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
写完《回忆李雪峰同志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的短文，在给几位亲友看过、并听了他们的观感与意见之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庐山会议这桩历史往事到今天，毕竟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不仅由于时间久远，有许多事在人们的记忆中己经淡忘了，而且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也使今天的人们感到相当隔膜、不易理解。至于我们的子女，对于同他（她）们祖辈关系十分密切的往事，那种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基于家族关注的深厚传统，几乎完全兴趣索然了。
因此我觉得，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回忆李雪峰同志的短文，对庐山会议这场政治风波的来龙去脉，需要进行一些轮廓的介绍。为此，对庐山会议的基本历史事实，虽然我也又看过一些材料，不过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回顾；在回顾这段历史往事的同时，对其中蕴含的是非曲直，也在进行一些自己的反思。
这种回顾与反思，其出发点，自然不是起码不应当是家族式的。当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回顾和反思，同当年的认识，包括当年基于“党性”的正统“结论”和市井坊间的野史传言，自然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这大概是因为，后一代人，不仅离当事者利害恩怨的纠葛远一点，而且不会过分囿于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限制，因而会比较客观和超脱一点。庐山会议到今天己经三十多年了，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改变，因此说“隔代”似乎并不妥当；但“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巨大变化，却使人们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所以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若说是“隔代”，也算沾点边。
第二，意大利一位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有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历史上己经发生的事还是那些事，但历史常读常新、也常写常新，一切历史著作，都是特定时代的人基于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作者是这样写的，读者也会这样读。对庐山会议这一段历史，那个时代的“当代”的人们，自然会有他们当时的看法和说法，我们今天这些“当代”的人，亦会有也应当有一些自己的新的思考。
沿个这个思路，又进行修改，补充了一些内容，不觉间就写的长了，竟有两万多字。几位朋友看了以后，开玩笑说：“你这是回忆李雪峰同志呢，还是让李雪峰给你想写的东西作广告呢？”想想也是，于是就把属于我的回顾与反思的部份，摘出来单独成篇，即成此文。
当然，庐山会议上的事，我并不是亲历者，因而所谓回顾，只能是间接的，而这里谈的所谓反思，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
撰写此文，对我而言，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人都知道，我父亲在庐山会议时，是当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当事者，尤其在随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旋涡里，更是要角；由此，人们对我的观点的主观倾向性，或许会有些怀疑。我想，有这种怀疑，也是人情之常，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阅历只是有限的，而且也有个人感情，这无须否认。不过，好在我写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钦定”的官修历史，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这使我稍感自我宽解。可即便如此，当我下笔时，也增加了几分谨慎，这种谨慎，自然也是要面对指责的压力，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公正”与“客观”的自律，至于是否确实做到这一点，读者自然会有各自的判断。
始于“九大”前后的毛林分岐，其实质是“文化革命”
说起来，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在1969年春党的“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分道扬镳了。“糜不有初，鲜克有终”，林彪同毛泽东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后，他改变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泽东一同“继续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报告》，突现了两人的根本分岐：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起草，但陈伯达的稿子，却是按照林彪的意图写的，这个稿子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参加“九大”的代表们已经来到北京，毛泽东临时又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亲自修改定稿，论述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于是，在党的“九大”会议上，原来反映林彪思想的那个《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定了；而后来这个《政治报告》，林彪在大会上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连看也不肯看一遍，还语带讥讽地说，他“不愿掠他人之美”。对于林彪，这恐怕远不是个心情不太愉快的问题，作为政治家，林彪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报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虽然有了，但政治家是行动者，《政治报告》则是“行动纲领”，今后全党的中心工作，还要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路线。对此，林彪的不满溢于言表：“什么路线，还不是毛线！”由此，他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质，并且已经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他晚年的一桩事业。按照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到召开“九大”时，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己经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落实到基层”，还要继续努力，有许多工作要做。
或许，毛泽东还会认为，到各省市“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党政系统的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但是，军队系统的问题，由于“文化革命”战略部署的需要、要担负“三支两军”的任务，没有能够很好地在“群众运动” 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仍是一种缺憾。下一步，应该找个机会、想点办法，让军队系统再补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个阶段所缺的课。
——说起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也算是“阳谋”，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写得很清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通过这个文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林彪意气昂然，唱的是红脸，实际上主导和左右了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的进程和结果；可时过境迁了，这些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反映当年亢奋的“时代精神”的话，如今听起来，林彪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关于“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战略性质的文件。
显然，这里并没有把解决军队系统问题的任务除外。从这个角度看，1967年夏秋时，毛泽东否定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对他而言，可能只是基于文革“战略部署”、出于“稳定军队”的需要，是一种战术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了许多遍，对“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战略目标，他是不会忘记的。对林彪，这也是有言在先的事，“勿谓言之不预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下去。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把他的意图，作为全党今后的“行动纲领”，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加正规了，也取得了正统性的地位。
而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长篇讲话里，他实际上己经进行了一番相当系统的论述：
首先，他从全世界的宏观角度，洋洋洒洒地介绍了世界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接着，他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这种说法，不仅很是新颖别致，也是一顶大大的高帽子，因为这种说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够载入世界文明史的意义。
然后，林彪又以宏大广阔的视野和简明通俗的语言，论述了他所称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开始，然后发展与转化到党政部门的“政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胜利了，下一步，该发展与转化到“经济革命”的阶段了。
——林彪这番宏论，在当年，让那些对世界历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员们，听来颇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为“付统帅”的渊博而赞叹不已。据林彪自己说，对陈伯达为他写的九大《政治报告》的稿子，他“并不是很满意”，他“还是更喜欢”八届十二中全会时的这个稿子。
