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年轻时，曾住在西湖边上的大宅子里，而现他却蜗居在12平方米的房改房中。但比起个人的苦难，老人更愿意讲诉战争之酷、救亡之艰。“死人不会说话”，他说，活着哪怕一天，就要替死去的战友说话。
天气晴好时，杭州老人钱青会到西湖边走走。小时候他家就在西湖边上，足足1600平米的宅子，站在楼上望，“湖水就像地面一样”，船只贴着房子滑过。
现在，他96岁，蜗居在4公里外一处12平方米的房改房。
湖山还是那一片湖山，昔时少年却已老迈，消逝的是光阴，残破的是命运。
其实人生也有过另外一种可能——如果1949年，他没有选择留在大陆，按照他那些去了台湾的黄埔同学的说法，以他的出身和8年抗战经历，“至少也是个中将”。而留下的他，沦为阶下囚。
整整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他身边连说话的人都没有，“白发苍苍，独对孤灯，人生如梦，总有醒时”。直到2011年，一位作家在网络上公开了他的信息，最多时每天一百多个电话、雪片般的书信纷至沓来，有的甚至来自英国、德国、日本。年轻的孩子们对他说得最多的是：我们想知道真实的历史。
深藏的记忆终于等来迟到的倾听者。比起个人的苦难，老人更愿意讲诉战争之酷、救亡之艰。
“死人不会说话”，他说，活着哪怕一天，就要替死去的战友说话。
耄耋老人的年轻粉丝
上午九时四十分，正是大学里课间休息的时间点，一个叫“青果会”的QQ群开始活跃起来。“早上给爷爷打电话没人接，爷爷会去哪呢？”
这是一个80后女孩建立的粉丝群，年龄最小的90后，最大的50后。他们所“粉”的不是演艺明星，而是一位清贫的杭州老人。老人名叫钱青，他的粉丝自称“青果”。
现年96岁的钱青是一名国军抗战老兵，参加过诸多重要战役。解放战争爆发前，他自愿离开前线去杭州军械仓库当管理，并在1949年把库藏献给解放军。
也是那一年，钱青做出让他后来百感交集的选择，在李济深劝说下，他没有随国民党撤往台湾。现实却与愿望背离，憧憬新生活的他被以“反革命”之名劳动改造，此后近30年失去自由的日子，妻离子散，无尽辛酸。
即便在1979年平反后的又一个30年，钱青也很难感受到一点安慰。直到2011年，寻访抗战老兵的志愿者陪同北京作家方军敲开了他的家门。
随后，方军在博客上公布了钱青的信息，一天之内老人就接到了一百多个电话。
来电的大多是年轻人。钱青曾是复旦大学、黄埔军校的“双料”大学生，如今年近百岁仍思维清晰、谈吐优雅，年轻人很喜欢和他谈论历史。一个河南的小伙子，凌晨三时在网吧看到他的故事，觉得他过得不容易，没多想就拿起了手机。
我采访钱青的第一天，陪他去口腔医院做检查，返回路上，在孩儿巷一处青灰色的老房子，他停下来指给我：“这是陆游故居。”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轻轻地念着，后半句重复了两遍，眼神有些放空。我没有问，他是不是想起了他那未等北伐胜利就牺牲的烈士父亲。
钱青的父亲钱骏，在1911年的辛亥杭州起义参加了敢死队，总指挥是蒋介石。死后被追晋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埋骨岳庙前，并分给钱骏妻儿一座宅院作为抚恤。
钱青的青少年时光就是在那座杭州北山路上的宅院度过的。隔壁原先是袁世凯的房子，位置极佳，紧邻岳庙，前傍西湖，风光绝美。“站在楼上看，那个湖面就像地面一样，船就擦着我家的墙划过去。”钱骏辈份高，来钱家的将官，“中将才能坐，少将都站着。”
与父亲的经历颇为相似，1937年，山河破碎，七七事变，20岁的钱青正在复旦大学读新闻，他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6期。毕业后分到的正是父亲原来任团长的、由浙二师演变的国民革命军26集团军75军。
“杀个日本鬼子，要死三四个中国兵”
75军几乎参加了抗日战争所有重大战役。钱青是炮兵连长，战争中炮兵的安全系数高于步兵，八年抗战，他幸得存活，“我命大，活到今天，但是战死疆场的，无数。”
