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2至1997年
1992年的冬天显然是十分漫长却又异常寒冷,经过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曲曲折折,终于在12月9日(清楚记得时间,因为那是一二-九),口袋揣着仅有的,通过私下换来的200刀(刀是后来流行的,当时很严肃,称美金或美元)开始闯荡美国了,那时虽是一名留在高校的年轻教师,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刚留校时工资每月80元人民币左右,出国前达到了每月120元人民币左右)。那个年代,尽管对西方世外桃源只有耳闻,但是出国仍是高校年轻人奋力追求的目标,所以自然有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或者是誓死如归,破釜沉舟的信心,有着不破楼兰终不还之气势。
那年代出国的人都要带上厨房用具。出国坐飞机多半是人生第一次,绝对是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样极度的兴奋,以及对了解未知世界的无比的渴望, 并且夹杂着深深的焦虑。
记得飞机的航线是从北京至东京,然后从东京至洛杉矶,再从洛杉矶转至目的地波士顿。乘座的是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的航班(已被另一航空公司Delta收购)。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没有钞票买机票,于是请了一位先出国的好心朋友Dr. H 帮我垫上钱在美国购了机票,再将机票从美国寄至国内。到了美国以后,才将机票的钱还给朋友。
告别妻子,登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已经晚点了,此时的心情是此起彼伏的,在希望之上,有一种辞故乡,一别遥遥无归期之凄凉。
飞机起飞一小时后,一位日本乘务员突然地走到我座位边,彬彬有理对我说,“先生,您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有一把菜刀,是违法的”,他要把菜刀拿出来收走,于是那唯一的一把心爱的,准备用于在美维系生活的菜刀就这样被拿走了(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安检时没有查出,幸好沒有恐怖分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因为到达东京时晚点,所以沒能赶上去洛杉矶的飞机。“刘姥姥”这时也焦虑的不知如何是好。好在最后航空公司安排的有条不紊,在东京住了一宿,并通知波士顿那边晚一天接机。虽然不顺,有一点感受我是记得的,那就是日本人待人接物时彬彬有理的态度,井井有条的秩序,干干净净的环境与故乡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那是上世纪,现在好多了)。
接下来飞机从东京飞洛杉矶,最终到了目的地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开始了在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做研究(postdoc,蹭饭的工作)的日子。记得在出Logan机场时(已是晚上了),老板尼克森-威勒医生与一校友Dr. Z 已经在机场等候了。第一眼看着老板,直觉告诉我她应该是很亲切友善的一个人。
一个无产阶级刚刚到达资本主义极致的美国,什么都觉得新鲜及好奇。故乡学过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压榨无产阶级的汗水,这一点抵美第一天就体会到了。晚上到后,第二天马上就跟看老板去实验室了,管它时差不时差的,由不着你,美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不过得顺便说一下,到达美国约第十天,那把菜刀居然又寄给我了,我真佩服航空公司的诚信。
那时哈佛各实验室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周六从老板到像我这样打工的 Postdoc 都要干上大半天或一天的活(估计现在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当然正式技术员或员工是用不着的。
好在周六下班后,当时有几个校友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及斗地主。
再回到老板尼克森-威勒医生,那时她大约五十多岁, 头发已灰白,她与丈夫威勒医生共用一个实验室。两人看上去都是那种绅士淑女型科学家,说话温文尔雅,干活雷历风行,待人和蔼可亲,夫妻俩养育着一对可爱儿女。非常感激他们,到美后头二周在他们家寄住了两周,直到租到卧室。
抵美约两周后,正好是圣诞节前,一天,见到一位老人来到他们家,手里扛着一把电子琴,送给孙子,经介绍,才知道那慈祥的老人是爷爷,即威勒医生的父亲,尼克森-威勒医生的公公。然后才知道他叫托马斯.威勒(Thomas Weller),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一位因为发明体外培养小儿麻痹症病毒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名人。这次巧遇诺贝尔奖获得者,让我亲身体验到什么是平等,没有架子了。
25年前网络还不发达,能阅读的中文媒体只有由某一人从网上打印下来,然后大家传着看的《华夏文摘》及25分钱在路边自动售货机上购买的《世界日报》。
到了1994年的某一天,几位做研究的校友又聚在一起,那时候大家多是租一间卧室,外面能捡到一二张椅子就可以坐坐,椅子不够时大家就坐在地板或地毯上。突然间,一朋友说,考Board是一个出路。我当时听懵了, 这Board是啥?别笑俺傻哈,真不知道,那时没微信,信息不灵,考的人也不多。朋友严肃地说,考试通过后可以做住院医生,然后在美国可做临床医生了,他们还说知道有人考过了。
刚听说后还没把这当回事,因为自己也没信心也没有打算。那时医学院毕业都八年了,八年间没做临床;又沒有绿卡;那哈佛老板们都是工作狂,哪有时间看书?最后,即使能做临床,我那英文可以吗?在实验室马马乎乎地对付还可以,真正人与人不停地交谈,能行吗?总之,此时此刻,在美国做临床医生对我来说仍属遥不可及,却又似乎美轮美奂的海市蜃楼。