当然，在历史学家看来，林彪在这里所作的类比，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不过，林彪也不是想改行去当个历史学教授，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些史学论断，也不必学究气地过于“较真儿”。作为政治家，林彪所传达的意图，实际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阶段和“政治革命”的阶段，既然己经胜利了，就应该转为“经济革命”、也就是经济建设的阶段了。
但是，毛泽东的眼光，在党内斗争无数惊涛骇浪中已经修炼得十分老辣，对林彪心里盘算的那点小九九，其洋洋洒洒的宏论背后真正的潜台词 ——“权力己经到手，文革可以结束”，他早己从蛛丝马迹中洞若观火。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上，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对与他这位“亲密战友”的友谊，毛泽东还是很珍惜的；当然，这种“亲密战友”的关系，在毛泽东心中，主要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个人性质，这倒未必是毛泽东“不念旧情”，而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更关心现实政治目标的需要。
——在这方面，毛泽东做得实在有点太过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完全政治化了：建国初期，为了铲除旧中国官场“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裙带作风，为新中国的政坛新风作出表率，毛泽东拒绝给他所有亲属安排工作以照顾；但后来，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却把他的家庭成员推上极不相宜的政治高位，尽管这也是她（他）们自己的愿望，但她（他）们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却未必都能象毛泽东那样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这种很不寻常而且遭人诟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来，也许就象当年动员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样吧，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却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林彪这位“亲密战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线”上来，同他一道“继续革命”，并且要用实践证明确实如此；否则，为了他的“文革”事业，就要把林彪从“付统帅”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来，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时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拿下来一样。
——从更早些时他曾经成功地把张闻天这位“明君”从 “总书记”的位置上拿下来的历史经验看，对毛泽东来说，这似乎也并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事，起码并非绝对办不到。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依他的“斗争哲学”来看，不论在党内还是在国际上，不论是斗勇还是斗智，除了同斯大林最后算是打了个平手，还没有什么人是他应付不了的对手。林彪跟他几十年了，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对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和林彪己经在暗中“较劲”
不过，这一次他对付林彪，事情却也并不轻松。“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后，林彪的权力急剧膨胀，“九大”前后，他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正处在颠峰时期：整个军队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挥”，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都 “军管”了，全国各省市的地方政权，由于“三支两军”而实行“军、干、群三结合”的体制，其主要权力也在军队的支配性影响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 “清查五.一六”中，军队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军委的领导班子，在罗瑞卿和杨成武先后被拿掉以后，对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大概就象“辽沈战役”之前毛泽东当年那句显然带点赞许和得意的夸奖吧：“林彪壮得厉害！”
此时，倘若设身处地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 “继续革命”还要搞下去，中国政坛既成的权力格局，势必要“重新洗牌”，对林彪来说，那岂不是要自乱阵角吗？用“文革”时代的话来说，再搞“天下大乱”，那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到手的权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乱，林彪自然不想干这样的事。可是，如今再选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呢，即使弄到个“舍熊掌而得鱼”的“软着陆”的结局，象陈云、邓小平那样靠边站、坐冷板凳，作为一个政治家，那种百无聊赖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看来，自问并不缺乏谋略和定力的林彪，尽管在“文化革命”发动时，也曾有几度“临事而惧”的思虑犹豫和“待价而沽”的盘算计较，可几番“半推半就”的姿态之后，还是进了这“难办的曹营”。
如今，“文化革命”己经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形格势禁，己成“骑虎难下”之势了。林彪那时的心情，也许就象《红楼梦》里的那个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这样“担了个虚名儿”，又何必“文革”发动前后的当初，同毛泽东演那一出“二人转”呢？
可是，林彪却不是等闲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开场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态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言论有所不同，在他内心深处，对毛泽东是另有一些看法的。跟着毛泽东几十年了，作为学生，他才气不凡，耳提面命，对老师的谋略，也看出一些门道。这位个性极强的“常胜将军”，绝不愿就此认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了几十年了，难道还没有“出师”嘛？他不肯就此善罢干休，要试试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师“过两招儿”。
毛泽东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隐藏在水面之下。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公开闹腾地厉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上，不过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关于“天才”问题，自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政治报告》中亲自划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时，己经同林彪在“文革”中给他捧场的那些言论划出了一条界限，毛泽东把他的个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为随后同林彪的分岐与斗争预先留下了伏笔。在此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在中国政坛的斗争中开始频频使用他的这个新的政治武器。
有这样一个故事，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年毛、林之间关系的政治气氛：
1970年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到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发了脾气，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讽的口吻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进了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那些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并且当下就向周恩来布置：“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随后，自然是周恩来去落实毛泽东的这些“最高指示”。
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毛泽东此举并不是小事，也不是个单纯的“谦虚”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对着林彪来的。果然，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它成了林系大将“清君侧”时敲打周恩来的口实。显然，毛、林之间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黄花”了。不过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后毛、林的争执中，毛泽东可以指望周恩来在大关节方面继续站在他这一边。
毛泽东见事很透，他当然会想到政治主张的分岐，势必延伸到人事权力的争夺，他料到林彪会打“国家主席”的主意：——“国家主席”，在中国当时的国家体制中，虽然只是个虚职，但如果实权己经在握的话，“名正言顺”的意义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实归”，党、政、军大权在握的“实权”，再加上“国家主席”的“虚职”，即便是“国家副主席”也罢，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动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林彪在“文革”问题上坚持同毛泽东对立的意见，关于“文革”的事情，麻烦就大了；于是，毛泽东未雨绸缪，在讨论宪法草案修改时，干脆建议取消“国家主席”的职位。
——就事论事地说，毛泽东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意见，确实没有多少道理：国家体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很严肃的事，“国家主席”，不能“因人设职”，也不能因人“撤”职嘛，不能你毛泽东不愿意当，又不想让林彪当，就撤销“国家主席”的职位。
