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赤脚医生”的称呼已成历史，但赤脚医生却随着政策的变更以及年老体衰，深陷生存困境。没出路，不敢散伙，只能终日空守，但上门求医的村民越来越少，政府解决养老问题的政策也迟迟未见。
没社保、没医保、执业空间越来越窄，养老问题没着落，杏坛97个赤脚医生奔波数年未获解决
马宁卫生站医生陈伦初在药房取药。
麦村卫生站，医生苏瑞红在帮病人看病。
晚上11点，麦村卫生站还有在等待就医的人。卫生站4个医生都是赤脚医生，他们24小时轮班工作，而有正式编制医生的卫生所则晚上不营业。
“每次开完会，兄弟们都会很火大，社保、医保、养老一样都无。”2月23日，又是杏坛镇乡医卫业会每月一次会议的日子，会议结束后，副理事长陈伦初摇着头说。
他口中的兄弟，是一群乡村赤脚医生。他们曾是村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救命恩人，如今却都成了上了年纪的“”闲人“，曾经门庭若市的卫生站，也已变成昏暗破旧的老房子。
杏坛镇卫业会是由赤脚医生组成的协会，每个月23日，都会组织各个卫生站的负责人开会，有时请老师讲课，充电。现在杏坛有30多个卫生站，10年前有100多家，基本上都没有参加合作医疗。镇内原有的108个赤脚医生，随着年纪增长部分人已经过世，现仍健在的有97个。
“赤脚医生”的称呼已成历史，但赤脚医生却随着政策的变更以及年老体衰，深陷生存困境。
顺德杏坛97名赤脚医生正面临这样的窘况：没出路，不敢散伙，只能终日空守，但上门求医的村民越来越少，政府解决养老问题的政策也迟迟未见。
寂寞的麦村卫生站
现在的麦村卫生站只剩4个医生，24小时轮班不休息，相对于医生的数量，由于没被纳入医保，来这里看病的病人已经少之又少。
2010年11月，杏坛麦村卫生站。泛黄的招牌，发霉的账单，和尘埃一起挂在墙上的卫生站营业执照，这些还不是卫生站里最为古老的物品。走进卫生站，一阵浓烈的混杂着各种药味的气息扑鼻而来，主诊的医生在问诊的时候，还偶尔扯上一两句家常。旁边的凳上摆着一个水烟筒，带孙子来看病的爷爷，还不忘抽上一两口。
药房里有4个柜子，以浅绿色为主色调，药品摆放得很整齐；另外两个有些凌乱，放着不少报纸，账单。那张盛放药柜子的灰黑色木桌，被摩擦得光滑油亮，见证着这里的悠长岁月。挂在墙上的那个时钟，是屋里最年轻的东西。
注射室内的洗手盘，电风扇，都与粉墙一样，斑斑点点。浅绿色的摆放药物的桌子，四条支柱已发黄。木凳靠背深深刻着“卫生”二字，“这些桌子、凳子都是以前公社、生产队给我们造的。”具体时间，这些乡村医生也记不得了。
现在的麦村卫生站只剩4个医生，3女一男，年龄也都大了。男的是负责人，年纪最轻，入行最晚。
过去的卫生站，由村委会负责提供卫生站的场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个体承包制。“所有药品、器械、建设费、管理费由我们自己负责。以前都是免费看病的，现在要收群众的钱，群众不习惯了，我们收入也就少了。”赤脚医生们抱怨着。
近年来，政府规定只有医院基本门诊医疗能报销，卫生站由于条件所限，并未纳入合作医疗范畴。不能报销，来的人自然就少了。“不能吊针，不能出中药，不能接生，外伤要送到医院，慢慢来的人就少了。”59岁的赤脚医生苏瑞红说，村委会要她们交场地使用费，为了回本，即使没有病人，她们也会天天守着。
百余米外是麦村卫生所。卫生所被纳入杏坛医院基本门诊合作医疗机构，虽然开门时间很短，但那里有电脑，纳入了合作医疗，看病可以报销。2007年，顺德普及基本门诊合作医疗后，赤脚医生的境况更加凄凉。据称，2010年中的几个月，麦村的赤脚医生没有发出工资，有工资的几个月，每人也只发了几百块钱。
“坐得屁股都疼了，也挣不到几个钱。如果凑不够一年5000元的场地费，这一年又白干了。”这种窘状已经持续多年。但他们对自己的医术却又很自豪，“我们现在看一个重感冒，总共就15元左右。极少有看不好的，甚至有些在大医院怎么都看不好的，回到我们这里搞定了。”
在这种对比之下，对于一直没有明确的身份，没有加入社保，卫生站也不能加入合作门诊机构，这些赤脚医生觉得很不公平。
赤医中的蛇医圣手
