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林爱兰对“反法西斯亚洲战场中由女战士沦为‘慰安妇’的最后三名幸存者之一”这个称谓很是纠结。面对记者，林爱兰喃喃自语：“临了，临了，一生的荣光毁在了这一年的屈辱上。”
铁骨铿锵的女战士和任人凌辱的“慰安妇”，林爱兰向南都记者谈起她一生的两个秘密，表情复杂。 南都记者唐薇 实习生蒋晓敏摄
“临了，临了，一生的荣光毁在了这一年的屈辱上。”面对南都记者，林爱兰喃喃自语。铁骨铿锵的女战士和任人凌辱的“慰安妇”，光荣与耻辱，几十年来，林爱兰一直在两种极端的情绪之间煎熬、拉锯，捱过一个个无眠黑夜。
“您真枪实弹打过日本兵吗？”林爱兰一听到这个问题，熟练地演示起背枪、上膛、瞄准和扫射一连贯的动作。她流畅地重复了好几遍后，突然一把扯下常年裹在头上已有些油光的紫红色头巾，拨开稀疏的白发，不由分说地扯过南都记者的手摩挲她的头顶。疤！一条很深的疤！这是在一次与日军的火拼中留下的。
沦为日军“慰安妇”这段遭遇成了林爱兰不愿提及甚至想起的“思想禁区”，她总是眉飞色舞选择性地回忆当年打仗的英勇。然后每一次义工和民间组织人员的探望，甚至于南都记者的到访，都在一次次地撕开她的陈年旧伤，真真切切地提醒她这段回避不了的过去，不啻于一场无休止的精神凌迟。
日本鬼扛着大炮来
吓坏妈妈和妹妹
田地不让日本鬼
我们参加独立队
我们既是百姓
我们又是兵
拿起刀枪
保卫家乡
赶走日本兵……
87岁的林爱兰在家门口晒太阳时常常无意识地呢喃着这首海南临高民谣，神情木然地抬头迎向太阳的方向，让光线填满脸庞上每一道沟壑和一对干枯深陷的眼窝。
对于几年前，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注1）冠与她“反法西斯亚洲战场中由女战士沦为‘慰安妇’的最后三名幸存者之一”这个称谓（注2），林爱兰很是纠结。她和养女林宝香困顿的生活的确因为这个名头有了些许帮衬，镇政府给她们减免了水电费，不少民间组织也曾给予过她救济，香港的义工每年会带上钱物来到穷乡僻壤的临高镇看望她。但这个称谓给林爱兰带来更多的却是惶恐，在民风淳朴保守的临高镇，老革命林爱兰曾经做过“慰安妇”，这个原先只尘封在少数几个老一辈乡民心头的秘密正在悄然散开……
面对南都记者，林爱兰喃喃自语：“临了，临了，一生的荣光毁在了这一年的屈辱上。”
终身自梳
海口市临高县南宝镇，海南出了名的“老边穷”地区。距离简陋的镇政府不到100米，林爱兰以石块堆砌、瓦片挡天，低矮破旧的家在一片断壁残垣中显得“鹤立鸡群”。林爱兰在这座房子里出生，长大，现在她等着在这个地方老死。因为无钱盖房，林爱兰和养女林宝香已经离群索居了数十年，邻居们早就另迁新址，偶尔会有一两个相熟的老人过来陪她拉家常。大多数时候，只有她养的五条狗陪着林爱兰呆坐、静默、蹉跎（养女林宝香白天在镇上网吧上班，当网管）。
林爱兰在南宝镇颇受尊重，不仅因为她年长，还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老革命，镇政府每个月还给她发补贴。只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乡邻才清楚林爱兰荣光的背后深藏着无法与人言说的悲痛和耻辱。只是这个话题，在他们的聊天中，从来不曾触及。
那段经历前后不过一年，却彻底摧毁了林爱兰一生。未满15岁，林爱兰就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持枪杀敌毫不畏惧，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娘子军”；16岁，在一次行动归途中被日军俘虏、强迫沦为“慰安妇”，惨遭蹂躏长达半年；母亲因受女儿游击队员身份的牵连，被日军砍头示众抛尸河中；小妹妹逃命离家再无音信；父亲和大妹妹流亡他乡直至解放后才敢回来临高与其重逢。而林爱兰则因为那段难以启齿的“慰安妇”烙印，终身自梳。
铁骨铿锵的女战士和任人凌辱的“慰安妇”，光荣与耻辱，几十年来，林爱兰一直在两种极端的情绪之间煎熬、拉锯，捱过一个个无眠黑夜。直到现在，林爱兰只要看到电视中出现日本兵的画面时仍会本能地操着临高话破口大骂。但当南都记者问她是否后悔当初参加游击队的决定时，林爱兰撇了撇掉光了牙而凹瘪的嘴，轻轻地摇头，浑浊晦涩的眼睛过了许久才迟钝地泛出泪花。
子弹擦头
“您真枪实弹打过日本兵吗？”也许是怕南都记者不相信，林爱兰一听到这个问题就熟练地演示起背枪、上膛、瞄准和扫射一连贯的动作。她流畅地重复了好几遍后，突然一把扯下常年裹在头上已有些油光的紫红色头巾，拨开稀疏的白发，不由分说地扯过南都记者的手摩挲她的头顶。
疤！一条很深的疤！
林爱兰解释说那是子弹擦过头皮时留下的一道疤痕。长约4、5厘米，70年了仍清晰可见，到现在，那块头皮都不长头发且明显陷下去一块，可想而知当时的惊险。
