监视者就回来了。我的这句话，救了父亲一命，没有把生离演成死别。那时我刚满18岁。
事有凑巧，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就是刘源后来上的学校——北京师范学院。
十二
我们是1969年1月下旬坐火车去延安的，连春节都没准我们在北京过。几个连续十多年的同学发小，从此风流云散，各奔前程。在将散未散之际，还有一个情节，掀起一个小高潮。
郑宝生和刘源去了山西雁北山阴县，我与郑保持着联系，从陕北到北京都经常通信。有一次他告诉我，冬天里别人都走了，只有他守在集体户里，室内气温是零下六度，没有火，他在呵冻给我写信。下面这事就是他告诉我的。
刘源下到底层农村，肯定更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老同学知识青年也负有监视他的责任，他的信件要被截留检查——这虽然不合法，却不足为奇。有一次他写信给北京同伙，要他们寻仇报复留在北京的“对头”，就是杨帆，“打断他的腿”。这信被同村的知青拆阅了，于是一边通知杨帆，一边向上级汇报，所以报复没能得逞，刘源大概又为此挨了整。据说此事被汇报到中央，江青曾直接过问。
几十年之后，我已记不清这场恩怨情仇的具体起因。按当时的观点看，当然是要报复打人者不对，但是将心比心，也能从反面推测出，对方会把人逼到了什么地步，方令他出此下策。本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十几年的同窗，何致于拼个你死我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来我听说，杨帆为此事直接写信给江青感谢，是如此开的头：敬爱的江青同志，您还记得我吗？是您亲自派人保护我，使我免遭某人的毒手……
我和郑宝生的语文都好，两人曾经计议，想以那三年的风云历程为题材，合作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拉出了结构提纲，安排了人物设置，并写出了几个片段。记得杨帆也参与了一部分，试图以他作为原型来塑造主角。这小说近结尾处的一段高潮情节，就是在插队的陕北农村（更有革命意义），为了制止高层走资派子弟的报复，而翻山越岭，星夜追信的故事，当然不能按原事实写成是私拆了。这部“少作”，幸亏没有写成。
十三
此后几年，各位发小同学间没有什么联系，只是听说先后都回到北京，当了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时，刘源在北京起重机厂，单位以超龄为理由，不准他参加高考。他直接给“邓叔叔”写信，才获得参加考试的资格。似乎是轻车熟路，尚记11年前，他亲手转递的废除高考信吗？这样，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学历史。
同一年，杨帆考上吉林大学学经济，印红标也上的吉林大学，张帆进入北京经济学院，我则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薄熙成没有考大学，他在北京市的工艺美术系统当干部，这是继承了他妈妈原来的工作领域。郑宝生留在山西大同，到文联任编辑。
大学期间，1979年9月实验二小70周年校庆，发小们得以再见面。从1949年以后，这是学校第一次为自己过生日。我当时是戴着北大校徽，非常骄傲地回去的。校园里的格局没有变化，但是为什么感觉什么都变小了呢？王光美作为校友出席上了主席台，当时她才刚刚从秦城监狱被放出来几个月，而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刘源、薄熙成和张帆都来了，在外地上大学者缺席。我那天带了相机去，拍了几张黑白照片。
实验二小70周年校庆合影，1979年9月。前左二薄熙成，左三霍懋征，左四王光美，左五副校长汪琪，左六刘源，右一作者，上排左一张帆。图中有7位我班同学。作者提供
1980年，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大学校园中，发生了前所未见的竞选。听说刘源参选了，他当时的竞选演说，后来流传了很多年。
转眼过了将近10年，1989年4月底，当北京的社会秩序还算正常的时候，时任北京市旅游局长的薄熙成作东，邀请小学同学到他治下的燕京饭店聚会，到了20多人。这是我们班毕业分手25年后的首次再聚首，那时大家都是38岁，有了家小，事业初成。刘源在河南被选为副省长，没能到场。在跟薄熙成握手时，我说多少年不见了，本是个虚话没指望回答。但他马上给出最精确的回应：是在1968年X月X日的批斗会上吧？倒令我不好回答，敢情他一直记着这个日子。那一次薄熙成说，他家原来在西城区按院胡同的院子后来让姚文元家住了，前后两届主人结果都倒了霉。原因可能在风水上，他看过一本风水书，“前不栽桑，后不种柳”，那院子里有桑树。当然，他是当笑话讲的。
这次聚会以后，同学杨帆发起调查，请大家写下对小学的感言。我在给他交了卷后不久，就出国了。两三年后在海外，有人给我看一本复印的书，叫《共和国的第三代》，作者就是杨帆。我看这书名字叫得很大，内容却是以我们小学这个班同学的经历为主要例证，还联系到杜勒斯的预言，归结到要保持江山永不变色，正对应着那个年代防止“和平演变”的时髦主题。我是真心地不敢苟同。
