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初，八路军四纵政委邓华主持召开了九间房子会议，决定八路军主力和冀东抗日联军全部向平西转移，西撤整训，结果惨遭失败，冀东抗日力量遭受严重挫折，出发时的五万大军，到达平西的只有高志远部千余人和蓟县遵化一带的几百人。
10月中旬，抗联和四纵开始了大规模的西撤。高志远部在前，洪麟阁、陈宇寰部居中，李运昌部断后。5万人的大军拉成一字长蛇阵浩浩荡荡向西进发。前边的过了潮白河，后边的李运昌部刚起步走。部队从遵化，经蓟县、平谷、密云过潮白河。时值深秋，战士们穿单衣，沿途又没有根据地依托，缺乏粮草准备，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沿途群众难以支应，风餐露宿，又冷又饿，步履艰难；同时,暴动群众大多是第一次远离家乡，抛弃妻儿老小，又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基础；在狭长的地带，频遭敌人的截击，抗联战士伤亡惨重。
在蓟县，敌人截击了高志远部。抗联三路独立大队长曹致福率200人迎敌。抗联三路副司令陈宇寰阵亡，他率领的三个总队瓦解溃散。洪麟阁率领的抗联队伍在马伸桥北遭到敌人的截击，抗联副司令洪麟阁牺牲，余部由李楚离、杨效昭带领继续西撤。冀东抗联昌黎支队西撤途中，行至遵化县宫里村一带宿营。日伪军步骑兵一部秘密包围了宫里村，占领高地向抗联司令部攻击。抗联退守在一个大院里仓促应战。冀东抗联昌黎支队司令丁万有壮烈牺牲。李运昌部的战斗在瓦罐头最为惨烈。上边有敌机轰炸扫射，两边有日伪军的夹击。抗日联军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游击队的优势全部失去，完全处于挨打的被动局面。人们纷纷倒下，或者溃逃。损失惨重。打了一天恶仗，死伤600余人。
随后，日伪军严密封锁潮白河。这时，李运昌的部队和李楚离领导的原来洪麟阁的部队总共只剩下六千余人，如果再继续西进，必将前后受敌，全军覆没。鉴于这种形势，李运昌、胡锡奎和李楚离在平谷县樊各庄召开了二路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抗联停止西进，返回冀东，保持力量，重新发展，坚持游击战争。李运昌带6000人的部队经三河、宝坻，在国民党第七、九路军的帮助下，横渡蓟运河，过玉田，绕丰润，到达滦县北部的杨柳庄一带。途中遭到敌人不断地围追堵截，连日苦战，疲惫不堪，部队天天伤亡减员，转战到迁安柳沟峪时，他身边只剩下130人。
抗联五总队被敌人打散，总队长李润民、政治主任高培之流落北平被捕，惨遭杀害。过了潮白河的高志远部，连遭敌人袭击，部队成批地散去，到达平西根据地的不足1000人。
这次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是错误高估了敌人的力量，认为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对几万人缺乏实战经验的抗联队伍长途行军的困难估计不足；李运昌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九间房会议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正是这一错误决定，使得冀东抗日将士付出了惨痛代价，使得冀东抗日大业遭受巨大挫折。正如毛主席在当年的电报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尽可能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平西大撤退虽然以失败而结束，但为共产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为以后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干部和组织上的准备。来平西整训的大批干部和部队，先后派回冀东，大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领导和斗争力量。1939 年的七、八、九月，在一年前暴动失败后隐蔽起来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利用“青纱帐”的时机发展游击战争，各县的小武装建立起来，原八路军留下的三个小支队很快发展到1000人，县、区、村政权和党群组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李运昌在迁安县柳沟峪召开了抗联干部会议。决定恢复地方工作，收拢部队，到年底又集中1400多人，重新建起3个总队。他们加上四纵留下的3个支队，组合成坚持冀东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