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倡科学发展 薄熙来疑敏感时期转向
文章来源: 多维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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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nfo] 高调倡科学发展 薄熙来疑敏感时期转向
“王立军事件”的发生和发酵，显然对主政重庆的薄熙来有所触动。就在外面传言北京定调王立军有“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时节，重庆官方《重庆日报》2月13日高调报道，薄熙来12日主持召开重庆市委常委会，指出要以“更大勇气推动改革，促进重庆科学发展”。这在以往薄熙来对于重庆发展模式的表述上颇为少见。
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表示，王立军去美国总领事馆是“孤立事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且是相当顺利地解决。”但“王立军事件”显然还是给了薄熙来一通“当头棒喝”。外间对于事件的关注延展到了他的仕途——中共十八大能否进入政治局常委——的猜测，必然是其不得不关注和忧心的。
2007年，由商务部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在山城重庆开始“苦心经营”他的事业。从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唱红打黑”，到坚持民生导向、共富发展之路出台“民生十条”和“共富十二条”，再到将目光转向民主法治打出“民主法制”牌，可谓是“步步为营，招招占先”。薄熙来的在重庆一系列的动作，也给他涂染上了“左”的色彩，虽多次表述不怕“说三道四”，然古语有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此次“王立军事件”的发生，想必对力推“读经典”的薄熙来有很大的触动。
就在2月8日至9日，率领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在云南交流考察时，薄熙来就说，这些年，重庆坚持民生导向、共富发展之路，出台了“民生十条”和“共富十二条”，通过缩差共富，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推动科学发展。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对于“科学发展”的表述，但未引起关注。而在随后，13日的《重庆日报》以《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为题，在头版头条报道薄熙来主持召开的重庆市委常委会议，被认为薄熙来大有“转向”之意。
《重庆日报》14日头条刊登薄熙来主持市委常委会
据报道，当天的会议强调，改革开放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向改革开放要效益。要根据实际情况，围绕具体问题，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更大的勇气推动改革创新。还要头脑冷静，高度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把方案想得更周到，并在推动过程中，科学试点，稳步推进。要及时总结经验，搞好宣传推广，同时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促进重庆的科学发展。
有分析人士指出，薄熙来在这个极度敏感的时候主持召开重庆常委会，如此一反常态高调地提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这个主题，这说明“王立军事件”的影响已然波及薄熙来，其政治命运不容乐观。甚至有观点认为，不排除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前被调往全国人大或政协挂名副职的可能。
在过去几天，外界普遍认为薄熙来力图利用宣传攻势显示其没受王立军事件的影响。2月8日、9日连续两天在头版刊登薄熙来的题词。8日刊登的薄熙来题词称，面对鲁迅铜像想到他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希望宣传工作要坚持真理，无所畏惧。9日刊登的题词“守护好两江碧水，为子孙后代负责”……
而由2月2日重庆官方宣布王立军去职公安局长开始，到2月6日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滞留一晚，再到重庆市官方宣布了王立军“休假式治疗”以及中共外交部称是“孤立事件”顺利解决……这一场在现实中上演的“好莱坞式”大片显然仍未结束，而薄熙来必然是剧情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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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王立军 考验着中国官僚机器
王立军未来的命运成为当下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聚集的焦点。他“罪不至死”占据了民间的主流声音。众多分析人士不约而同地指出，他是中国官僚体系的“异数”，但这样稀缺的“异数”终究太少。而中国这部世界最大的政治机器，会不问青红皂白地用自己特有的惯性，将这样的“异数”碾于身下。
新华社用44个字确认了王立军曾滞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事实，透过这部共产党宣传机器“吝啬”的几个字不难读出王立军目前面临的境况。一是以外交部名义表态，意在回应美国国务院之前的说法，肯定确有其事，但王立军现仍是“副市长”；二是“滞留”并非公务，有问题是肯定的，但没有用传言中的“叛逃”等字眼，说明该事件尚未定性；第三，有关“部门”，而不是“地方”正在调查，表明王已经不在重庆；第四，未提所谓的“休假性治疗”，王的“精神和病情”有待进一步确定，可能否定了重庆的说法。
王立军是国家机器树立起的仍活着的“一级英雄模范”，中共此前确实没有处理该类事件的经验可借鉴，这无疑相当考验中共的政治智慧。遵行以往对“问题干部”的处理手法，首先是调查王立军究竟为何去美国领事馆“滞留”，在领事馆期间究竟做了说了什么，这些是外界最想知道的“秘密”；接着就会进入最为考验政治技巧的对王所犯错误级别的鉴定和定性，这直接关系到王立军的命运甚至生死。但无论中共如何“处置”王立军，民间大都会以一种同情的姿态认定他是“流血流汗又流泪”的好警察、好官吏，毕竟他一直是为百姓、为这个社会和这部国家机器做了太多的事……可能其中有一步走得很糟，但论功过是非，王立军仍是一名“英雄”。