不过那个时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革命”是他压倒一切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是创造历史的大事业，与此相比，撤销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职”，算得了什么大事？
“文革”时代，“天下大乱”，各级党委“停止组织活动”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都冲垮了，“公、检、法”的专政机关也“砸烂”了，还有什么“工、青、妇”的各级机构，也一概没有了，…… 国家政权这些重要得多的部门、甚至核心和实权机关，统统都不起作用了；
在国家政权的最高层，“国务院”成了“业务组”，“军委”成了“办事组”，连“党中央”也成了个“碰头会”……；
那又怎么样呢？用他的话说，地球不是照样还在转吗？
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国家主席”这样的虚职设不设的，原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完全可以根据“文化革命”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定。
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对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事，毛泽东先后六次作出明确批示，企图用他的权威，把林彪的意见压下去，让他死了这条心。
实际上，林彪同毛泽东在人事权力方面的争夺，比“设国家主席”更严重的事情，是所谓“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了解中国政坛的人应该知道：这简直就象“玄武门之变”以后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泽东“逼宫”了。
还有那个著名的“林付主席一号命令”。如今人们都知道，“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政权几乎完全依靠军队维持，而军队是拿枪的，因此动用军队的事，高度集权，甚至调动一个排，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这个规矩，林彪自然不会不知道。“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北京机场会谈前，形势确实严峻；但军情再怎么紧急，让百万大军进入“超级战备”，报告毛泽东的时间还是有的嘛。事后看，如果此举是做给苏联人看的，怕是判断失误了；那么，公然“先斩后奏”或者说“边斩边奏”，是做给谁看呢？这桩事，恐怕不光是瞒不过毛泽东吧。
以上所举的两件事，都涉及“军权”，这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威尔德，宣布他是美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整个美国军队由他“直接指挥”，你问问小布什愿意不愿意？美国宪法允许不允许？毛泽东和林彪都是打了一辈子仗的人，他们都不会不知道，“军权”，这是什么份量的问题！林彪当年在“四野”，也曾是百万大军的统帅，自然不会不知道“直接指挥”这句话的轻重。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的统帅权，于是，关于“政治路线”的是非纠葛，完全可以从长计议，放到延安整风时再理个头绪，这也使他在和张国涛的较量中棋高一着、占得先机。
在那个似乎只是个所谓“提法”的问题上，在中央最高当局，曾经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政治争议。其原委是，庐山会议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论”在中央审稿时，陈伯达坚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采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双方争执不下，由周恩来和黄永胜去当面请示毛泽东本人定夺。可是，对这件涉及军权的事，意志强悍的毛泽东，在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之后，经过一番对现实情势的权衡估量和因势利导的运筹盘算，竟然把己经说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强咽回去了。这个关于“提法”的争执，最后的定稿，在周恩来和黄永胜于门外坐等的情况下，以毛泽东让汪东兴圈去“毛主席和”四个字了结。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不得不忍让于一时。——可见当年的林彪是何等权势！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的一番较量
对庐山会议，直到今天，人们的关注，包括“正史”中讲的，也是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这些人事权力的斗争方面，而忽略了毛泽东和林彪当时在政治主张上的分岐，就是说，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没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体。实际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一番较量，深一层看，真正要害的问题，是“文化革命”，这是他们两人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实质性分岐。
不过，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虽然坚持了“继续革命” 的“文化革命”路线，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进退攻守，还须掌握一点节奏。而且，毛泽东毕竟是这个国家的当家人，这个时候，他之所以隐忍不发、暂取守势、难得地委曲求全于一时，是因为当时有几件国内国际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在庐山会议上先作一些安排：
党的“九大”开过以后，要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体现“九大”路线，对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经过“文革”，党和国家要走上新的轨道，有许多事情要办；另外，撤销刘少奇党内职务的事，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己经通过了，但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是党外职务，总还要在“人大会议”上办个手续吧，否则，此事日后会留下“违宪”的口实；
国民经济计划，也须在全会上讨论通过，而后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两国军事对峙的形势十分严峻，事关国家安危，战备问题也需要全党作出通盘安排；
也许毛泽东更有兴趣讲一讲的，是关于“形势问题”：国际战略格局正面临重大转机，毛泽东精心运筹多年，中美关系快要出现突破了，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也想乘机给大家吹吹风，让党内有点思想准备。
可是在林彪看来，眼下这个时机，却是不可多得的。大概是从《史记》、《汉书》关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宫庭智慧中得到一些启示吧，于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发动了一场“清君侧”的“政治战役”。
这可能是一种军事智慧吧，作为战术天才，林彪对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开始，毛泽东在“文革”问题上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形势的战略主动权；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势，而且党内对“文革”潜在的不满情绪相当普遍；眼下，毛泽东又需要调整部署、安排办理一些别的事情，在“文革”问题上只好暂取守势，态势自然比较被动。这样，“主动权”——这个他们两个都不陌生、并视为军事上也是政治上克敌制胜的法宝，正从毛泽东的手中悄然滑落，这位政坛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来，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不过，“战机”稍纵即失，若是等毛泽东腾出手来，“攻守之势异也”，就又是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机遇”，果断出手，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抡先发言，出其不意地发起“短促突击”；同时，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几员大将”，“搞地下活动”、“秘密串联”、“煽风点火”、“突然发难”。——这些用当时的语言描述的情况，人所共知。
林彪的发言，一击而中要害，顿收“立竿见影”之效，全会分组讨论时，果然掀起轩然大波。这样一来，九届二中全会原定的议程，就完全被打乱了。会议后来的过程也证明确实如此：这次中央全会原定的两项“议程” ——“筹备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在全会期间的讨论中，基本未曾涉及，只是到了全会闭幕前夕，才草草通过了事。
——了解党的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中央全会的所谓“议程”，历来是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议程被打乱，意味着中央领导权威的动摇和丧失，党和国家就要出大乱子了。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党内出乱子，这是可与“世界大战”、“赤地千里”相提并论的大灾难。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而言，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原定于当年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向后拖延了；后来，又发生“九一三事件”，还有别的事；结果，几度己经准备就绪的“四届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后的1975年初才开成。召开“全国人大”，毕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连一点起码的章法都没有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还会有权威？