1925年，林爱兰出生于海南岛西北部的临高县南宝乡（现为南宝镇）松梅村，她的父亲是一名赤脚医生，对中草药颇有研究。在父亲的耳濡目染熏陶之下，林爱兰也渐渐识得一些草药的用途。林爱兰还有两个妹妹，一家五口人一直生活在孤悬于世的海南岛上，靠行医务农谋生。生活虽然捉襟见肘，但尚未被纷飞的战火波及，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直到1939年2月10日，海南人也无法独善其身了。为了切断当时国际物资援华的重要通道———越南、缅甸线，日本悍然入侵海南岛，把海南岛作为对华南航空作战及封锁作战基地，在此大量驻军，并于第二年陆续占领海南的大部分县城和乡镇，在交通要道、重要村庄建立起军事营地和军事据点，据资料记载，截至1941年，日军在海南共设有据点360余处。
位于琼州海峡之滨的临高县自然难逃一劫。目睹日军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许多海南人不愿坐以待毙，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独立队。15岁的林爱兰，略通医理，最初只是游击队的医护人员。她聪颖好学，很快跟其他医护人员学会了简单的取弹手术。不仅如此，林爱兰不像一般的少女手无缚鸡之力，她本身个子高挑，近一米七，又常跟着父亲行走山涧采草药，行动更为敏捷，且胆识过人，不惧枪林弹雨。没多久，林爱兰就晋升成为了荷枪实弹冲锋陷阵的游击队女战士，那一年的她只不过16岁。
“您这么小就上战场，害怕吗？”当南都记者问林爱兰时，林爱兰立刻皱着眉头摇头道：“怕什么？！日本人来了就打他们，实在打不过就边打边跑，有什么好怕！”
“那您还记得打死过多少日本人吗？”
“这个不知道，我们都是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开枪，不知道是不是我打死的。”
回忆起过往的峥嵘岁月，林爱兰兴奋了起来，边说边向南都记者比画着拿枪射击的动作。在一次与日军的火拼中，一颗子弹擦过她的头皮嗖地飞了过去，顿时血流如注。林爱兰倒没慌了手脚，而是坚持等到战事结束退到后方后才自己采了些草药嚼烂了敷在伤口上止了血。虽然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激战地点在哪里了，但那种生死瞬息的气息，林爱兰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
然而，林爱兰在战场上痛快杀敌的英勇给家人带来的不是庇佑而是灭顶之灾。日军知道她是游击队成员后，欲抓捕她的家人。事先收到风声的父亲和妹妹们吓得不敢回家，连夜分头仓皇出逃。林爱兰的母亲独自在家，手无缚鸡之力的农妇让日军逮个正着。在游击队的林爱兰得知家里的变故时，母亲与她已是天人永隔。后来村民告诉她，林母被日本人绑至河边砍头示众，抛尸河中。村民慑于日军的淫威，自是不敢去打捞、代为下葬。等林爱兰找到机会溜回村里查看时，母亲的尸体早已不得寻，终是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说到惨死的母亲，上一刻还神采飞扬的林爱兰顿时老泪纵横，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只能不停地用手比画着割脖子的动作，以示母亲惨遭斩首的厄运。连夜逃走的父亲和两个妹妹流落到不同的地方，东躲西藏，惶惶不得终日，直到解放后父亲和大妹妹才敢回村，得以和林爱兰团聚，但小妹妹自那次逃命之后却再无音信，生死未卜。
落入魔窟
彼时家破人亡的林爱兰并没有因此退下战场，锥心刺骨的仇恨让她更迫不及待地想手刃仇人，血债血偿。她有时在前线冲锋杀敌，有时在后方救死扶伤，小小年纪还额外肩负起为部队筹集粮食的工作。“那时候太苦了，我们到处挖野菜，挖番薯根，每天饿得发慌。”林爱兰想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感慨万千。
在濒临弹尽粮绝的时候，林爱兰和医护队的几位女战友坐不住了，她们决定冒险离开根据地，去邻村筹集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想不到，这一走却成了她们毕生的噩梦。
那是1941年，林爱兰16岁，碧玉年华。
林爱兰和几位女战友在途中不幸被日本兵抓到，一位日本军官垂涎于林爱兰的美色，出言调戏，并假意要娶她为妻。性格刚烈又有弑母之仇的林爱兰自然是嗤之以鼻。她不屑的回应惹怒了残暴的日本兵。几个日本兵把她团团围住毒打了一顿，狂怒之下正准备当场枪毙她。这时，一直在旁边看着又敢怒不敢言的一位林爱兰的同村老乡，凭着自己为日本人当差办事的几分薄面，斗胆起身为她求了情，总算保住了林爱兰的命。但等待林爱兰和她的女战友的，却是生不如死的更不堪的境遇。她们