“真实的英雄”
不为人注意的是，王立军是蒙古族人，蒙文名字叫“乌恩•巴特尔”，在蒙语中乌恩意为“真实”，巴特尔是“英雄”。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和平年代，官场纷杂又固守成规的矛盾制度下，能被称为“英雄”已实属罕见，但王立军的确是这么一位有血有肉、个性鲜明又被民众所津津乐道的“英雄”式人物。
墨守成规成不了英雄，更多的是体系下的寄生虫。王立军之所以能成为英雄，就因为他不是平平庸庸、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警察。他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那个人，他把刀口对准的不仅是黑社会，还有自己所属的司法领域，这无疑是向自己“插刀”。他会毫不留情面地“打击”部下，乃至对自己管辖的公安队伍进行清洗，这让还在跟他一起办案的警察们咬牙切齿。他以“打黑”成名，只要涉黑，连自己的老上级都不放过，忘恩负义的恶名也没让他少背……
王立军被很多人认为是这个时代的“酷吏”，他的确也符合历史上对酷吏的诠释，比如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既然是酷吏，肯定不会受欢迎，特别是同朝为官的僚属们对其恨得是牙根痒痒；酷吏“能干”，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政绩因此大都相当突出，清廉度也很高……历史评论家还总结道，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但最终结局却大多很凄惨……
王立军是否该被扣上“酷吏”这顶帽子，与记者接触的中国观察人士们大都不同意这么看待他。
从各种详尽材料和他本人经历可以看出，“彪子”王立军应归类于技术阁僚，而不是一名政治官员。王立军无论是在辽宁还是重庆，作为公安局长的他都能很快地把工作开展起来。“打黑”只是他的标志，公安专业的很多技术学科他都是佼佼者，比如现场心理学、刑事侦查学、法医学、法学等等；同时，他是很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被世界闻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力邀加入他创办的研究所，成为特聘的专家、教授。
除此，王立军对待工作真的是很“玩命”。他旺盛的精力几乎让每一个跟他工作的同僚大呼痛苦。王立军在中国警界和犯罪分子、黑道人物打交道20多年，获奖、树敌无数，公开的报道称他全身上下大小伤有20多处；他曾经亲自上阵同黑社会头目、辽宁省前拳击冠军格斗并将其生擒；他在办公室被炸身负重伤；一次中枪昏迷长达二十余日。
古时的“酷吏”，其生存的背景往往跟政治气候密切相关。王立军则不然，他炫目的光环不是靠包装和炒作渲染出来的。如果他继续“服服贴贴”跟着薄熙来唱红打黑，很有可能跟着成功“入常”的薄熙来到中央，主管全国的公安工作。但是，彪呼呼的王立军选择了“不再被嚼”，更是很不“政治”地跑到美国领事馆“滞留”超过24小时。
体制的悲剧
长期以来，中共被称为是最善于树立时代“代言人”的政党，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等，一个个无比光辉的形象被树立了起来，并通过塑造这些英雄人物影响了不同时代的很多人。王立军更是如此，他在中共官僚机器下几乎囊括了所有“奖项”，他荣立一等功六次、二等功十余次，先后被授予公安部一级英模、二级英模（两次）、全国英雄模范、特等劳动模范、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先进工作者……被中国各大官媒或机构评选为各色各样的“十大人物”、“中国正义人物”等等。他还是中共“十四大”、“十六大”全国人民的代表。
但他终究还不能和雷锋、王进喜们并列站在中共光荣榜的神坛上。因为王立军还“活着”，只有死去的英雄们才能永远矗立在神坛之上。当这么一位“活着”的英雄人物犯了匪夷所思的错误时，执政者们其实是最为尴尬的——如果他的错误罪大恶极，通敌卖国，一定要罪该至死吗？如果他真的是长期过度紧张疲劳，在所谓抑郁病发作时做出了“幼稚”的事情，那执政者如何解释和如何体现应有的人文关怀？如果是他真的被动陷入因政治引发的巨大险境，为求自保迫不得已走入美国领事馆，难道真的要让英雄独自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吗？对这样一位人物的处理，既不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面，更不能让民众大跌眼镜指责执政者们的种种不义。
无论中共当局如何处理“王立军事件”，它揭示出的更深层次与更尴尬的问题是，中国这部年久失修的机器似乎出了问题。这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变的机器，被中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官吏制度等不断地向前推动，已带领中国碾压了一切牛鬼蛇神、碾平了一条走向康庄大道的改革开放之路……而如今，这部机器已经开始让中国的普通民众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感。
王立军的一句“我就是当官的嘴里一块口香糖”让民间感叹不已。其实王立军所说的“口香糖”并不是针对某个级别更高的官员，而是对中国官场制度的无奈，对国家这台机器的无所适从。因为他不知道会被这部机器带向何方，结局又如何？
对于王立军如此，何况于普通百姓呢！最近一直被海内外所热炒的“中国政改”话题，无论是从政治体制本身改革，还是行政体制改造，中共这部超大型的官僚机器都要顺应时代作出变革的选择。时代需要一个现代的、更充满人文的、更为透明的机器，过去那种传统、封闭、僵化的运转模式还能继续带领中国前进吗？王立军事件的出现，尴尬的同时无疑提供了检验这部机器自我修复能力的机会。
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下，其实官员的生存也是相当艰难的——是成为贪官、庸官，还是做酷吏、能臣，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所不能决定的。中共管理层应该认真考虑对“乌恩•巴特尔”这样技术型官吏的人文关怀，这区别于所谓的“官官相护”。管理层要敢于承担起历史和制度遗留下来的责任。或许王立军真的在极端情况下做了一些不该干的事，只要没有触犯大的原则和涉嫌贪腐，都应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优良传统。或许可以安排他在能发挥技术能量的岗位，而不再错放于一些位置和一些人的身边，卷入过多的所谓政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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