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变迁看重庆事件

作者：铸剑

重庆事件以来，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背后的力量角逐，各种角度的解读不少，比如党内派系权力斗争说，左右路线斗争说等等。看后总觉得未必可靠——这些解读能够解释“为什么薄被搞倒”，却无法解释这个非常强大的人物“为什么能被搞倒”。我这里试着从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变迁角度分析这次事变以及未来的政局可能。

早期共产党有一个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政党的特征：有领导力的领袖是党内思想竞争的优胜者，领袖常常是党内最有说服力的思想家或理论家，即便是分裂出来的或变形的共产党派别也是如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等。中国也不例外，早期的陈独秀、后来的毛泽东。毛在文革中有一句话：什么四个伟大，我只要一个导师就够了。导师，就是在思想上指引人前进的领先者，毛的话清楚的体现了共产党领袖对于思想或理论的重视。

共产党由思想导师做领袖，而不像西方其他政党用律师、演讲家或者职业政客，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首先，因为共产党要走的是前人未走过的路——这条路能不能走的通，怎么才能走下去，都是具有探索性的，思想理论的领先性对于这个党就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了。其次，是权力产生的正当性。既由于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影响，也由于民主相对于权威的效率损失，处于抗争地位的共产党一般都抵触选举的形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谁该拥有这个组织的最高权威呢？于是，思想的说服力就成为了决定性指标。这一是因为它的竞争特征，权力产生具备了一定的可显示性；也是因为它的可检验性，往前走走就知道思想指引对不对了，在形式上具备了退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替代选举制度肯定权力产生的正当性，权力产生和运作由此被认为有了相对广泛的支持度。

因此，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传统特征是思想路线竞争产生权力，用其政必用其人。长期执政后的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传统逐渐退化了，执政党成为一个官僚政治系统——权力，包括最高权力来自于“简拔制”，即由现权力拥有者及其小团体指定权力继承人。这种最高权力的产生办法及其稳定运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共产党已经不是在走前人没走过的路，而是走在一条老路上了。但这不是现在关心的要点，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与选举制、思想路线竞争产生领袖相比，最高权力的简拔制，更像是一种密室政治，缺少权力产生的正当性。

小平先生在评价华国锋时说：他不是一代领袖，没有自己能立得住的东西。意思是说，华尽管是毛指定的接班人，但因为他自己没有领先于党内同事、指导实践的思想，不能视为“合法正当”的党的领袖。因此，即便某人通过简拔制获得了权力，却不代表他能最终拥有权力运作的正当性与历史继承性。

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在党的领袖离开政治舞台时，他必须通过某种形式成为思想家或者理论导师。这种动作的意义在于，尽管他的权力来源最初是含糊的，但是回顾过去，他一直是党内的思想导师，因此，根据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他拥有权力的正当性最终被确认了。于是，我们的党章和宪法里先有了邓理论，后又有了三代表重要思想。

因此，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从最初的“思想导师领袖化”过渡到官僚政治文化。在官僚政治体制中，最高权力由简拔产生，最终通过“领袖导师化”完成权力正当性追溯。

从这一政治文化的变迁来考察重庆事变，就可以看到问题所在了。不管重庆主官究竟是因为作为“简拔制”的失败者而转向，还是因为个人信念的引领，他这些年的作为，实际上遵从了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通过党内的思想路线竞争，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工作路线的核心内容，被总结为“重庆模式”，看上去在信仰构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各方面建设都领先了他的同志，并赢得群众的广泛民意支持。这样一来，该主官隐然有了导师的雏形。如果这一模式，最终被确认，那么将会影响官僚政治体系运行的两大支柱——简拔制与权力正当性追溯。

首先，简拔制的基础被动摇了，将难以为继。简拔制中的权力来自上级的授予，未来最高权力来自现权力集团合意下的传递。重庆主官如果最终进入了下届权力圈子，那么他的权力来源就成为疑问。究竟是来自上面的简拔，还是来自其依靠重庆模式所获得的下层巨大民意支持？一旦重庆主官成为“九长老之一”，以后的简拔制度就必须更大程度的考虑民意，一个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开始了。如果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重庆主官进入权力圈子可以不以民意论，而是对路线成功者的奖励，这样可以不改变共产党的政治体制。然而，按照传统政治文化，导师本该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拥有者，重庆主官目前的成绩就并非是“九长老之一”可以解决的了。

其次，现最高权力的正当性追溯成为难题。现任权力核心，需要几个月后通过“领袖导师化”来完成对其过去10年的权力合法性确认。重庆模式一旦通过重庆主官进入权力圈子得到确认，那么现任领袖导师化的效果就很尴尬。重庆模式与某某观，谁是过去真正应该施行的方向？尤其是除了重庆模式，还有幸福广东，而且这两者还互相冲突，如果勉强将它们都解释为某某观指引下的实践。但这样一来，现在的指导理论就不是能明确指引方向的指南针，而是一个风车——风怎么吹，它怎么转。