在大讲“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意思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林彪的思想和语言，却独出心裁，也别具风格，在发动 “文革”时，他讲的话是：“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而我们就是要做那个风。”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要做那个风”了；而且对毛泽东说他的“借助锺馗，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这一次，他是要“清君侧”，其锋芒，实际上指向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吧，也许林彪自己在“卡片”上写下的话更生动些：“打着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打着赞誉毛泽东是“天才”和拥护他当“国家主席”的旗号，达到“清君侧”以扼杀“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诛毛之人，林彪这位“战术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险，象他过去打仗一样，“又刁又狠”，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不料，时间只有两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败下阵来。这些个“清君侧”的小把戏，那能瞒得过深通中国历史掌故的毛泽东？他断然煞车，先是停止分组讨论，继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来只是他的“大秘书”、后来改换门庭投靠林彪的陈伯达“揪出来了”。当然，有了“批陈”这个题目，随后的“顺藤摸瓜”，文章还大有玄机。
林彪的败阵，分析起来，若以古时韩非子说的所谓“法、术、势”之道来论：——
“法”这一条，也还有些可以圈点之处，惜乎不是堂堂正正地提出来；
处心积虑的“术”，虽然出手不凡，终究不是正道；
最重要的是“势”，林彪明显不居优，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巨大威望，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
最后的结果，他还是栽倒在他老师的脚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脸阴沉地下了庐山。
不过，毛泽东在庐山的做法，同他历来“后发制人”的行事风格不大一样，显然有点武断。大概毛泽东也知道，他的本钱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面对林彪这个气势正盛的对手，过去“后发制人”的办法，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过份。
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当形势还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刚要“盛怒”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若是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风吹下去，…… 就要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的时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党内对路线问题的认识不统一，思想交锋尚未充分展开，便踩了急刹车，草草收场，自然会留下后遗症。说起来，对党内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也相当擅长做统一认识的工作，可是这也取决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如对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要将党内的思想统一到他的认识上，也实在是难哪。
庐山会议上，思想和路线方面的问题在党内统一认识的事情没有解决好，于是，就象俗话说的，“口服心不服”，庐山会议后，二百多中央委员，虽然当面对毛泽东不敢说什么，思想上的“疙瘩”却没有解开，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泽东的难题还在后面呢。
在庐山会议时，象李雪峰和我父亲这些只知道为党的事业“埋头拉车”的干部，他们关注的大概主要是些政策和执行层次的问题，对毛泽东和林彪内心深处的玄机，恐怕也象在云里雾里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吧。
庐山会议揭示“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
就象毛泽东的哲学理论著作名为“矛盾论”一样，他的“文化革命”的实践，也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句话，可谓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袖”、“统帅”，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却要“发动”他的人民，对他赖以统治的“国家机器”，来一场“革命”！而这个“国家机器”，又是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经营、亲手打造出来的。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这场革命，同他当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还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对他的“国家机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让“老干部焕发青春，年青人得到锻炼”，使他们恢复革命战争的延安时代的“三大作风”，其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条；若用“文革”时代“红卫兵小将”浪漫而纯真的话来说，叫作“把党的领导干部打成左派”。
但是，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游泳”，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却是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必须过的！——包括他那时十分器重的“红秀才”王任重，还有象李雪峰和纪登奎这样他当年相当信任的干部，甚至他在长征时的警卫员如陈昌奉等等，只要当时处在“领导干部”和“当权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对谁也不肯通融！
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确实象“文革”时代讲的那样：——“史无前例”！甚至还可能会是“空前绝后”！如今，我们都知道“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了，可毛泽东这位古今奇人的这个“错误”，却犯得如此惊世骇俗，掀起如此惊涛骇浪，如此令人惊心动魄！
在“文革”结束很长时间以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在这场惊天奇祸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余悸，因而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关注，几乎都集中在今后如何防止“文革”灾难重演的方面。
这种显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关注，要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由此而产生的失误是：在中国改革由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经济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夕，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党和政权的建设应当怎么改革？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问题，没有能够受到改革决策者未雨绸缪的关注，被忽略了。
可是，一些简单的常识，却使我们对这种并非“向前看”的关注提出质疑：
“文化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事情，难道真的还会“后继有人”吗？我们很难想象，象“文化革命”这种几乎完全属于毛泽东个人特殊政治风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还有那一位国家的统治者，愿意下决心做同样的事？而且竟然拥有如此过剩的个人权威这种政治资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过一番“经风雨、见世面”的锻炼之后，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思想也不会那么简单了，即使他们还想按照“继续革命”的理论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当他们面对中国革命铸就的如此强大而严峻的“国家机器”，在没有当年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还能搞出多大名堂？实际上，不说“成事”、就连纯属“败事”的“天下大乱”，又能闹成点什么气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这样的事，不仅在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这个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仅“史无前例”，恐怕还是“空前绝后”的。——虽然预见未来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但我想，这样的判断，应当说是基于比较清醒、理性和冷静的认识。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的忠诚，却是大可置疑的。
这是“文化革命”一个贯彻始终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对那个时代的“领导干部”或“当权派”来说，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无可置疑”，和对他发动“文革”的忠诚“大可置疑”，这个“内在矛盾”，简直象是撕裂了他们的心：——如果出于对毛主席“无可置疑”的忠诚，义无反顾地始终贯彻“文化革命”的路线，那同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历来接受的关于“党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们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识，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于对“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弃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在那个时代，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而言，则是很难想象的事。
因此，要从“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存在着一道绝不是可以轻易突破的心理防线，于是只能在“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长时间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仅就这一点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称之为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了。
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超然对待的“纯粹理性”的判断，而是在“大风大浪”的实践中受尽折磨而刻骨铬心的“经验判断”。
