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哥大的反战示威和肯特州大的枪声
连日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爆发了同情加沙巴勒斯坦，抗议以色列过激军事行动的大规模抗议和静坐示威。校方认为抗议的方式和持续时间已经影响到学校的正常运作，于是校长Minouche Shafik请求NYPD于4月18日进校清场，逮捕了一百多人。
目前学校抗议的声浪并未平息，大量校内活动取消，周围的常春藤院校如耶鲁、哈佛等学校的学生，也在筹划抗议。近日来，这件事在美国，特别是在纽约市和哥大学生家长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其是非曲直，不同人立场不同，看法大相径庭。
说实话，比起“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中期，现在的美国相当平和、波澜不惊。就哥伦比亚大学来说，整整56年前的1968年4月，也发生过可以类比的抗议示威活动。当时，因为抗议修建体育馆导致的种族不平等和反对越南战争。学生占领了图书馆和几幢建筑，提出了多项条件。在一周谈判未果，学校正常活动无法进行的情况下，NYPD进入学校学校，逮捕了700多名学生，导致100多人受伤。那次事件的规模和激进程度，比现在这一次要大得多。
我曾经与几位美国人聊那个时代，当时他们都正年轻。说起那个年代，他们眼睛直放光。在他们的形容词中，crazy, exciting, 和 amazing等词是用得最多的。为什么crazy？那是因为那时候是席卷全国的十万、百万人的各种抗议，总统、国务卿和民权运动领袖都在那些年被刺杀，国民警卫队进入校园开枪打死学生，等等。至于说exciting, 和 amazing，各人的角度就不同了。而我本人最为感慨的是，美国那时尽管社会各种矛盾此起彼伏，不是一般的“乱”，但在其制度框架中，依然有足够的空间让人表达诉求。与此同时，美国的科学技术依然保持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状态。载人登月、个人计算机、激光器，以及大量航空航天、高能物理、生物技术方面的开创性成果，也是美国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奉献给世界的。
然而，在那个时代，虽然美国的民主、法制框架成功地应付了绝大都数抗议示威带来的考验，却也有严重失灵的局部事件。其中1970年5月4日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到学校驱散示威学生时，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造成4死9伤的惨案，至今依然被人们提及。虽然这不是唯一一次抗议学生被执法人员杀害的事件，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我们来说说它 ——
-背景-
1968年美国大选中，尼克松当选为总统。他在竞选中承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然而在他上台不久的1969年，却将战火扩大到了柬埔寨境内。此举被许多人看作是对选民的欺骗和愚弄，于是引发了席卷全国各地的抗议浪潮。抗议最为激烈的一群，当然是大学生。先是1969年5月9-10日，十万多学生在首都华盛顿“非法割据”白宫前的广场。然后便是大学校园里的持续不断罢课浪潮，数百所高校无人上课，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发性全国学生总罢课。有的学校虽然没有罢课，但各种抗议和集会如火如荼。
-肯特州立大学-
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坐落在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大学城Kent，紧靠着Akron，离Cleveland也不远。传统上此地是美国的蓝领工业区。肯特州大在几十年前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性学院，当地学生占85%。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虽然排名不是很靠前，在美国大学中排第200左右，但也是一所国际性的综合大学，在校生有4万2千人，包括约600名来自中国的学生。
-事件前奏-
肯特州大一向十分安静，然而受当时气氛的影响，也是暗流涌动。1970年5月1日星期五晚，Downtown照例聚集了成百的学生，他在那里饮酒开party。与往常不同的是，有人树起了反战标语，还有一些人在街上聚集喊口号。接着事情就过火了，有人沿途去砸那些被他们认作是“政治性目标”的商家，包括银行、电气公司等等。43家橱窗被砸烂，一家珠宝行遭到抢劫。于是市长Leroy Satrom宣布肯特市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宵禁。警察们动用了催泪弹和电棍，将酒吧区闹事的学生赶回校园。
1970年5月2日星期六，市长向州长James Rhodes提出请求，要求派国民警卫队协助恢复肯特市与大学的秩序。罗兹州长当即授权国民警卫队出动肯特市。国民警卫队是州的武装力量，不受美国国防部管辖。他们一般不参与维护安全秩序的工作，除非警察已经不足以应付。（另一个较近的例子是1991年的Rodney King事件，LA发生大骚乱，不得已数万国民警卫队士兵进入市区，平息事态。）