让他伤心之极的，是牺牲不被承认。“我们在正面战场，敌人打来了，哪有地方退？装备再悬殊，也要迎战。我亲眼看到多少人战死。”
关于抗战的故事总把日军描述得很无能，但钱青见证的事实是，双方装备悬殊，杀一个日本鬼子，中国兵要牺牲三四个人。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枣宜会战，“日寇机枪手死守，毫不退缩。阵地前国军的遗体堆成一片”，后来国军调来德国克虏伯战防炮，德国炮打得准，总算出了气。战事稍平，钱青和军长摸上前看，日军机枪手、供弹手尸体脚踝上都有铁链拴着，铁链钉在地上，以防逃跑。
钱青刻骨铭心：“一条铁链、两个饭团、一个水盆、一堆弹壳，打五天！如此作战，如此用兵，如此忍耐，如此坚毅，闻所未闻。”
根据战报，枣宜会战中日军队的伤亡比例为9：1。采访过多位日本侵华老兵和中国抗战老兵的北京作家方军感叹：“我们的电影、文学传递给青年一代的是：我军以一当十；研究中日战争史，事实是日军以一当十。”
他将数万炮弹交给解放军
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迎来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却又一触即发，不愿同室操戈，钱青自愿离开前线回到杭州，当了一个军械仓库的管理员。
1949年解放在即，他把仓库里的数万颗炮弹全部交给解放军，其中有缴获的日本燃烧硫磺弹，一旦被国民党特务引爆，“整个下城区都要完。”
国民党军队要往台湾撤离，同学们叫钱青一起走，但他父亲的好友李济深等劝说：“你是国家的军人，不属于某派某人，苏联红军中亦有很多旧军官，你很多同学亦在解放军中。”他最后响应毛泽东“放下武器就是朋友”的号召，选择留在杭州。
钱青的两个亲弟弟都去了台湾，他的同学蒋仲苓、朋友郝柏村，后来担任台湾“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很多年后当年去台的老兵回大陆探亲，还特意把钱青在军校的戎装照翻拍带来，同学说，以钱青革命功勋后代的出身和八年抗战履历，“去台湾至少也是个中将”。
留在大陆的钱青遭遇了漫长羁押和精神痛苦。1951年，他被以“利用祖产进行反革命”之名逮捕，发配苏北劳改农场改造。虽然1955年宣布他的罪名不成立，但没收的祖产并不予归还，而钱青在短暂释放3年后，又因右派身份继续劳改，前后整整关了26年。
1979年十一届三中后，钱青重获自由回到杭州，妻子早已带着大儿子改嫁，小儿子出生不久就被送给滨江的农民当养子。他孑然一身，无亲无故。
死人不会说话
钱青还常常想起被捕前的那个夜晚，窗外小雨，他戴着手铐，站在床沿凝视熟睡的幼儿，瘦弱的妻子挺着待产的身孕，含泪将一件抗战中的旧军衣披在他肩上。那以后，漫漫劳改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86岁那年，钱青开始写回忆，断断续续五个多月，“心绞痛，泪纵横，笔千斤，如今白鬓苍苍，独对孤灯，人生如梦，总有醒时”。
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在95岁这一年，意外收获了来自四面八方陌生人的善意和关怀。
最让他老泪纵横的是年轻的孩子们对那场战争的理解。河南某高校整一个班的学生，看了方军的博文后，给钱青合写了一封信。他们说，上大学之前，以为抗战很容易，“看了您的故事，又去查了资料，我们才知道抗战的艰巨，国民党也牺牲了那么多人。”
近年在大陆公开出版的书籍和一些军事专家，已经渐渐正式了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作用。”
2011年底，演员陈坤和媒体人孙冕来到钱青家中，面对窘迫的斗室，陈坤哭了。
我采访钱青，他谈到战友的死和后来自己的境遇，他都没有落泪，只是谈到抗战历史，96岁老人的眼里隐隐有水光。
上门探访的人多了，钱青得一遍遍地回忆、复述，但他不觉得烦扰。“我活下来，我很高兴”，钱青微微地笑着：“死人不会说话，我活着一天，就替死去的战友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