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张浩
公安人员例行对出城的出租车进行登记检查，无意中发现乘客李桂勇携有大量的旧药盒，引起了公安人员的警觉。顺藤摸瓜，竟牵出一个涉及全国29个省的假药生产大案，近1800名犯罪嫌疑人同时落网。2011年12月23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将犯罪嫌疑人李桂勇批准逮捕，同时以同一罪名被批捕的还有其父亲李廷顺等5名家族成员。卖给他们药盒子的义乌市某医院保洁员王某也在同日以相同罪名被义乌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昂贵药包装盒价格不菲
2011年7月20日晚上，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出租车管理站的公安人员在例行出城检查时发现，一名乘客携带大量回收的处方药药盒、说明书和防伪标签，并且全是进口和国产抗肿瘤的昂贵药。这么多旧药盒用来做什么?无意中的发现引起了警方的警觉。经进一步调查，公安人员发现这批药盒全是用来制作假药的，且全部购自于义乌一家医院的保洁员王某处。这一信息引起警方高度重视，上报公安部后，迅速组成办案组远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通过对资金、物流、信息流等信息的调查，查出了涉及全国29个省的347条制售假药线索。同年11月17日，公安部统一指挥的抓捕行动打响，随之一条庞大的地下假药生产链被摧毁，包括王某、李桂勇等近1800名犯罪嫌疑人同时落网。
据李桂勇交代，2009年11月，在杭州打工的父亲李廷顺把他从安徽老家叫到了杭州，让他开始熟悉专门收购旧药盒的业务。起先李桂勇由父亲带着，到杭州各大医院收购药品的整套包装盒，包括外包装、说明书、瓶子和盖子等。一段时间后，李桂勇对药盒回收的流程和模式了解后，李廷顺便派他专门到金华、义乌、宁波等地，从各大肿瘤医院的保洁员、保安及废品回收员手中大量收购医院给病人使用过的具有正品防伪标签的整套药盒。
“这些药盒一般收购的价格在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具体看药品的实际价格，一般卖到几万元的抗肿瘤药的药盒少说也要几百元，高的甚至上千元。”李桂勇说，他收购来的药盒都发货给李廷顺，后面怎么操作，都是由李廷顺和北京、上海等地的上家联系出售的，“但我知道，这些旧药盒人家收了去，是用来装假药的，而且利润比我们收药盒要高得多。”
从2009年11月开始从事收购药盒活动，到2011年7月在义乌发生“意外”时，李桂勇的“业务”已经相当熟练了。由于被警方发现，2011年7月底，李桂勇暂时停止了在金华、义乌一带的收购旧药盒活动，回到安徽老家避风头。
家族式犯罪团伙被端
自从李桂勇带着一大堆药盒子在义乌被发现后，警方并没有直接把他抓获归案，而是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顺藤摸瓜。经过深入调查，警方掌握了关键证据。2011年11月17日，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以李廷顺为主的家族式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
今年50岁的李廷顺是安徽人，几年前带着大儿子等人来到杭州打工，先是在杭州的汽车东站、九堡、乔司等附近的农村以养猪为生。2009年下半年，李廷顺在网上看到一则收购旧药盒的信息，认为是个发财捷径。于是，他根据对方留下的电话，和对方接头见面。此后，李廷顺就开始专职从事收购药品的外包装盒工作，他根据上家的要求，主要收购一些进口抗肿瘤和消炎类药品的外包装盒，转手加价后卖到上海和北京等地。李廷顺的下家主要是医院的保洁员和在医院收废纸板的人。
李廷顺等人和下家联系上后，一般会根据上家的要求打电话给下家，要求对方收购全新没有破损的药盒，等对方收购到一定数量后，李廷顺等人会主动上门交易。拿到货后，李廷顺一家会在短时间内把收购来的药盒按照名称、规格、批次进行整理，附上货品清单，通过物流、大巴等发给上家。