就在同一天，反战学生晚上在校园公共草坪(Commons) 举行集会。一些人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说。很快，言辞变成了行动，集会者游行到宿舍区，加入了更多学生，变成2000多人的队伍，他们浩浩荡荡，包围了草坪西面ROTC（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房子。点火焚烧。消防队员抵达现场后，示威者用石块砸他们，而且他们还用砍刀把水龙软管切断。最终该建筑被烧毁。
5月3日星期日，白天相对平静，晚间850名国民警卫队员试图进入校园，但受到了学生的阻拦。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突破阻挡进入校园。他们住在校园内的体育馆和足球场中。
-惨案-
1970年5月4日星期一，学校照常上课。中午学生要在公共草坪举行一场集会。这是上周五在反战集会时已经定好的。虽然学校禁止，但学生置之不理。上午11点，有学生开始在公共草坪的Victory Bell处聚集。钟敲响后，人群达到了3000多人。一些学生是来看热闹的，他们其实搞不清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跟越战和国民警卫队进入校园有什么关系。
另一边，在烧塌的ROTC楼废墟上，上百名头戴钢盔手执M1步枪的国民警卫队员向学生逼近。11点50分，他们对学生喊话：立即离开此地！这是命令，立即解散！
学生的回答是："Pigs off campus". “One- two- three- four, we don't want your fxxxxxg war！”一些学生做出侮辱性的手势，向吉普车扔石头。军警开始向人群发催泪弹射，有人捡起催泪弹向警卫队员方向扔回去。这时军警开始上刺刀，装满子弹，组成队形向集会学生进逼。
这时候，73名军警组成另一路，在Tayler Hall与Johnson Hall之间驱逐学生。可能是因为对地形不熟，走过一段以后，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前面被两排栅栏挡住，两边都有学生向他们扔石块。军警粗暴的驱散行动，让许多学生非常愤怒。附近工地上的二百块砖，都被学生扔过去了（但后来调查表明军警只有一人受轻伤。）
军警只能退却，但紧张地不停回头张望。大群学生追随在军警。12点25分，退到山顶的70多名警卫队员中，有28人突然转身开火，有人是对天或对地，也有人射向人群。枪声持续13秒，共计发射60多发子弹。
13位学生躺在血泊里，其中4人死亡，他们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19岁或20岁。尤其令人痛惜的是，在4名遇难者中，Bill Schroeder（最左）和Sandy Scheuer（最右）并不是抗议活动的参加者，他们是在去上课的路上被流弹击中的。
-枪响过后-
军警居然向人群开枪，使得现场所有人惊呆了。随行的军官马上发现不对头，予以制止。学生们愤怒到极点，要跟国民警卫队拼命。而军警们子弹上膛，紧张地集结后退。在公共草坪，暴怒的人群与军警紧张对峙，更大的惨案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候，地质学教授 Glenn Frank为首的几位教职员工，站到了士兵与学生之间。他们先是请求国民警卫队理智，不要再动手，由他们去劝说学生。接着他对学生说了下面这番话 ——
I don't care whether you've never listened to anyone before in your lives. I am begging you right now. If you don't disperse right now, they're going to move in, and it can only be a slaughter. Would you please listen to me?
“我不管你们之前有没有听从过别人的劝说，我现在恳求你们，如果你们现在不马上解散，他们就会推进。结果只能是一场屠杀。请你们听我的好吗？”
在劝说了20分钟之后，学生们终于离开了公共草坪。随后军警也离开了。Frank教授以他的勇敢和责任心，避免了更大的悲剧。我多年前看这一段时，是有Frank教授拿着话筒对学生说话的详尽录像的。现在一下子找不到了。但听到已经不清晰的录音，我依然很感动。向Frank教授致敬！
-调查结果-
事后，联邦调查局（FBI）和“总统特别委员会”两个机构，分别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独立的调查。结论是这一事件是多方的误判造成悲剧。首先应当对误判负责的是州长James Rhodes。他当时正在角逐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他提出的口号是“Law and Order”。肯特大学的局势，在他看来可以利用一下。枪击前一天上午，他飞到肯特市，召集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对学生的抗议活动说了许多负面的话，造成了广泛的误解，更在国民警卫队官兵中引起了对于学生的普遍敌意和恐惧，这是导致枪击悲剧的最直接的原因。
没有人下了开枪的命令，也查不出是谁开了第一枪。但开枪是完全自发的、并且是相互感染的突然行动。总统特别委员会的结论是：在当时情况下，枪击 “不必要、无道理、且不可原谅。” “（unnecessary, unwarranted, and inexcusable）
在美国司法独立的体制下，以上结论只代表行政机构的看法。在此后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受害者对上至州长下至开枪士兵的枪击案责任者，进行了一系列民事诉讼。1974年，联邦检察官也正式对开枪指挥官和士兵提出了刑事诉讼，但是法庭审理结果，未能认定开枪者犯有蓄意谋杀罪。