相比之下，虽然同样被政策限制，同样是赤脚医生的蛇医陈伦初的情况则相对较好。
相比之下，虽然同样被政策限制，赤脚医生陈伦初的马宁卫生站情况则相对较好。
一座小铁板桥横跨小涌，卫生站就在桥的那头。入门处有个小天井，门楣上贴了张写着“祝君健康”的红纸，左侧墙上挂一块大黑板，板上是“卫生知识宣传栏”，小天井右侧是陈伦初的起居室，隔成了客厅和卧室。
至2012年，陈伦初已入行44年，他医治蛇伤很有一手，颇有名气。广州等外地都有慕名而来的患者，陈伦初一个月的接诊量在10到20人左右，多以毒蛇咬伤和伤寒大热症的患者为主，患者中顺德本地人和外地人各半，一年下来，超过200人。
会诊室有30平方米，隔成诊疗室、大厅、中西药房三个部分。大厅靠近诊疗室一角摆放了一套木箱音响，晚上马东的村民会来跳舞。
一张桌子被摆在入门的右侧。桌子上放置了看诊时常用的器物：一个算盘，一份门诊日志，一个放有血压计的白色长铁盒。桌旁墙上，挂有一份《杏坛镇乡村医生门诊医疗常用药品目录》，另有一个听诊器，由于使用年月已久，橡胶已经发黄，铁已锈损。
马宁卫生站所在物业属于马宁村委会，是个鱼苗场旧址。7年前，村委会给他做卫生站之用，陈伦初花了8万多元重新修葺，“村委会不收我的租金，但将来要是不再营业了，就得无条件把物业交还给村委会。”
这是陈伦初的第五个“窦口”，在粤语中，“窦口”有谋生地盘的意思。在大厅的墙上有个玻璃橱窗，里面放置了不少证书和牌匾，来头最大的一块，是1993年获得了国家卫生部、中国农村卫生协会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与大多数默默无名的赤医相比，陈伦初是幸运的。40年来，他坚持免费为贫困群众治病送医送药，还带头募集了近200万元善款，用于马宁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他在1993年获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在1996年更被评为顺德市第一届文明市民，其后也当选顺德好人。
2011年11月18日，陈伦初很忙，凌晨2点接诊了一位被毒蛇咬伤的重患，治疗到早上5点多，才躺到床上算眯个眼，电话又响起来了———一个龙江人被蛇咬伤，正被送过来。
下午接近4点时，有个姓苏的小伙子开着摩托车来到。他住在附近的南华村，听了朋友介绍专程过来。他前几天有些感冒发烧，退烧后咳嗽不止。陈伦初给他号脉，看舌苔，细问情况，开药，并叮嘱要复诊，如果加剧，得到大医院去。小伙子是第一次来，对陈伦初有好印象，“病人都希望被重视，陈医生做到了。”
陈伦初说，忙碌只是偶然，大多时候，他会喝茶看报过一天。如果没有接到接诊电话，他一般早上8点钟才从家里过来，中午还回家吃趟午饭，傍晚6点半回家，看完珠江台的《今日关注》才又出来。
收入如何？陈伦初的说法比较含糊。他说，好的时候有2000元。他解释，这与卫生站不能打点滴有关。卫生所、卫生站，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卫生所，代表医生是由镇医院派下来的；卫生站，则是乡医，也就是赤脚医生。
陈伦初的执业许可证还没到期，但他表示自己不会再去考，“我跟卫生局说过，你要我去考试，我绝对不去。”说这话时，陈伦初有一种自傲，他说，一个刚从医学院出来的学生，他参加考试肯定过，但实际行医，就肯定考不过我。
根正苗红当赤医
入行稍晚，走专业化路线，这是其他赤医觉得陈伦初目优于他们的原因。不过，对于赤脚医生来说，昔日的辉煌才是最难以忘记的。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为应对缺医少药的现状，在国家的号召下，赤脚医生（即乡村医生）应运而生。那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且根正苗红的青年被挑选出来，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1968年，当时年仅15岁的苏瑞红因家中兄弟姐妹多，家庭困难，个人政治表现好，属于“根正苗红”的代表，被推荐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
