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个以卖鱼为生的老实人，三天前拉下店铺的卷闸门，用一瓶农药悄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悲剧始于半个月内的“撞人”事件：他分别两次“撞倒”老人，两次护送就医，但面对的是不断升级的连环索赔。
鱼贩王培军的灵堂仍设在菜场入口处。南都记者占才强摄
双方第一次签的调解协议。
疑似王培军留下的遗书。
8月10日，王培军死后第三天。灵堂摆在菜场的入口处，哀乐震天。尚未焚熄的香烛之上，48岁的男人留着生前的笑。
这个以卖鱼为生，远近闻名的老实人，三天前拉下店铺的卷闸门，用一瓶农药悄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悲剧的发生，始于半个月内的一连串“撞人”事件：他分别两次“撞倒”老人，两次护送老人就医，但面对的是不断升级的连环索赔。
最终压垮鱼贩的并不止于此。事后发现的一份疑似死者遗书中，写道“我死与菜场有密切关系……”
好人王培军之死，正在他生前熟悉的菜场内外成为一个道德话题。而一些证实和未经证实的死因迹象，仍在家人的持续追问中向社会的更深处发问。
“撞”与“扶”
这是一个勤劳人的早晨。7月25日早7时许，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城正街的板石巷菜市场，已从一夜的短憩中忙碌地醒来。
王培军开着带斗的后三轮摩托车，驶进狭窄的巷道———进入菜场的这条二三十米小巷宽约三米，两旁是拥挤的菜摊和杂乱停放的人力三轮车。每天早上，从批发市场进鱼回来，王培军都要驾车从这里经过。他是菜场的鱼贩，里面有他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店铺。
载满鲜鱼的三轮摩托车，只能在吆喝中笨拙前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车擦上前方一位卖小菜妇女李伏英的人力三轮车，后者又将一位83岁、正在买菜的老婆婆袁希哲碰倒在地。
买菜路过的陈建民恰巧目睹了这场意外。据他描述，当时王培军的摩托车并未撞上三轮车，卖小菜的妇女只是下意识避让摩托车，把三轮车往旁边猛然挪动，猝不及防撞倒了旁边的老人。“老人屁股坐在地上，王培军赶紧下车把她扶起来。”陈建民也从路边商店搬来一把凳子让她坐下休息。
这个撞人细节，在事后湘潭市雨湖区官方向南都记者出具的情况介绍中这样描述：25日早上7时许，王培军无证驾驶后三轮摩托车进入城正街蔬菜市场时，不慎碰到李伏英卖菜的人力三轮车，该车将袁希哲老人碰倒在地，王培军在陈建民的帮助下扶起袁希哲。
目击者陈建民说，此后，老人称自己被撞，要两人赔钱并负责。王培军与李伏英商量了一下，便凑了100元钱给她。王培军出60元，李伏英出40元。(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老人坐着休息了一下，没过多久就自己起身，走进菜场找到王培军的店铺，要王培军送她到医院去检查。”陈建民说，王培军也没多说，放下手里的活，陪老人去了县人民医院。
王培军的妻子何群向南都记者出示了7月25日上午8点19分袁希哲在湘潭县人民医院所拍X光片诊断报告，结果显示“所见肋骨未见明显骨折征像，建议：必要时复查”。何群说，王培军为袁婆婆支付了检查费用。从医院出来时，袁婆婆没有再说什么。
这一过程，也在官方调查时得到印证。雨湖区的情况介绍称，王培军在袁希哲要求下陪她到医院看病，王为袁支付了治疗费用等400元，加上治疗后支付的200元，总计支付给袁600元。
情况介绍还称，9时许，王培军、李伏英和袁希哲到城正街派出所，请求派出所为双方自行达成的调解证实。经协调，三人达成一致意见：王培军负主要责任，袁回家休息几天，有问题再找当事人。
据雨湖区一位街道干部介绍，在协议签字中，李伏英使用的是化名，而事后也仿佛人间蒸发，警方费了很大劲后来才把她找到。但警方拒绝透露其更多信息，多位记者至今未能找到她。
何群认为，直接撞倒老人的本来是李伏英，丈夫之所以愿意出钱赔偿，并送老人到医院检查，是因为袁希哲和他们夫妇二人早就认识。“老太婆经常过来买鱼，她家里养了一只猫，我丈夫平时会主动把鱼鳃弄好，装到袋子里送给老太婆。”
书面协议