对于遇难和受伤的学生，俄亥俄州对每人赔偿$675,000（约相对于今天的540万美元。）
下面这两个长片子，是关于此事件的更详尽的介绍 —
-全国性抗议浪潮-
美国主流媒体迅速报导了5月4日肯特大学的枪击事件，大多数媒体对军警持谴责立场。《时代》杂志说：“射向肯特大学学生的那些子弹打伤了这个国家。”5月5日，“结束越南战争新动员委员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分别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抗议军人枪杀反战学生。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学生罢课抗议浪潮，就此揭幕。5月8日，美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全国各地437所大学和学院因学生罢课而关闭。哀悼活动在全国2500所大学举行。450所高等院校由于学生的抗议罢课或教职员的罢教而关闭。5月9日，7万5千名示威群众在华盛顿举行反战集会。一些国会议员也对肯大事件提出谴责，并且再度提出要求美军撤出柬埔寨和限制总统作战权力的法案，引发了激烈辩论。从5月至6月，300多万美国人卷入了各种抗议活动。
-民意的对立-
虽然学生反战抗议运动风起云涌，也获得主流媒体的支持，但是支持越战的民意，却仍然相当稳固。当初约翰逊总统介入越战时，近65%的美国人支持战争。此后随着战争持续和升级，支持率一路下降，至1969年达到低谷32%。然而在随后的学生抗议示威中，支持战争的民意不降反升。学生上街闹事，遭到市民反感。不少政客主张强硬对待激进示威。
肯特大学所在的地区当年十分保守，加上学生骚乱对地方秩序的破坏，居民们大多对反战学生抱有浓厚的敌意。5月4日枪击发生后，人们普遍同情军人，认为死伤学生是咎由自取，甚至说应该多杀几个才好。不仅一般人这么想，就连一些受伤学生的父母也这么想，他们为自己孩子的“胡闹”感到耻辱。
受伤学生在医院里、在社区里受了不少白眼。他们被看成败类，看成是国家的敌人。更有甚者，受伤学生Jim Russell父亲在一家百货商店工作。当他儿子受伤的消息传出以后，他很快就被老板借故炒了鱿鱼，就是因为儿子参加了抗议，而且中了枪。于是，不止一个学生彻底失望了，他们离开了家乡，到更能让他们自由呼吸的地方去生活。
-我的断想-
历史不是简单重复的。今天的美国和世界都大不一样了。造成这次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的原因其实也不单一。在这个撕裂的社会，事情又扩展到国际事物，更是很难有共识。学生的诉求，在短时间内恐怕是无法满足的。去年十月当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哥大经济系一位犹太教授指责新上任的校长Minouche Shafik反而对校内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给与默许，有支持恐怖主义之嫌。
然而，在上周她请NYPD入校园清场，又遭到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抗议者的指责。她内心的想法我们无从知道，但我知道她是出生于埃及的阿拉伯裔学者。她地位相当尴尬。她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走钢丝、找平衡很不容易。祝她好运。
去年十月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无疑是罪恶的。然而，如果放到更宏观的尺度，自从拉宾1995年被刺杀以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没有出现积极的迹象，现在的情况只是问题的一个大爆发。你把200多万人，如铁桶一般封在大约4 x 15 英里的Gaza Strip里面，三十年如一日“圈养”，地区没有产业，个体的生命毫无希望。基本的生存大多靠“联合国人道援助”来维持。说实话，养狗都不能这么养。这本身不就是产生仇恨和恐怖主义的土壤吗？这个地方，也算是以色列的一个特殊部分，怎么解决问题呢？你杀恐怖分子杀得完吗？把加沙炸成废墟问题就解决了吗？从长远来看，巴勒斯坦问题要解决好，还是需要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光强硬是不够的。
日前，读大学一年级的女儿回家，问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我说最近常想到过去大学里犹太老板的话。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认为以色列总是对的，成年以后感觉并不都是。一些事情可以做得更明智，本可对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利，但他们没有做。第二点，我说大学不仅是读书的地方，更应该是产生思想、让人思考的地方。好的大学，一些思想可能“超前”，但这有时正是其优秀之处。某些过激的观点，恰可以平衡社会主流思潮的保守和僵化。未来回头看，其实对世界的进步恐怕是有好处的。最后我说，作为政治上的中间派，我始终有一个看法 ——
年轻时候，如果没有一点左派的热忱，那是没有良心；
中年以后，如果没有一点右派的实际，那是没有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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