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同学们天各一方，好在信息工具越来越方便，能不断得到发小们的消息。刘源的发展众所周知不提，薄熙成去经商了，把政界的前途让给了二哥。杨帆做了政法大学教授，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是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学校里个性十足，曾与学生发生冲突，人称“杨帆门”。他还是“乌有之乡”网站的主力，属“左派”大佬，在社会上十分活跃。印红标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在文革史研究方面用力甚勤，颇有建树。张帆赴美留学，曾在纽约市政府经济部门工作，后海归讲学，参与创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发展研究院——他才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经济学家。而中学同学间联系很少，听说郑宝生后来也回北京了，在《中国煤炭报》做编辑。
2007年，刘源、薄熙成在薄一波追悼会上。
2009年，实验二小度过了她的百年大庆。2010年，我们熟悉的园林式校园被拆迁，因为它距离西长安街太近，大街的南面要建华能大厦，它比北面的民族文化宫晚了50多年。而马连良家和我家住过的四合院，奇迹般保留了下来。实验二小被迁移到新文化街111号，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仍是众生追捧的名校。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旧址无存，人物皆非。而北京四中的老校园，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拆除重建了，新建筑极有特色，堪称典范，可我竟然一次都没有回去看过。
霍懋征老师在这一年2月逝世，享年88岁。听说时任总理温家宝出席了她的葬礼。我们班的许多同学都到了八宝山，形成一次团聚。杨帆拉着刘源合影，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我身在海外，只能遥寄哀思。
刘源与杨帆，2010年2月在霍老师追悼会场外。作者提供
2011年，小学同学们都60岁了，我在4月回国，终于再次欢聚一堂。此次距离上次1989年的聚会又是22年了。大家都老了，很多同学退休了。薄熙成来了，还是那么爱开玩笑；朱援朝来了，显得财大气粗，喊着为大家加菜；刘源在总后勤部政委任上，没有来，留了信说是因公务不在北京。大家谁也不问这些年来的经历，不提事业发展官居何职，只叙旧情、祝健康。我与京剧世家的马小英合唱一段《沙家浜·智斗》。这一次杨帆对我说：“你文笔那么好，倒是写点东西啊！”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杨帆与人合作，刚刚出了一本书《重庆模式》，为我们那位老校友主持下的政绩，做出理论性的归纳。可是薄熙来本人在公开讲话中，并不承认有“重庆模式”。仅仅一年以后，形势大变，薄家出了事，我在网上看到杨帆又出面辩解，指责“极左派”，与重庆和“乌有之乡”作切割了。
也是在这一年里，小学同学朱援朝逝世了，刘源在总后带头揭露了谷俊山。时新的消息不断涌来，比如几位“红二代”对文革的反思道歉，比如官员腐败、大老虎被打的种种传闻，比如老百姓对权贵子弟靠父荫发财的强烈不满。我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小学生活，才发现那小小校园也不是理想的伊甸园，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到中学就是风满楼头，雨骤风狂 ，是矛盾的大爆发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中学我们班的同学从来没有聚会过，连微信群都没有建。
我出身平民，或许是出于偶然，或许是非常幸运，得以与“公子王孙”为同学，甚至可称“陪太子读书”，能够连入名校，受到当时中国国内最好的教育。无论实验二小还是北京四中，我所在的学校和班级，都是特例，属于塔尖上的幸运儿，并不能代表中国儿童和少年的大多数。以此为案例去认识所谓“共和国的第三代”，显然有偏差，我不能认同。高干二代与平民子弟的差别，也许在小学时还不明显，那是被暂时掩盖着，但随着长大成人必然暴露扩大，以致形成尖锐矛盾。这矛盾在我们的中学阶段激化爆发，那当然有文革乱世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几十年后进入所谓盛世了，这差别和矛盾却始终鲜明，乃至愈演愈烈。正是旧已有之，于今为烈。
近日，老同学杨帆又火了几天，他主张要公开四十年来中国所有的博士论文以辨真伪，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因为他，让我重新拾起五六十年前与发小们在一起的回忆，忍不住也重新审视了一番。我看见他自称：从小与刘、薄“三人一直要好”，如果没有文革，他“应在十七岁左右上北京大学或者公派法国留学”。见此言语，不禁莞尔。我若不说，其谁复知？于是就写下了这篇纪事。称他们为“高端发小”，谁曰不宜呢？
2019年4月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