在重庆调整的讲话中，中央明确说明，调整是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当前的形势是什么？是2*9大即将召开。当前的大局是什么？是在2*9大上用简拔制架构未来权力和通过领袖导师化确认现权力的正当性。而重庆主官及其具有广泛民意支持的重庆模式，在当前形势下根本性的挑战了官僚政治系统的这两大支柱，影响了官僚政治的大局。因此，与很多认为重庆事变源于路线斗争的看法不同，我认为重庆事变不是根源于“重庆的路线”，而是“重庆有路线”，是官僚政治体系捍卫自身当下利益的措施。

无论从党内派系的权力斗争来看，还是从左右的路线斗争来看，重庆主官在党内高层都有自己广泛的支持者。正因为此，重庆才能在重重压力下搞出令人瞩目的重庆模式。然而，他的支持者们本身也是官僚政治的支持者和受益者，维护官僚政治体系的继续成为体系中人的共同利益所在。重庆主官及其模式对官僚政治的威胁，使得越临近29大这个时刻，他的前进就越困难——他原来的支持者变成态度暧昧者，原来的态度暧昧者成为他的反对者。形形色色在权力斗争、路线斗争中对立的人物，都在维护官僚政治体系的大局面前联起手来。最终，重庆主官会发现，自己死敌很多，却一个没有死党。

面对着当前的“形势和大局”， 右翼推崇的“幸福广东”的主官很好地理解了官僚体系的难处，在记者会上断然拒绝了以前曾默认的“乌坎经验”：“解决乌坎问题，什么创新也没有，就是把原有的国家法规和中央政策落实好！”而重庆主官秉承了共产党的传统政治文化，在他最后的记者会上坚持捍卫了自己在重庆的实践和理念，最终在共产党官僚政治文化面前碰的头破血流——官僚政治文化的叛逆者倒在了共产党传统政治的叛逆者面前。

共产党的官僚政治相比于思想竞争产生权力一个优点是权力交接的稳定性，然而它的致命缺陷是权力正当性不足因而难以持续。用“领袖导师化”的办法进行权力正当性追溯，看上去很像买个书号，就当自己是文豪了。民间有云，“毛思想一本一本，邓理论一篇一篇，三代表一句一句”，这反映了民意并不认可这种权力正当性追溯办法。重庆主官用路线追求民意支持，实际上开启了对官僚政治权力正当性不足的补救，但却被官僚集团自身的当下利益所挫败。

按照传统理论，共产党除了为人民服务外，本身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毛在文革官方语言中，使用“党内走资派”的说法来说明一部分人会背离这个宗旨，这是一种温和留有余地的判断。而在日常讲话中，他更多用的"官僚阶级"这个名词。阶级与官僚相联系，说明毛判断在所谓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整体意义上，共产党可能会抛弃他名义上所代表的社会大众，拥有自身独立的特殊利益，最终成为一个独立阶级。重庆事变证明了毛的判断，官僚政治背离了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官僚政治体系自身的利益已经压倒了他理当代表的群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从这个时刻起，它成了一个除官僚系统和暴力工具外无任何可依靠的外部力量的政治怪物。

我一直强调，重庆事件不是纯粹由传统意义的左右路线斗争引发的，但是，这一事变对国内路线斗争和方向的影响却是最需要考察的。但这种斗争，是在传统的两大阶级对抗之外加上官僚阶级的三国演义了。

根据前面对事件原因的分析，现执政集团不会像目前左翼所推测的那样立即走上明显右倾乃至易帜的道路，还是会试图根据官僚集团的利益需要，一会拉右打左，一会拉左打右。现执政集团的合法性仍然需要依靠共产党的招牌来维护，重庆模式会被从形式上整体否定，以清除原重庆主官的影响力；但具体内容不会被明确否定，以便作为未来执政集团的可能选项。

但是，在重庆事件后，官僚体系内部斗争将加剧，路线分歧会凸显。未来走向何方，不仅是普通中国人的疑虑，也是官僚集团内部的疑虑。官僚集团内部本身存在左右的区别，在左倾的重庆领导人离开后，由于力量平衡的变化，各方必然要重新试探对方的边界。因此，党内左右各方都会表现得比以往更强硬，以便按照自己的导向掌控中国未来，路线斗争将会激化，最终或者形成新的力量均衡，或者是新的变局。对于未来，斗争的均衡点和变局方向难以预料，但因为重庆事变已经根本性的动摇了现政权权力的正当性，我们能够确定预料的是官僚政治的生命难以久长。

重庆事件的主角，这个一直带着官僚手铐跳舞的政治人物，在最后时刻坚守了底线，逼迫对手和他一起把路线斗争引入到已经30年“不争论”的中国政坛。在315那天，作为官僚的他死去了；作为政治家，他的生命将可能真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