作为家长，李廷顺自然是这个家族式犯罪团伙的“核心人物”，自从做起这门生意后，他先后拉上了三个儿子李卫甲、李桂勇、李习习，还有其弟弟李长峰、表弟夏晓光一起干，并进行了明确分工。长子李卫甲负责开车收货和送货，二儿子李桂勇负责到义乌等地拓展业务，三儿子李习习负责将收购来的药盒发往北京、上海等地的上家。李长峰则在上海帮助李廷顺收货后转手给上海的上家。夏晓光负责在江苏等地的医院收购药盒。
李廷顺一家的上家究竟还有多少上家，这些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下家，这些人才是他们的“财神”。义乌某医院的保洁员王某就是他们的“财神”之一。经查，王某在2009年11月结识了收购废旧药品包装盒的李桂勇后，在明知医院禁止将旧药盒销售给他人的情况下，王某还是按照李桂勇的要求，利用工作之便收集各种处方药包装盒和说明书等材料，并存到一定的数量后，叫李桂勇过来收购。
从2009年11月到2011年7月，王某多次将自己收集的废旧药盒卖给李桂勇，每次几百个，获利少则一两百元，多则五六百元。
检察官:医院内部人员管理不善暴露医院体制隐患
以李廷顺为主的家族式犯罪团伙在2011年11月17日公安部的统一行动中被摧毁。当天，李廷顺等6人在余杭区南苑街道一社区的出租房中清点收购来的“战利品”时，全部被警方抓获。在现场，警方查获了大量进口药品包装材料，这些都是正准备发往北京上家的药盒。同一天，王某也在义乌被当地警方抓获。到案后，李廷顺等人均承认回收的高档进口药品包装材料是卖给上家用来制造假药的。
另据了解，在公安部“11·17”案件中落网的犯罪嫌疑人中涉嫌买卖药盒子的还不止李氏家族和王某。记者了解到，2011年12月23日，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也以生产、销售假药罪批准逮捕了3名浙江某医院保洁员。这3人涉嫌犯罪的路径与义乌某医院保洁员王某基本一致。经检察机关初步查明，张某、胡某、吴某受利益驱动，在明知对方系假药贩子的情况下，利用担任浙江某医院病房保洁员的工作便利，多次将医院需要定向回收的医疗垃圾(包括医院用弃的用于肿瘤治疗的“万柯”、“善维达”等药品的外包装盒、说明书、药瓶和药瓶盖等)取出，私下高价卖给王某(另一专收药盒的犯罪嫌疑人，另案处理)，从中获利数千元。这些药盒子最终也被用于制造假药，严重危害了人体健康。
小小药盒无疑是这起全国特大假药案利益链上的关键一环。在审查批捕李廷顺等人的案件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分析，药盒虽小，但折射出诸多问题。既有李廷顺等人法律意识淡薄受暴利诱惑的因素存在，同时也暴露出各大医院缺乏严格药品包装盒回收、保管、处置制度。
检察官认为，正是因为各大医院对于药品包装盒的回收、保管、处置制度不健全，才致使药品包装盒通过非正常途径流入市场，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犯罪分子通过医院的保洁人员之手，收购医院废弃的药品包装盒，并把这些包装盒卖给制售假药的药贩子，再由药贩子制成假药卖给真正需要药物救命的患者，这样不仅会给患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会给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造成极大隐患，社会危害性极大。
因此，检察官建议，医院应对药品包装盒建立严格的登记、回收、保管、处置制度，指派专人负责并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以硬性制度来约束药品包装盒的正常流转。另外，医院还可以以宣传册的形式告知内部医护、护工、保洁、保安等人员私自回收药品包装盒的危害性及违法性，双管齐下，不断减少并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
“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国药品安全监督机制的缺乏，使得药品在生产、销售、使用等方面漏洞百出，给制售假药者以巨大的利益空间，从而也使得废弃的小小药盒大有市场。”办案检察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