王培军在外人眼里的奇怪行为，在板石巷菜场商贩们看来却不以为奇。“他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好人，远近有名的老实人，又本分，又厚道”，菜场谢女士这样评价王培军。“他老实到什么程度呢？”她说，“曾经有一次他去进鱼，别人多找了他50元钱，他硬退给别人了，事后还被人说是‘傻子’。”
陈建民也介绍，王培军卖鱼从不短斤少两，甚至被菜场其他商贩视为“异类”。
王培军表哥周练介绍，只有小学文化的表弟，没读过多少书，生性内向，但在亲戚眼中是最善良的一个，“十个人里头有十个人说他好，不管男女老少，逢年过节都送鱼给亲戚们吃。”
“都知道他是个老实人，大好人，所以才容易被人欺负。”王培军走后，聚在一起的许多商贩这样为他深鸣不平。
商贩们认为，正是王培军做的好事，让他意外地“惹上了大麻烦”。
据官方调查后给出的说法，7月26日上午，在家的袁希哲感觉痛得厉害，遂委托邻居刘菊华到市场找到王培军，要求按照25日事发后双方的约定处理事情。王培军遂来到袁家，与袁希哲达成一致协议：“由王培军赔偿6500元（已付）作一次性负担，以后不付任何费用”。次日上午，王培军本人找到城正街派出所，要求为其26日与袁希哲自行达成的协议予以证实。
南都记者获取的协议文书显示，该份调解书同时盖有“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菜食商场”和“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城正街派出所”的公章。在手写的“情况属实”后有城正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的签字。
据何群介绍，7月25日撞人事情发后，王培军曾数次找到菜市场办公室，要求其出面调解，但对方称“不关我的事”。后来丈夫想找派出所民警调解，结果对方又说“吃饭没时间”。赔偿6500元后，王培军请求菜市场减免其两个月的税，但被回绝。
“做点小生意不容易，赔这么多钱意味着早出晚归两三个月的辛劳全白费了。”何群说，“我家老公还是太老实，只想着息事宁人，吃点亏算了。”
何群回忆那天赔钱，“6500块钱，是从我手里拿出去的，我一边数钱一边抹眼泪。”
再次索赔
本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但没想到噩梦仍在延续。
何群说，8月6日上午，城正街派出所又叫王培军去调解，原因是袁希哲的儿子沈政伟和儿媳找到派出所，称其母亲经湘潭市中医院检查，发现断了5根肋骨，医疗费已花去2.3万元之多，之前赔偿的6500元远远不够。
“说实话，我和丈夫都很气愤，认为这是明显的讹诈。明明到县医院检查好好的，为何换了一家医院就断了肋骨？”何群说，虽然受“欺负”，但丈夫和她还是有所畏惧，“我们也听说，袁老太婆的儿子是社会上的人。”
据雨湖区官方对事件的通报，8月6日，王培军还是在城正街派出所组织下参与了调解。经双方协调达成协议：由王培军再次赔偿袁希哲6000元，王培军并书面承诺8月10日前支付到位。
再次接受这份“不合理条约”，王培军表哥周练说：“他还是想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王培军妹夫则回忆，王培军曾向隔壁卖米粉的贺师傅嘀咕，自己做了好事没有好报反倒受气，冤枉得很，大不了死了算了。
何群说，此前丈夫再次试图向菜场求助。为此他打了很多电话，但菜场办管理人员的回复是，“在菜场撞了人，该赔多少就赔多少”，“你做得了（鱼摊生意）就做，做不了就不做”。
何群的上述说法中，官方通报材料对袁氏伤情的表述与其并不一致。据官方通报，撞人事件发生后，袁希哲的儿子沈政伟听母亲讲身体右边痛，遂将母亲送至中医院治疗，经照片发现袁的第6根肋骨骨折。袁的住院花费近3000元，因短期内难治好，沈想接母亲回家治疗，遂于8月5日就母亲后续治疗问题到派出所反映，请求再次调解。
袁希哲到底有没有骨折？8月11日，南都记者来到湘潭市中医院，该院医务科科长蒲云青说，经其向主治医师了解，袁希哲确于7月27日到该院检查并入院治疗，检查发现右第6根肋骨骨折，但袁入院时曾向医生自述“是从楼梯上摔倒的”。
蒲同时向记者解释，如果袁确实被人撞倒导致骨折，当天在医院查不出来，在随后复查中发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是所有的骨折都一下子能看出来的。”
在湘潭市中医院骨科，南都记者也查询到袁希哲的入院记录。登记单显示，袁7月27日上午10点02分入院，8月8日上午9点出院，病情诊断为“右第六根肋骨骨折”。另据了解，其住院治疗费用为2900余元。
