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北京灯市口附近。胡同深处一座略显落旧的院子里,纪坡民正在备茶。
纪坡民,历史学法律学专家,纪登奎之长子(纪登奎1969~1980年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1988年病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管理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除了记者,还有友人前来拜访,纪坡民置好桌椅茶水,招呼大家随意落座。院内植有芙蓉树、石榴树和爬山虎,静谧闲适。
华国锋月薪200多块
纪坡民的居所装修质朴,看起来非常普通,但这宅子却有着不寻常的历史。
“1970年底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这个院子一直是华国锋的家。他当上国家主席后才搬走。”纪坡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纪登奎辞去职务前夕,中央发文件限制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当时纪登奎住在西单附近的一座两层西式洋房里。“我爸听到这个文件,就主动提出不在那住了。”纪坡民说。
1980年,纪登奎家即搬至现在的院子。“爸妈和弟弟,还有我二妹的一个孩子住这。那时我在河南,我大妹妹在江苏,小妹妹在单位。一直到1988年我爸去世,一直是住在这里。”纪坡民说,“原来四个院子是一个单元,当时华国锋住了三个院子,我们现在住的是其中一个院,其他两个院子后来改为宾馆了”。
提起父亲刚到北京工作时,纪坡民说住房的租金曾让母亲大发火气。“我爸刚来,中央后勤干部告诉我爸说一月房子租金150元。我妈脾气大,说我们一共才一百六七十块钱的工资,交了房租还怎么吃饭。吵了一架,后来改成30元。就是这房子。”
纪坡民回忆,“华国锋刚到北京时,老老实实地交了150块钱房租”。“华国锋的工资级别和我爸差不多,属于9级干部。”纪坡民说,“父亲当时定级工资是
200多块,母亲是13级,工资一百六七十块,“我爸1988年去世时工资375元。抚恤金为10个月工资,家里落了3750元,我领回来的。回来我说,买个大立柜吧。到现在还是没买,都是50年代的家具。”
毛泽东带头降工资
纪坡民透露,1954年干部定工资后没再涨过,之后甚至还发生了“减薪”的插曲。据史料记载,当时中国实行24级干部工资制。
后来,毛泽东又提出“降薪”建议。在这一建议的影响下,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
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工资由此降为“每月人民币404.8元”。
这样的工资标准曾让一些家庭负担重的干部感到生活费用“吃紧”。纪坡民提起一位曾参与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人员,“在首长身边也是干过大事的,当时他工资
56块钱,家里老婆加两个孩子。在大会堂里面工作,每天要交8毛钱的伙食费,一个月24块钱,再抽点烟,给家里顶多交15块钱。1980年代他跟我爸说起来时,我爸惊讶地说,哎,闹得你这么困难,你也不说提,要知道当时把伙食费给你调低一点就好了。”
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刘少奇家里七八个孩子,四百多块钱的工资,王光美参加工作的资历比较浅,比我妈还差十来年,我妈才一百多块钱,她的工资肯定也不多。”纪坡民说,“朱德是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紧巴。”
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
纪坡民说,“有个中组部的工作人员跟我讲,有一回我爸和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忙到夜里一点多了,李先念说,还得说一会儿,给大家提提神,每人一杯咖啡。30个人,一杯四毛,这12块钱是从李先念的工资里扣的。”
“李先念工资高一些,四百多块,他敢这么干。”纪坡民说,“我爸从来不敢张这种嘴,他扣不起,一月工资二百多块钱,这么个扣法,家里回头没法吃饭了。
当然,严苛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是有许多和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虽然纪登奎家里的伙食费均要用工资承担,不过买菜渠道与一般人不同。“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纪坡民说。
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但这种特供仅限国家领导人,省委书记就没有。当时的河南第一省委刘建勋家里是自己雇的保姆,自己上街买菜。”
在安全保卫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级别也比较特殊。“政治局委员家里住一个警卫班,我们家是这种情况;常委和副主席以上的家里面是一个警卫排,像小平那时候的家里。”纪坡民说,家里的秘书、警卫员、司机、锅炉工、炊事员等也都不需要自家出钱雇,是公家派遣。
家电由国家配给
“粮票之类跟普通人一样,当时中国只有火车餐车上不用粮票,中南海里面也要粮票。”纪坡民回忆,“后来中央对高级干部有了些照顾,开小灶。可能是1962年的时候,我爸妈跟我们不在一块吃饭了,这是困难时期后期,前期是在大食堂吃饭。”
关于服装,在军队任职的免费发军装,出国的国家发置装费,其他的都是一样。“公家出600块钱,在指定的店里做。”纪坡民说,“我爸爸没有西装,有一套中山装,只出了一次国,是去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出访时给他做了一身衣服。”
纪登奎刚来北京时,国家给配了电冰箱;1971年纪坡民回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黑白电视,1974年换了彩色电视,也是国家配的;1975年,中央统一给领导人的办公室配备了空调。“那之前,所有办公地方没有空调。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都是拿着芭蕉扇。”纪坡民说。
除了国家配备的,纪坡民回忆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电器,收音机没有,自行车没有,有1950年代买的缝纫机,已经坏了,“我们家也不全是没有钱,我妈是出名的土八路,不是会过日子的人,他们不讲究吃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