转眼到了1995年中,家里添丁了,老大出生了,在那一刻立马感到无产阶级最困难时候到了,不用说原因了,就是入不敷出的意思。这时真开始感到不能再这样无产阶级下去了,养家糊口是男人基本上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吧,再如此下去,家将不家了。
在哈佛医学院各实验室里,多半都是医学院的毕业生。这里的中国人也很多,大家开始交流谈论考Board了(USMLE, 美国医生执照考试,即做住院医生的资格考试)。一些成功例子常常会激励自己,一些失败例子也让人裹足不前。当时医院里有一俄罗斯人,在故国是外科医生,据说刀开的很好,当时50岁了,考了N次都未能通过第一步(Step1)。
有位中国朋友,当时已是40出头了, 以前一般情况下,都不怎么读书, 视力一直保持在2.0,从未戴过眼镜, 平常爱玩, 很爱溜冰, 溜得极好。为了考试, 开始啃书本了, 他说, 通过看书, 把过去医学院没搞懂的东西全弄懂了。 更有趣的是, 一路复习下来, 在40余岁时得了近视,生平第一次戴上了近视眼镜,他老婆说他开始显示出知识分子的气质了。 这老兄最后进了麻醉住院医计划,他成了我的榜样。
因为穷则思变,也因为向往更好的未来,也因为听到一些中国人成功的消息,终于在1995年底,在家里领导的支持下,决定要试一试了,感觉是无产阶级只有先解放自己,最后才能解放全人类。
心动不如行动,没有钱得悠着点。先去哈佛-MIT-Coop 书店买了一本新书“《First Aid》", 然后照着书中建议,按图索骥准备买复习用书。从哈佛医学院学生宿舍里的广告牌上看到有人要卖二手Step1 的复习书(那时真是囊中羞涩),于是约好,开车去波士顿对面的剑桥一口气买了六本二手复习书。
书买了,时间却不知去那儿了。白天得干活,要知道,哈佛老板都是工作狂(重要事说三遍),他们也指望下面的打工仔也是工作狂。平常一般要到六点以后才能下班,偶尔中途有空时,就去医院图书馆看20至30分钟的书,晚上则去哈佛医学院图书馆看两个小时书。周末尽量多看书。那时很少有人上考试复习班,多半都是自学。看起书来是较为吃力的,有时觉得呼吸都跟不上气,这样坚持了半年就稀里糊涂地考了第一步,跌跌撞撞地过关了。
这时已经到了1996年。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了,第一步考完后,紧接着是要准备第二步(Step2)考试。
自从1992年到美国后,除了周末及法定假日,还真是没有休过假。在实验室,图书馆及家里这三点之间又苦苦地熬了半年,又跌跌撞撞地通过了第二步(Step2)考试,接着是英语考试。英文考试是最容易通过的。我那时还不需要考第三步(Step3) 临床技能考试, 似乎以后是要考第三步的。
在准备Step2时,也开始准备申请住院医生Match 所需要的信息及文件。那时没有在线申请,各种文件,证明都要寄到各个Program去。这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包括要从母校要成绩单,文凭,USMLE 第一步,第二步及英语成绩,推荐信,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
这些过程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锻炼。对于一个中国医学院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即住院医生训练Program 是成为执业医生的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美国,医学教育包括4年大学(college undergraduate, 或医学预科,Pre-Med, Bachelor), 4年医学院(Medical school, Doctorate of Medicine)及3-7年不等的住院医生培训(属于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训练完成后也会发一个备案的正式文凭)。如果要做专科或亚专科,那还得花一至三年做临床Fellowship 。
申请送出后,有一种短暂的如释重负,那时能做的就是等待并祈求上天,不久能收到一些面试的通知。
1996年下半年,陆续有些面试通知来了。面试前,买了一本指导如何进行住院医生面试的书,书名已经记不清了。有空也常常与周围面临同样面试的中国人互相交流经验。慢慢知道面试的一些诀窍。面试无小事,从着装,整齐的发型,到敲门,握手,打招呼,握手,入座,眼神,到准备回答问题,问问题都得进行充分的准备,控制好回答的时间,表情,对面试医生的临床兴趣,对医院的强项等等都是准备内容的一部分。为了面试,信用卡估计用了不少,专门买了两套西装,几件衬衫,皮鞋及领带——整个像上了一层楼似的。
我们这些外国医学毕业生是要与美国本土的医学院毕业生来竞争的,我们的缺点是语言及文化,那时年龄也许是一些中国考生的缺点,还有就是缺乏美国医院的轮转的经历。为了补缺,专门在工作的医院申请了推病人的志愿者,做了一两个月,下班后晚上去干一个小时。但我们也有优势,那就是成熟,能吃苦耐劳,社会经验丰富,有较强的推荐信。
随后数月里,陆续地有幸获得了近20余个面试邀请,除了一两个最后觉得没必要去外,几乎那段时间不是开车就是在全美飞来飞去。
记得有一次去Burlington, Vermont, 头天开车去,住一晚,第二天面试(一般半天到一整天,见几个faculty, 与住院医吃午饭,参观医院及科室等),晚餐后,连夜开车赶回波士顿,在新罕布什尔州高速上被警察叫停,当时只开到76迈,被罚超速驾驶,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抑郁了,一般情况下76迈是不会被叫停的,也许警察当天的仼务没有完成。
还有一次面试是去UVA, 那是一个偏远的大学村,转了几趟飞机,最后乘了一架几人座的小得不得了的螺旋桨飞机,那种飞机现在都不敢坐了。
还有一次,面试回来坐的一架西南航空飞机,在降落时,怎么样也落不了地,最后告知,我们飞机起落架不能打开,正在试着机上修复,你说这还不吓坏了乘客的胆吗?谢天谢地,飞机最后终于着地了,乘客均热烈地鼓掌叫好,不叫好行吗?
最不能忘记的是在达拉斯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面试。那位面试我的医生非常冷淡,口气十分傲慢,似乎开始就意味着结束,整个面试中,他把转椅转了一个180度,面对窗外,屁股朝着我,第一个问题不是问我本人信息,而是开启一个神经内科病例,这真是一个罕见的面试,可能是唯一的有屈辱感的面试。当然最后在呈交我喜欢的住院医programs列表上,自然也没有写上这个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