“必须经过贫下中农代表、学生代表、领导三结合组推荐选拔，才能被选上。”苏瑞红说，在杏坛医院培训半年后，她进入麦村赤脚医生站工作。1975年，她又通过考试到了佛山卫校参加复训。回到村里后，她才正式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当时学校曾让我进去做老师，考虑到赤脚医生为全乡的人民服务，要顾全大局，我还是选择了当赤医。”苏瑞红回忆说。
大约7公里外，杏坛马宁卫生站。现年65岁的陈伦初的入行经历与大多同乡类似：中学毕业，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头脑也灵活。
学医之前，陈伦初在马宁村委会当出纳，马东一带多种植甘蔗，“甘蔗地里多蛇虫鼠蚁，每年都很有很多人被毒蛇咬伤，1972年，大队决定送我去学医，好救治那些被咬的人，我就入了行。”
在那个年代，卫生医疗防疫工作共设有三级医疗网（村，镇医院，县医院），赤脚医生处于最低一级，主要负责村里的防疫工作。
赤脚医生中，女医生普遍比男医生入行早，年纪大，苏瑞红说，到了现在，女赤医的身体状况普遍较男赤医差。“除了接生、看病，打防疫针等，我们还要宣传计划生育，全面普查寄生虫等等。我们无法治疗的，才往上一级送。”说起那段经历，除了光荣，苏瑞红只说一个苦字。
麦村赤脚医生站最多的时候11个人，其中有3个人（女医生）负责接生。“忙起来的时候一个星期没法上床睡，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都要出诊。记得25岁的时候，我背着1岁的儿子去帮别人接生，当时大风大雨我们母子都被打湿，一日一夜接生了5个。”苏瑞红说，遇到难产之类，她们还要负责把病人送去杏坛医院，甚至广州。
除此之外，由于当时整个大环境都缺资少药，她们还要亲自上附近的马陵山采药，山上还会有蛇。对于蛇，陈伦初很有一套。在其他赤医（尤其是女赤医）看来，陈伦初有专治毒蛇咬伤这一门手艺，才使得他不那么容易被淘汰，也是他经济相对较好的原因之一。
陈伦初这样形容赤脚医生：做你唔死，发达无份。除了极少数真的发达了之外，其余的大部分收入都很一般，最低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但是他承认，当救治了一些危重病人时，看着他们高高兴兴回家，满足感会很强烈。
陈伦初三女一子，其中有一个女儿学医，在医学院校毕业，现在在大良的同江医院工作。“对我这些手艺她不感兴趣，年轻人怎会跟你死守？”
据统计，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赤脚医生的贡献广受认可。上年纪的村民大多十分敬重赤脚医生，甚至有人视她们为救命恩人。
惊觉被时代抛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技术的发展，赤脚医生的身份、作用也在发生变化。而变化的曲线，一直在下行。
“后来要我们经常考试，一年考几次，什么乡村医生证、接生证，要交各种费用。”苏瑞红说，然而，即使一次次地通过了考试，还是无法避免被政策淘汰的命运。
“大概从85、86年开始，卫生局规定有些业务不让我们赤脚医生做了，例如接生。”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但是对于老一辈赤脚医生来说，这样的现代化培训基本上是很难通过的。
对于政策的变化，赤医们说自己能够理解，然而在调整自己心态的同时，赤脚医生也隐隐开始感觉一丝不安，而这一丝不安，很快变成残酷的现实———他们已经被时代抛弃。
当“民办教师”待遇问题获得解决时，被抛弃的感受变得更强烈。和赤脚医生一样，“民办教师”也是一定时期农村的一个特殊群体，而“民办教师”待遇问题得到解决，让赤医们想到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养老问题。