如果说，在“文革”发动时，他们就“很不理解”的话，在耳闻目睹了“文革”三年来的狂热、横蛮、凶暴、荒诞之后，他们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是亲自领教了“炮轰”、“火烧”、“造反”、“夺权”，还有“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打砸抡”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在“灵魂”连同皮肉经历一番痛彻难忘的“触及”之后，要他们发自内心地赞成和拥护这场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毛泽东之所以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甚至“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实际也不很难理解，其实他自己当时就说的很清楚：——就是要让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
说起来，这样一个道理，本来是现代社会国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识，对西方国家的情况，在这里先不去说它，单说中国：我们的国家，不是称为“人民共和国”吗？我们的政府，不是叫“人民政府”吗？我们的党章上，不是写着“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吗？那么，“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人民群众行使对党和政府的监督，难道这不是他们理所应当的权利吗？这个道理确实不复杂。
可在当年，以领导干部们并不算低的智商，何至于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国政坛和全国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实际是一种“半无政府状态”，当然是没有了；可现在折磨着我们的，却是规模相当可观而且似乎斩不尽杀不绝的“腐败现象”这样的“阴暗面”。我想，让人民群众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还是 “很不理解”的话，即使是普通百姓，反倒是有点缺乏常识了。
可是在那个时代，作为“革命对象”的党的领导干部们，他们身上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尚未退净，体内的弹片和疤痕还在隐隐作痛，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其忠诚勤勉、力疾躬行、廉洁自律、清贫俭朴，几乎达到古今中外之冠了；若说“缺点错误”，充其量只是有点“脱离群众”而己，这算什么了不得的“阴暗面”呢？革命了半辈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难道不应该有点地位？实际上，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当革命时代的正义还充溢在他们的胸中时，却让这些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不谙世事的“儿童团”，把他们当作“革命对象”，这么个没完没了地胡乱折腾，他们确实“很不理解”：老子当年干革命的时候，你们不知还在那根腿肚筋里呢！
而作为“革命动力”的那些初尝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对 “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还须有“民主”和“法制”的“监督”这样一些观念和方法，在那个时代，不仅相当陌生以至完全无知，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持完全排斥拒绝的态度；对于现实政治的复杂，他们的经验几乎为零，对过去革命历史的曲折，他们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当涉足政坛开始他们的“政治初恋”时，在这些“革命小将”们幼稚而狂热的头脑里，大概只有从老一辈那里继承和模仿来的意识形态和方法：——“革命”！而他们的“革命”，矛头却对着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辈”！他们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泽东几十年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游街”！
因此，就这场“革命”而言，无论是作为“革命对象”的“阴暗面”的事实，还是作为“革命动力”们“揭露阴暗面”的观念与方法，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时下流行的经济学语言来说，都是十分稀有的“短缺资源”。
显然，象“文化革命”这样一场“革命”，在客观方面，并没有什么现实的“革命危机”，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果斯大林还活着的话，又该嘲笑中国的“麦琪林式的革命”了，“麦琪林”者，俄语“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货之意；而在主观方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资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厉害：大概除了军队的支持，就是他的个人威望了。
——作为一位统治者，毛泽东也并不缺乏常识：在“文革”时代，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的，如果把国家政权比作一所房屋的话，没有粉刷、没有装修，甚至连门窗、屋顶也没有，自然不象个样子，可若是连“柱石”都没有了，那岂不是要坍塌垮掉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今，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扬镳了，“两条腿走路”，有一条腿要跛了，这“文化革命”的路，还怎么走得下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侧”的谋略得逞，不仅那时还支持他的“文革”——无论是有几分虔诚动机，还是出于对他的崇拜，抑或仅仅由于“不看僧面看佛面”——的原本力量就相当单薄的队伍，又要折损几名干将；而他作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时为调整一下进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规战术，也摆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于锋芒指向“国家机器”的性质，“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使然吧，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获得支持的“资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现在更面临空前“短缺”的危机。毛泽东继续进行“文革”事业的“资源”，就要只剩下他的个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这个“内在矛盾”，更加尖锐地摆在毛泽东的面前。
庐山会议的政治风波，毛泽东认为是“对着他来的”
那场“要炸平庐山”的政治风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而且呈现为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生动图景：两百多名中央委员，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对着他来的”。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对毛泽东眼光的老辣而叹服，他年近八旬，却宝刀不老，其透视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锐：——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背后，潜藏的心理状态却是对“文化革命”的不满情绪。
他警觉地注意着：——这股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政治浪潮，转瞬之间，就会演变成冲击和淹没他的“文化革命”的灾难。
中央全会上讨论的情况，果然如他所料：——为“有人反对毛主席”的群情激愤，掩盖着对抗“文化革命”的潜台词。
如此看来，这不是“对着他来的”，又是什么？
其实，作为一位“辩证”的大师，对“文化革命”这个 “内在矛盾”，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不仅并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个人威望这笔资源，还用“畅游长江”为它作个广告、造点势、让它增点值，而后作为一种政治资本，毅然决然地将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涡。
我们从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给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预感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他发动的“文化革命”这场政治风暴所掀起的涛天巨浪，最终或许要让他的领袖威望也付出代价，甚至会连同他自己一起 “打得粉碎”！——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他并非全然不知情。不过，毛泽东历来不怕弄险，他喜欢鲁迅：“在危险中漫游，才能体验生命的力。”
也许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威望，如果保护得好好的，把它传下去，让后人象神一样供起来，还不是古时候“神道设教”的老套套，那有什么意思呢？过去在延安时代，把他的“毛泽东思想”树起来，用以对抗“第三罗马” 的教主斯大林，从“共产国际”的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为中共争得独立和自由，还有点实际的用处。可是，现代世界的观念，是人民主权，也是世俗社会，并不需要把他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信仰”。
——中国革命，如果由于它的成功近于完美，并且以毛泽东的名字作为标志，让后人视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规，丝毫不能变动，使一场伟大的革命，铸就一个相当保守的政权，在毛泽东看来，或许也是一种悲剧呢。
因此，当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却用老百姓的大实话念叨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泽东喊的“人民万岁”，才是现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还需要“信仰”什么的话，那么他们应当“信仰”自已。——如果说的斯文一点，这也许就是康德哲学里讲的“伦理学的自由”。