骨科31病床的栗美珍老人曾和袁希哲住在同一间病房。她告诉到访的南都记者，袁太婆入院头几天显得很痛苦，“听她说，自己是被车子撞的”，对其从楼梯摔倒的说法予以否定。
栗说，8月6日晚9点多，那个卖鱼的（王培军）第一次来病房看望袁太婆，提了一些水果，给袁太婆道歉，说对不住。当时袁太婆的儿子不在，袁还特别提醒王培军，不要被她儿子碰到了。
栗回忆，当时袁还对王培军说过，你生活也困难，我不要你赔钱，但你要找个人来照顾我。袁说她的儿子要出去做事，没人照顾她。
“那个卖鱼的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栗美珍说。但没想到第二天，她就听说了这个老实人自杀的消息。
意外事故
可以确信的是，在去中医院亲眼见证躺在病床上的袁太婆后，第二天王培军就打算将6000元赔偿支付到位。然而诡异的命运又给了他猝不及防的重重一击。
8月7日早上7时许，王培军又是运鱼进入板石巷菜市场，在拐弯欲进入自己的摊位时，又撞到一辆无人看守的人力三轮车，将72岁的杨淑云老人碰倒在地。随后王培军将老太太扶起，在杨淑云家人的陪同下立即将其送往县中医院检查。经诊断结果为，杨“左胫腓下段骨折”。
巧合的是，杨淑云所住病房与袁希哲在同一楼层，仅隔三间病房。8月11日南都记者找到杨淑云时，她仍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杨老人说，王培军将她送到医院后，先垫付了1000元医疗费，并承诺会向她赔偿。“我当时跟他说了，你把我撞了，你要对我负责到底”，杨淑云说。
官方调查材料也印证，王培军将杨淑云送到医院后，“当即为杨交了1000元医疗费，并向杨及家属承诺赔偿”。
据在菜场卖甜酒的范女士和卖槟榔的段女士回忆，当天上午在菜场，她们亲眼目睹到王培军焦虑而又无助的一幕。
范女士说，在再次出事后，王培军曾找到当时坐在她旁边的菜场管理人员严桂香，“他看起来心事重重，找到严后，意思是让菜场帮忙出面调解，另外意思是想借点钱，他手上钱不够。”
在此之前，何群说丈夫曾多次找过菜场管理处，“毕竟我们每年向菜场交2万多元的管理费，又是在菜场出的事，按理讲菜场也有一定管理责任，帮助调解是应该的。但菜场一直是不管不问。”
菜场管理办公室位于市场内一角，门上墙壁挂有“湘潭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雨湖区城正街行政执法室”牌匾，但经营户告诉记者，这个菜场实际被私人买断，平时办公室有两三人上班，但主要事情是向摊贩们收费。雨湖区政府一位负责人向南都记者的介绍则是，市场为“个人承包”。
目击者范女士和段女士说，当天上午王培军找到严桂香后近乎是乞求，但被严漠然回绝，“跟我无关，也不关菜场的事。”另据目击者称，王培军还在菜场内来回游走，找寻另一名姜姓工作人员但最终无果。
对目击者的说法，南都记者事后在严桂香居住地找到她本人，但她拒绝回应，不接受任何采访。
争议“20万”
从医院回到店里的王培军，显然已经没有心思守店，他给当时在外面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将当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店里哭。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在菜场做了30年生意的肖爱清说。
何群说，随后丈夫来到城正街派出所，并打电话给袁希哲的儿子，要他过来拿协议中的6000元赔偿，“但是没想到对方变卦了，又说6000块不行，要赔20万！”
“20万”说法的有无，何群表示，可以向城正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求证。据何群说法，8月7日丈夫自杀后，王卫民来做善后时曾对她说，王培军上午还给他打过电话，“上午还说对方要20万，说要20万你就给20万啊？当时我在外面开会，说回来帮他处理，想不到这么快……”
8月11日，南都记者在城正街派出所找到王卫民，但王对记者提出的“20万”说法不予回应，并表示采访须经上级部门批准。南都记者在雨湖公安分局得到一份官方答复则称，“有关部门在走访调查中，没有发现王培军被人敲诈的举报线索或者目击证人”。
而有未经证实的目击者线索反映，8月7日上午王培军疑似受到威胁。