她们认为，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24号文件《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问题》对赤脚医生的界定，可以确认他们跟民办教师一样，是应该获得同样对待的。文件中说，“他们（赤脚医生）同民办教师一样，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文件还建议建议：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并明确赤脚医生补助费的来源，其中一部分是由地方财政解决的。
据此，以苏瑞红等人为代表的近百名杏坛的赤脚医生，开始找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情况。
我们没有养老金
“我们没有养老金。”这句话不停地在这些女赤医口中重复着，在这方面的抱怨，她们远多于男赤医。关于要争取的权益，赤医有两点要求：解决身份问题，至少能被视为职工待遇；纳入社保。
一直以来，对赤脚医生顺德未有明确的政策，只有部分镇街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辖区内的赤脚医生进行安排。而苏瑞红等人所在的杏坛镇同样一直没有动静。
她们自称是“被遗忘”的群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大家的代表去争取权益，苏瑞红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跑遍了几乎所有市、区的相关部门，搜集了一大堆全国各地关于解决赤脚医生问题的报道和政策。几年来，她用尽了几乎所有空闲时间，四处奔波、给当官的写信。
与其他赤脚医生一样，她也是没有文化，同样要照顾家庭，但她热心敢言。“我有一儿一女，都不宽裕；我老公68岁了，身体差，丈夫也没有养老金，我们家也未够资格申请低保。”我们当年，工作量又大，工资又低，一年365日，没有一天是假期。没有过一次妇女节，没有过一次劳动节，没有过一天春节，全部节日都要工作。“苏瑞红眼带泪水说，”只是希望政府和社会不要忘记我们。“
2009年底，《佛山市农村居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见（试行）》出台，并在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按这个政策，年满16周岁至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0周岁，不含当月）之间的本市户籍农村居民（在校学生除外）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大社保。“参保人按月缴费到退休年龄时，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申请‘延后缴费’。”
“这个政策，只对男的有利。”杏坛高赞的乡医潘肖明对“退休年龄”不满，她1975年进入赤脚医生行列，政策出台时快满49岁。虽然当时她依然有补缴资格，但她没补缴，她认为成为乡村医生是自己响应国家号召，自己辛苦为公一辈子，“这养老保险还要我们自己买，这让我觉得不被尊重。”而当时已经过了50周岁的苏瑞红没资格补缴，只能看着这个政策叹息。
陈伦初是杏坛镇乡医卫业会副理事长，苏瑞红等人认为他维权“不够给力”。在她们看来，这或许是由于陈已补缴社保、还挂着头衔所致。
其实，对于现状，陈伦初同样有抱怨，只是他认为，让医院“收编”不现实。
“我没有走上访这条路，但我一直在争取。我们向杏坛镇和顺德区的卫生局申诉过，但得到的答复就只有‘研究’、‘研究’。”陈伦初介绍说，2007年，广东省实行“一村一站一万元”补贴政策，全省有1.5万多个卫生站得到省财政补贴，但这个补贴未落到顺德区内。
“我们这类人已经被社会淘汰了，民办教师都上晒岸了，而我们打拼几十年，连最基本的医保都没有。”陈伦初抱怨说。
[导读]“赤脚医生”的称呼已成历史，但赤脚医生却随着政策的变更以及年老体衰，深陷生存困境。没出路，不敢散伙，只能终日空守，但上门求医的村民越来越少，政府解决养老问题的政策也迟迟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