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盛大的游行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斯诺问他：“对这一切，你还满意吗？”这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记者，可能是要刺探毛泽东的灵魂：他想从毛泽东的回答中判断一下，是否由于他对自已领导中国的成就感到骄傲和得意，才产生中国“文革”时狂热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辩证思维回答道：“既满意，又不满意。中国比过去有了进步，但是进步还不够。”也就是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满意的，但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革命胜利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不仅没有实现什么“理想社会”，而且没有达到当今世界的发展水平。用他的话来说，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感动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人民的拥护”，并不等于“人民的权利”，在现实社会里，人民还不是“上帝”，在国营商店，甚至连“顾客是上帝”，也是一种奢望。他写的“六亿神卅尽舜尧”，还只能是在诗中所寄托的一种意境。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用革命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在长期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势必带有严峻的军事色彩，大概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吧。可是毛泽东对中国仅有这样的“进步”，却“不满意”，他要用自已对“进步”的理解，改变这种局面；而且，“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虽然已经是晚年了，但他还是要在有生之年改变它，而且亲自去做这件事。
或许，在毛泽东那超越时空的哲学玄思里，可能还会想：对他的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源，谁知道身后的人们，会利用它来干什么呢？一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不符合他一贯期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不合他的意；如果这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再加上完整无损的道德形象，更让他不放心：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的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呢？是打着列宁旗号的“社会帝国主义”？还是“神道设教”的传统专制？抑或“纳粹德国”或日本“天皇 — 军部”体制那样的法西斯专政？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岂能无过？” ——这是毛泽东时常讲的话。他知道：人都是有缺点的，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也一样。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谁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样“全智全能”，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也都不会象天使那样“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恶两面，而且善恶之间的转变，或许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佛家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顿悟成佛”吗，反过来的情况，从明清小说里“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的话来看，道理也是一样的。未来的党和国家领导，如果他们的心中没有人民了，又没有人民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失控的“恶”，用他威望的余辉作为偶象，装点和掩饰成无上的“善”，只会更加禁锢人们的思想，那对社会进步又有何益呢？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愿，也心有不甘。因此，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源，与其当作一种摆设放在哪里也是一种浪费，留给后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现在作为“文化革命”的投资，自己用了它。
我们从毛泽东的信中关于“虎气”和“猴气”的议论中，似乎还能感悟到他作为“最高统帅”在“大战”前夕深藏的心理冲突的一丝表露。不过，就象他自己说的，最终，他身上的“虎气”，还是战胜了“猴气”。战略决策的决心一下，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为中国的革命领袖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己经创造了历史，并且十分辉煌，但他并不满足，还要创造新的历史。在万丈雄心的毛泽东看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他一生事业的“一件事”，在七十三岁高龄时，毛泽东又开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而又极为奇特的“革命内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响的地位，他便无论碰上多少困难、坎坷与锉折，即使面临被“打的粉碎”的危险，也不会轻易放弃。在庐山会议上，他再次运用个人威望这笔资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员群情激愤的怒火浇灭了。——看来，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还有余勇可贾，仍然具有强大的威力。
在这一轮党内斗争中，毛泽东的意志再次占了上风，“文化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于是，党内高层围绕“文革”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继续在这个“内在矛盾”的漩涡中苦苦地挣扎着。
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庐山会议时，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毛泽东虽然还拉上林彪，给他打了点掩护；不过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自然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在政治上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上，己经彻底决裂了。
毛泽东和林彪斗法，在全党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 ——他“纲举目张”，再次祭起“路线斗争”的旗帜，把党的历史象中药铺里的“十全大补”一样，排列成“十次路线斗争”，使政治斗争在宣传上颇具广告效应；并且用“抛石头”、“掺砂子”、“挖墙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线斗争”的网，越收越紧，步步紧逼，想让林彪就范。
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林彪同样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个性特点和政治意志，和毛泽东同样固执和倔强，虽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比毛泽东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统治权力，按老路子搞点建设吧。
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清君侧”的“政治战役”败下阵来之后，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几员大将”，搞“文斗”不行，搞“武斗”可能还有点本钱；于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调整部署、整备力量，另组“小舰队”，准备搞“武斗”，而且要“破釜沉舟”、拼个“鱼死网破”，竟然对毛泽东动了杀机。
如果从西方哲学家们讲的所谓“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来，构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者，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文化革命”这个似乎无休无止地折磨着中国政坛的 “内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许这是林彪为解决“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的想法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也并非全然为了个人。本来嘛，政治家的行为，从来就不能单纯用追求个人荣华富贵来解释。虽然政治家也是人，不过他们的想法，和为衣食温饱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还是不大一样的。
当然，象毛泽东常说的，我们自然也不是林彪“肚子里的蛔虫”，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实心理活动。不过，就一般情况推论，象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林彪的心理状态，大概也不会完全不受“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的影响，毕竟是革命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了嘛；而且他也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对毛泽东的忠诚，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作为一种情感与心理的冲突，也许一直纠缠到林彪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常人，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会登上权力的顶峰，功亏一篑，则会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权力欲交织着危机意识，而且，为中国革命奋斗几十年的林彪，自然也会有某种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虽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湾静静地索然枯坐，心中却似翻江倒海一般，风声、雨声、国家、家事、革命历史、现实政治、……各种心绪，一起涌上心头，使林彪在“无可置疑”和“大可置疑”这个“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中，经历着一番“触及灵魂”的痛苦思索。
终于，作为一种政治的判断和决策，他从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了。如果看过莎土比亚的著名戏剧《麦克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林彪突破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线：要对毛泽东动杀机！内心深处翻腾和激荡着多么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如果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完全可以叫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