都被送去了加来的慰安所。
加来位于海南临高县南部，是海南岛西部的交通要冲。日军当年为了维持其在海南的统治，从1940年开始，便在加来修建飞机场。据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8月5年多时间，日军在建加来飞机场过程中，死亡劳工近1万人。当年掩埋劳工尸体的地方，现在仍保留了一处“万人坑”旧址。
林爱兰说，被抓去加来慰安所后，她们几个被关在一间木板房里，吃喝拉撒都在这个闷热暗黑的闭塞空间里。只有门被打开时，才有充足的光线能够照亮这间本不大的木屋，让她们看清彼此。然而，林爱兰和姐妹们宁愿暗无天日也一点点也不觊觎，甚至是恐惧那扇能够带来光明的门被打开。因为一旦门被打开，就意味着又要涌进一批日军进来摧残轮奸她们了。遭到林爱兰严词拒绝的日本军官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怀恨在心，老盯着林爱兰，翻着花样儿折磨她。他经常把林爱兰双手吊起来，用木棍塞住她的嘴巴，狠狠地毒打一顿后再奸淫她。
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遭受非人折磨，林爱兰的右大腿筋骨被彻底打断，自此落下残疾。她屡次想咬舌自尽，但日本兵看守得非常紧，生生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直到半年后，一个在日军军营里做苦力的中国老人看到“慰安妇”们大多奄奄一息，实在是不忍心，趁着据点里日军倾巢出动下乡“扫荡”时的一个深夜，在据点围墙上打了一个洞，放她们都逃了出去。
这位恩人的善举有没有被日军发现，有没有遭到日军的报复，林爱兰至今不知，只是将这份救命的恩情揣在心里。逃出生天后的她待休养好后也不敢再回加来去打探，加来这个地方，对林爱兰来说，一如炼狱，这辈子都不想再涉足。
终身未嫁
劫后余生的林爱兰，脚残废了，再也无法扛起枪浴血奋战，回到根据地后只能负责后方救援工作。尽管当时还未满18岁，但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让她对婚姻已不抱奢望。做过护士的她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失去生育能力了。
林爱兰的养女林宝香偷偷告诉南都记者：“妈妈性格好强，她只要打定了主意不结婚，那任何人的劝说对她都不起作用的。”其实，抗日战争结束后，向面容姣好的林爱兰求亲的人不在少数，大多是邻村的小伙儿，对她的过去并不知情，林爱兰一概拒绝了。总也说不出个什么原因，但死活不嫁，这在当时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天经地义的海南乡下是件多么惊世骇俗的事情。为了躲避三姑六婆的流言蜚语，林爱兰离开了松梅村，独自出门跑单帮。除了在海南满岛转外，她还过海来到了广州，倒草药、倒钢材，什么赚钱倒什么，用忙碌麻醉自己，试图淡忘那个噩梦。
就这样，在父亲逝世、妹妹出嫁后，慢慢步入中年的林爱兰才落叶归根回到了松梅村，回到了父亲留给她的老房子。昔日干练的女强人靠卖草药孤独度日，养过5只猫，如今还养着5条狗，成了邻里同情怜悯的“五保户”。
养女林宝香是林爱兰1989年在镇医院抱来的弃婴，才出生两三天，而林爱兰那一年已经64岁了。村里人都劝她别养了，都这岁数了，养儿防老是指望不上这个襁褓里的小娃娃了。而且在此之前林爱兰抱养了好几个弃婴，都没能活下来。林爱兰终是没舍得，而且心底也的确抱着一丝侥幸，寄希望于这个孩子有朝一日能替自己养老送终。终于在林爱兰的精心呵护和乡邻的关照下，林宝香无惊无险地长大成人，如今已嫁作人妇，育有一女。让林爱兰倍感欣慰的是，为了照顾自己，小夫妻婚后一直住在娘家，除了林宝香坐月子。按照海南习俗，月子是必须在婆家坐的，那一个月，女婿就一日三餐天天打个摩的来给丈母娘林爱兰送饭。
养女林宝香说，在她小时候林爱兰偶尔会跟她提起过往的惨遇，但年少懵懂的林宝香总是不耐烦，没等妈妈说上两句就转身跑了，根本没想到自己柔弱的母亲会是抗日女战士，更没想过妈妈曾做过“慰安妇”！
直到她上了初中，开始有民间组织和义工来看望林爱兰，她才明白为什么母亲一说起过去的事就以泪洗面惶恐不安，为什么母亲一看到电视上闪过日本兵的画面就情不自禁地恶言相向咬牙切齿。更让林宝香后悔不迭的是，当她愿意好好坐下来倾听妈妈的故事时，林爱兰的身体和记忆却已大不如前，很多细节都记不清楚了。