“7日上午11点左右，开始来了一个人，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前面那个人手里拿着一尺长的刀子”，自称为目击者的商贩胡建中向南都记者比划着，“他们说，你不拿20万，我就要你的命！”
胡建中将记者带到市场内靠北的一家店铺，“当时就是在这里，持刀人在这里找到的王培军，当时好多人都看到了……”胡建中“指证”地点的时间，已是王培军死后第四天，整个菜场已空空如也，各家店铺早关门大吉。
为求证以上传言，南都记者找到离菜场不远的袁希哲和她儿子的家。但四楼的大门紧闭，只有走廊里一条饿了好久的狗，对着来者瑟瑟发抖。
袁希哲楼下的吴婆婆说，已经有好几天没看到袁和她儿子了。“她儿子在外面有工作，不像是在社会上混的。”
据《潇湘晨报》报道，该报记者早前曾电话联系到袁的儿子沈政伟。沈表示由于有记者到医院采访，不利于其母亲的身体恢复，已将她从医院转移到相对安静的地方。
沈政伟说，8月7日，他确实接到过王培军的电话，让他去派出所拿钱，但自己当时正在乡下做事，要王培军直接把钱送给母亲就行了。沈还说，自己从未向王培军索要20万赔偿，更没有找人持刀上门威胁。对王自杀一事，沈表示：“我很同情，但也觉得他太过脆弱。”
遗书喊冤
7日中午大概12点，已经回到菜场的何群接到丈夫从外面打来的电话，询问鱼卖得怎么样了，并让她赶紧回家做饭。然而到家没多久，再从家匆忙赶回菜场，一切已经晚了。
何群揣测，丈夫的这个电话是要刻意支走她，独自面对一切。然而回忆丈夫的这最后一个电话，妻子也没有发觉有什么特别的异常。
当日下午1点左右，62岁的黄月前听到王培军的店门被踢得哗哗响，他跟其他人一起冲了进去。他们看到王培军倒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旁边还有一个农药瓶。
王培军将卷闸门拉下了一半，他喝农药时旁人没有看见。何群接到电话赶回鱼档后，丈夫已经口吐白沫，没有了呼吸。
事后，家人从现场发现一张写在记事纸上的“遗书”，何群说那就是丈夫的笔迹：“冤冤（此处为一符号）我死与菜场有密切关系，请不要把我抬走！让菜场出（处）理，天理何在！”
对于这份疑似死者生前遗书，雨湖区政法委副书记刘维认为，还需进一步做笔迹鉴定以确定真伪。“假设这份遗书是真的，如果王培军是因为20万而死，为什么遗书上只说菜场，一点没提及20万的事情呢？”刘维认为，“20万威胁致死”说并未从“遗书”上得到证明。
多位亲属认为，王培军的死因糅杂了多种因素，一连串的诡异“撞人”，好心救人反被抓住不放，不断累加的赔偿负担，菜场管理方的冷漠和失职，派出所“偏袒”一方的调解，“正是这些合力杀死了王培军！”
“一个善良的老实人，远近闻名的好人，就这样被逼死了，可见这个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冷漠。”好人王培军自杀的消息上网后，有网友在论坛上跟帖。结合之前多地发生的多起“扶老人反被陷”事件，有网友感叹“好人难当”。
鱼贩王培军之死，正在他生前熟悉的菜场内外成为一个道德话题。而何群认为，从丈夫的遗书所指来看，丈夫的死更多是对管理方的失望。“如果菜场出来积极调解，或者承担一部分责任，通过减免收费来减轻我们一些赔偿负担，丈夫也许不会这样。”
“派出所作为调解方，第一次协议明明说好了‘以后不付任何费用’，为什么还有第二次调解？赔偿款对方说多少就多少，派出所为什么不对实际情况做个调查？”亲属们认为，派出所在调解中并没有主持应有的公正。
雨湖区政法委副书记刘维也说，本来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但没想到王培军的死会在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8月11日，王培军的灵堂设在菜场入口处第四天，不断有闻讯的当地群众默默前来，向着死者的冰棺和生前照片注目或者躬身。
坐在丈夫灵堂前，何群继续向记者和围观者讲着王培军的些许生前事，大多和好人有关。
那是许多年前，一次王培军在路上看到有个精神病人抢走一个5岁小孩的书包，扔进旁边的河里。王培军跳下河，捞起书包还给了那个孩子。这个举动惹恼了那个精神病人，被他捡起石头追着砸。
王培军还有个外号，叫“潭粪捞”。这个绰号得名于王培军看到一个小孩掉进粪池，不顾脏臭把小孩用手捞了上来，弄了一身的粪，从此“臭名远扬”。
说起这些时，何群会抬头，看灵堂前的丈夫，看他昔日的浅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