在那个时代，可以说，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都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家”，而只是毛泽东的“忠臣”，或者说，他们都把对党和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同对毛泽东的忠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完全当作一回事。象彭德怀同志那样抱定“宁可自己身败名裂，也不能危害党的事业”的决心，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并非绝无仅有；而象刘少奇同志那样认识到“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却不是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达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认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仅从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心理固属阴暗且不去说它，就思想而言，简直象“天马行空”一般，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根本没有什么“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没有什么“顶峰”之类的“禁区”。显然，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那样的话，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至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话，可能完全不是他真实的心理写照。
但是，林彪突破的这道心理界限，却是一条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线：因为，你可以认为，毛泽东的话不再“句句是真理”了，但是要对他动杀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背弃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但是如果背弃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性质就根本不同了。
因此，也许我们应当认为，林彪的心理素质，实际上可能是比较脆弱的，也许同他的病体有关吧，他在精神上的自制力和意志力，在他称之为“绞肉机”一般严峻的党内斗争中，折磨地受不了了，他挺不下去了，终于，他背弃了对毛泽东的忠诚，同时，也背弃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
其实，从比较世俗的角度看来，就个人和家庭在“文革” 时代的遭遇和处境而言，林彪的情况，和同样是革命几十年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相比，其差别简直象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国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的境遇，用东北的方言来说，那个“遭罪”，可真是“老鼻子”了。
所以，林彪这样的人，在中共当年的“领导干部”中，也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异类”了。——当然，将对毛泽东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一点，可以归之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九一三事件”，使“文化革命”的大动乱演出了惊心动魄的凶险一幕，这如今大家都知道了。林彪失败了，而且葬身境外，一念之差，一步走错，其一世英名，便毁之一旦了。林彪无疑曾经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是我们共和国屈指可数的杰出的功臣战将，每念及此，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今天“思想再解放一点”，而且撇开对林彪本人的道德褒贬，对政治进程完全依客观理性来分析，也许我们对中国在“文革”后期的历史进程可以作这样不无道理的假设：
如今大家都知道，庐山会议后，对毛泽东的批评，林彪软磨硬抗，拒不检讨。但是，倘若我们假定，林彪坚持他“结束文革”的主张，却不是对毛泽东动杀机，更没有在“方寸大乱”之际怆惶出逃，而是坚持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
依当时的实际情势而论，尽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地位处于颠峰时期，不过要同毛泽东这样的政坛巨人较量，他可能仍然不是对手。因此，可能性比较大的结果会是：毛泽东南巡归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林彪会被毛泽东从“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来，附带的措施，自然会是改组“军委办事组”。
不过，考虑到“文革”在越过“高峰期”后，己经锋芒顿锉、呈现“再衰三竭”之疲态，如果林彪不采取那么极端的对抗措施，毛泽东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而且，依他同毛泽东的历史关系，或许还可以比邓小平做的潇洒一点，比方说，公然以“政见不合”宣布“辞职”，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还乡，那样的话，林彪自然难免会象陈云、邓小平一样，过一段赋闲、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那时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如果依庐山会议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响应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实力来看，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林彪的东山再起，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至于邓小平，如果没有发生 “九一三事件”那样震撼中国政坛的惊天奇变，依毛泽东历来讲究“因势利导”的惯常做法，邓小平或许未必会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机会；也就是说，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人的政治经验和水平、治国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论，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两人在中国政坛的实际位势而言，林彪明显居优。倘若在毛泽东之后，林彪果能东山再起，邓小平就更不会有机会了。
那样的话，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就不是邓小平时代，而是林彪时代了。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这己经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当年那位名列“三巨头”的英国首相邱吉尔说：“政治上战胜对手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比他的政敌活得更加长久一些。”对这样的话，我们自然很难说它具有什么重要的思想价值，但是作为一个政坛老手的经验之谈，对政治家个人而言，却也是不无实用价值的至理名言。
如此观之，对林彪的命运，人们更要扼腕叹息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温都尔汗的“三叉戟”残骇，静静地躺在那里，却长久地引发人们的无尽暇思。自然，人们更多的思考，还是其中蕴含的关于政治的是非曲直、智愚善恶。
林彪事件，这是一个中国人学习、体验与研究政治的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从“林彪事件”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他的著名史学名著起的名字，真是精彩之极！这也深寓着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面对中国古人的智慧，令人不禁为之惊叹。
我们追念历史，自然也是为了国家的今天和未来；
而且，我们对历史的思考，还应当是理性的；
当然，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并不排斥道德，而是要对道德进行理性的思考；
也就是说，不是只对某些个别事件作就事论事的道德评判和对某个具体人物的际遇与命运舒发情感的哀叹，而首先是更为注重普遍与一般的道德思考，这里，就是指可以被国家制度引为依据和政治生活引为借鉴的道德准则。
我想，如果世上的确还有所谓“历史哲学”的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能会成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个无尽的话题：因为虽然在政治上对它作出“否定”性的结论，我们可以认同，可它毕竟是八亿人民卷入其中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历史运动，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当然，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从历时十年的万千头绪中，剔除同时代的利害与恩怨，跨越后人“代沟”的隔膜和误解，理出事实真象的基本脉络，在历史教训的意义上澄清是非曲直、汲取有益的智慧，也殊非易事。
如果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来看，“文化大革命”唯其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借鉴、参照、理论和方法，也要广阔、深刻和复杂得多，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和文明智慧的制高点上，也未必够用。——国内外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文革学”，似乎预示着这样的前景：也许我们需要借助全世界的学识和智慧，才能从“当代史”的史学观念和思想水准，对“文化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得出深入的分析与中肯的评价。
可是，“林彪事件”的教训，在某个方面告诉我们的道理，却也并不是太复杂，那首先就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是个政治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的问题。