南宝镇是海南省有名的革命老区，记载在册的烈士就有169人。南宝镇也是海南省有名的穷地方，共39个行政村，37个都是省定贫困村。其中又以松梅村为最，人均年收入只有千元左右。林爱兰家家徒四壁，林爱兰睡在由砖头垫高、几块木板搭就的简易床上。南都记者去她家采访时正是春节之前，即便是身处海南也是寒风飕飕。然而86岁的林爱兰床上只孤零零地铺着草席，连褥子都没有。除了一台12寸电视机和烧饭的煤气炉，还有女婿从自己家里搬过来的一台旧电脑，现代化设备几不可见。林爱兰指着用纸盒铺设的门庭顶部，对南都记者说道：“下雨这里会漏水，外面路上的水也会渗到家里来。”
林爱兰最宝贝的一件家当是一枚纪念章，那是2005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收在一个红色锦盒里，并用塑料袋包好防潮防尘，藏在枕头底下。当有远方来客看望她时，才舍得掏出来展示一番，还要一再地叮咛养女林宝香送完客后记得包好、收好、放回原位。
自生了孩子后，为了照顾婴儿和林爱兰，林宝香夫妇暂时都没出去打工，现在一家四口就靠林爱兰每个月300多块的老兵工资以及200块的“五保户”补助为生，邻村的公公婆婆也不富裕，接济不了多少钱，只能时不时地送些菜过来，好在镇政府给他们免掉了水电费，减轻了不少开销。
林爱兰已经有近十年无法站立行走，她每天坐在一把红色的塑料椅上，双手抓住椅面左摇一下右晃一下，一点点在平地上挪动。上床、下床以及过门槛，就都得靠林宝香或女婿抱来抱去了。
虽然记忆有所退化，但林爱兰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看望过她的人：“上海、北京、南京、香港……”，如数家珍。当听说南都记者来自广州时，林爱兰脸上泛起惊喜的笑容，她特意用生硬的粤语跟记者聊了几句：“我的广东话是在当年跑单帮到广州的时候学的，还挺标准的吧”。
不能为林宝香谋求一份固定工作一直是林爱兰梗在心头的刺。在还能走路的时候她曾专程跑到海口市政府，后来又把临高县政府、南宝镇政府等各级政府跑了个遍反映情况，只求能为林宝香争取一份带编制的正式工作，但因林宝香学历太低，只有初中毕业，始终未能如愿。
“你是广州来的，你帮我跟他们说一下好不好，照顾我们宝香一份工作啊，我要是死了，这些补贴就都没了，也不知道她以后怎么办？”林爱兰说这段话时，也许是想和记者拉近些距离，刻意用了广东话，并紧紧地抓着南都记者的手。
当被问起是否知道有慰安妇在起诉日本政府讨要赔偿时？林爱兰神情黯然地叹了一口气：“他们当然应该赔偿！前几年有人来找我要资料，我说了很多，只是听说这过程很麻烦，现在也没有人告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打赢官司的）那一天了。”
精神“凌迟”
如今，和她一起沦为“慰安妇”，后又一起逃脱的女战友们都已病逝。前几年，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披露，根据其近二十年来的调查判断，林爱兰应该是目前已知的、反法西斯亚洲战场最后三名沦为“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幸存者之一。
这个称谓，让林爱兰有点不知所措。多年来，对于这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她和女战友们一直默契地保持着缄默，村民们也都心照不宣。尽管是公开的秘密，但随着知情者一个个逝去，林爱兰以为这段耻辱可以随着自己的老死而彻底终结。
这段遭遇也成了林爱兰不愿提及甚至想起的“思想禁区”，她总是眉飞色舞选择性地回忆当年打仗的英勇。然后每一次义工和民间组织人员的探望，甚至于南都记者的到访，都在一次次地撕开她的陈年旧伤，真真切切地提醒她这段回避不了的过去，不啻于一场无休止的精神凌迟。
纵观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现状，比林爱兰悲惨的比比皆是。根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对南都记者的介绍：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的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
1931年，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性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设在上海东宝兴路125弄。上海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慰安妇制度最完善的城市之一。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调查，上海现已发现的日军慰安所旧址达149所（注4）。
苏智良教授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强调，海南也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重灾区之一。日军设立的正规的专职慰安所以及在其据点、炮楼或营地建立的临时慰安所，几乎遍布当年海南的市县各地。其中，三亚、海口、临水、保亭、牙城因有出海港口，情况更甚。
多年来，苏智良教授和他的学生奔赴两湖、两广、北京、山西、吉林、辽宁、天津、山东、海南等地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的现状，发现她们的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生活贫困，日军的暴行在她们身体上都留下了巨大的创伤。除了肉体上的后遗症，精神上的折磨则更严重。有老人至今睡觉还在做噩梦，情境全是关于当年在慰安所里遭受强暴的画面。有老人甚至需要时刻握着一把刀过活，连睡觉都不离手，她说她夜夜都梦到日本兵来抓她，没有刀，她害怕！
还有一些生活在偏僻乡村的老人，因为那段屈辱的经历被公开而备受村民歧视，导致她们不得不瑟缩在穷乡僻壤中苟延残喘，有苦难言。很多受害者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苏智良教授告诉南都记者，自1995年山西16名“慰安妇”幸存者就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上诉开中国“慰安妇”民间诉讼先河，直至今日，我国5起“慰安妇”诉讼均以败诉告终（注3）。东京地方法院一律以“超过诉讼时效、个人不能起诉日本政府和国与国之间关于战争的遗留问题已随签署战败书而终结”为由驳斥。
在苏智良教授看来，如此判决显然有失公允。同为战败方的日本，应该仿效德国，坦率承认战争罪行，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根据战后国际法惯例对“慰安妇”问题予以道歉并赔偿。而且东京地方法院所谓的“战争遗留问题已在签署战败书时一并解决和个人不能起诉日本政府”根本是个伪命题。中日战败书上白纸黑字写的是“中国政府放弃赔偿”，只是以政府立场宣布放弃，并不包括中国公民。就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我国外交部也严肃提出过谴责。
尾声
诱惑难抗的鸽子蛋、温文儒雅的易先生、戏假情真的滚床单，张爱玲把抗日锄奸写得浪漫，李安把英勇就义拍得唯美。趁着小女儿睡着的空档，养女林宝香在网上重温电影《色戒》，梁朝伟是她的偶像。坐在一旁的林爱兰瞟了几眼就看不下去了：“哪来这么多爱不爱的，打仗没这么好玩。”
历史可以拍成电影，电影却永远无法还原历史。
战争、革命，从来都是残酷的。战争，以战止争，革命，革的是命。在革命和战争中丧失的不仅是生命，还有尊严。
这一点，林爱兰刻骨铭心。
注释
注1：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慰安妇问题的民间学术机构，由上海师范大学发起成立，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任中心主任。
注2：另外两名幸存者分别为山西太原83岁的万爱花及陕西盂县87岁的周喜香。其中，万爱花1992年率先站出来承认自己曾沦为“慰安妇”并向日本政府血泪控诉，视为中国“慰安妇”第一人（万爱花正式提起诉讼为1998年）。
注3：到目前为止，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索赔案件有5起，其中大陆4起，台湾1起。分别为①1995年8月7日，山西省盂县的李秀梅、刘面换、周喜香和陈林桃4名“慰安妇”诉讼。②1996年2月22日，山西郭喜翠、侯巧莲两名“慰安妇”诉讼。③1998年10月30日，山西万爱花、赵润梅等10名（其中1人为受害者家属）“慰安妇”诉讼。④2001年7月16日，海南陈亚扁、黄有良等8名“慰安妇”诉讼。⑤1999年7月14日，中国台湾9名“慰安妇”诉讼。此数据来源于苏智良：《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日军性奴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4：数据来源于苏智良所著《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我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