从政治斗争的思想内容方面说，既然“文化革命”是错误的，我们自然可以认为：“文革”发动前后，林彪同毛泽东联手，一起搞“文革”，无疑是错误的；而在党的“九大”前后，林彪要停止和结束“文革”，不管动机为何，其主张本身，应当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林彪搞政治斗争，采取“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手段和方法，较之法国大革命时的“断头台”和苏联人搞“大肃反”的办法，恐怕更加不可取、也更加使人们难以接受。因为，无论当年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后来的斯大林，虽然对政敌实行肉体消灭，但毕竟还不是使用暗杀的手段。
从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比较，我们读着“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里的“火焰喷射器”、“高射炮扫射”、“引燃汽油厍”、“炸断铁路桥”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谋划与议论，林彪用这种办法对付政敌，简直仿佛回到春秋战国“专诸刺王僚”、“楚成王吃熊掌”那遥远的古代去了。——正好这也是林彪在文革前夕“5.18政变讲话”里举过的例子，这难道是纯属偶然的巧合吗？
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政治家就会有不同的政见和主张。即使到了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吧，在毛泽东的笔下，也并不是一付“人间天堂”或者“桃花园”的模样，而是仍然存在着“先进和落后”、“革新与保守” 和“左、中、右”的“矛盾”和“斗争”。——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因此，政治斗争，无论一些人怎么厌恶和诅咒“权力斗争”的龌龊与邪恶，大概也永远会有的。
对政治斗争，人们兴趣比较大的、时常津津乐道的，时常是“权术”，而且往往对“权术”在道德上赋予贬意。应当说，这也是人之常情，西方人也不例外，比如对马基雅维里，尽管他的《君主论》在学术上并非没有进步的思想价值，公众舆论却通常不抱好感；因此，当年那位名震天下的基辛格，对马基雅维里可谓深得其中三味了，可在记者面前，却矢口否认，避之唯恐不及。
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要禁止政治家们搞“权术”，也就是玩弄点“心计谋略”吧，恐怕实际上也办不到。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就说过，在他看来，所谓“政治家”和“政客”，只是人们用词的褒贬不同而己。而一位前联合国官员的一本《政客与官僚》的著作，就把“政客”和“官僚”完全当作一个中性的词汇来用，他指的是“民选官员”和“政府公务员”。
如此看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不应该有点“心计谋略”吗？或者说，难道信仰了马列主义，就应该“缺心眼儿”吗？实际上，中国革命真正的思想遗产，除了重建中国人民的政治自信和意志，就是一代中共杰出领袖们非凡的战略智慧了。那首革命歌曲里唱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际上也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优势之所在，如今，有的学者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之为 “兵法文化”。毛泽东对于此道，可谓达于炉火纯青之境，林彪作为“战术天才”，其头脑也非等闲之辈。
——对此，如果站在对立面或者作为旁观者，把它称之为“权术”，那有什么办法呢？道德褒贬，立场不同，人言人殊，原也是人情之常。当然，对在政治斗争中的“权术”如何运用，也是可以从道德方面进行剖析与评判的。
可是，人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政治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须有一些什么样的制约与禁忌？或者说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蕴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内涵？却记录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水准的一种“尺度”。对于我们这个相当富于谋略的民族来说，也许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政治斗争的规则。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政治斗争的规则，“文斗”和 “武斗”的不同，带有根本的性质：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按照共产党中央高层的党内生活准则 ——这是一种异常严竣苛刻的“规矩”，它虽然未必都有明文规定，但在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中，却是客观存在 ——来衡量，自然是违犯“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若是从世界范围尤其是实行民主宪政国家远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看，林彪在庐山会议的行为，也不能算是犯了什么“规矩”，因为在他们那里，维持政治秩序的，是明文规定的“法律”。
因此，如果林彪只是搞“文斗”，即使“秘密串联”、“煽风点火”、“搞地下活动”、“突然发难”，甚至是“清君侧”也罢，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在今天和将来的人们看来，也许根本算不上个什么“错误”，更不要说是“罪行”了。
但是，在国家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实行“武斗”的办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不是以“革命时代”亢奋激情下那严峻苛刻的“规矩”、而是以人类社会普遍通行的“政治文明”即比较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让我们对林彪的“罪行”作点简单的剖析和评估：
对任何国家的政治家来说，对国家民族的忠诚，都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们抱着台湾历史小说作家高阳那样的史观，以“辩护律师”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林彪，挖掘出更多的可以为林彪辩护的事实和理由，但对他的“叛国”，却很难给出一个能够服众的辩解，因为他死在境外。
当然，如果允许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假如一二百年以后，中国、俄国、蒙古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包括大家眼下不大喜欢的日本，象如今的“欧盟”一样，最后联合成为一个称为“亚盟”的统一的经济与政治实体了，那时再说起林彪“叛国”的事，也许人们不会象今天这样把它当成个了不得的事了。——当然这也很难说，中国实现“大一统”，至今己经两千多年了，人们还以“爱国主义”的名义纪念屈原呢，更不用说晚得多的“民族英雄”岳飞了。这大概是因为，人类社会无论怎样“历史进步”，总还不至于“进步”得完全不要“历史”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对政敌采取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作为一个“罪行”，恐怕倒是只会“与时俱进”而“逐步升级”呢。——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对“历史进步”在理解和期待上的一种逻辑推论，还须排除人类非理性思潮侵袭的因素。谁能保证人类社会的未来，就绝对不会再出现德国“纳粹”和日本“军部”那样集体的邪恶与疯狂呢？更不要说会出现依靠阴谋手段或者只是偶然机遇登上权力高位的坏人了。
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林彪的“五七一工程”成功了，他开创的先例依“案例”沿为规则或者“潜规则”，为我们的后代所效仿与沿袭，我们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古代的帝王对大臣“廷杖毙命”、“推出午门斩首”以及残酷无比的“凌迟”，也还要明白宣示一下呢。专诸、商臣、聂政一类和荆轲之流的故事里，那种两千多年前的原始办法，毕竟太落后、太愚昧、太野蛮了。
当然，如果细加区分的话，荆轲之流的“慷慨悲歌之士”，其动机还有“反抗敌国侵略”的因素，这和专诸、聂政、商臣一类，完全是在国家内部“搞政治”的情况，还有不同。
若是依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当今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普遍思想潮流的“时代语汇”来说，林彪父子的“小舰队”，则要被称之为“恐怖主义分子”了。
对政治斗争来说，实行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一旦开了头，也许会象吸食毒品一样上瘾的，从当今世界一些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例子中，可以印证这个算不上深刻的经验之谈。
如果政冶斗争在道德上完全失范，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我们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道德水准，岂不是要倒退到几千年以前去了吗？我们现在还奢谈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政治的现代化和“高度政治文明”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当年对“林彪事件”的性质，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实在是大谬不然呢。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自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起，西方社会越来越注重保护“人权”，政治斗争要以保护基本人权为戒律，己经是常识：
——以我们党的历史来讲，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确立“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各苏区“肃反”的教训，避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惨祸，虽然在“审干”时也发生了一些如今遭人诟病的事，可是，若同斯大林在苏共搞的“大肃反”相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做法，己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设身处地想想，在革命战争时代，处理自己队伍内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坚持切实保护基本人权，甚至只是做到不开杀戒，并不容易。—— 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签署一个文件：枪币逃兵的名单。当然，那是美国当年的军纪，总统也要依法办事。
可是，对处理政治斗争范畴的问题来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样的进步无疑还不够，尤其是在和平时代并且己经掌握政权以后，不仅应当“一个不杀”，还要“一个不抓”，而且对待政治对手包括失败的政敌，还应当给他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给政治对手以平等竞争的条件包括失败以后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才是现代社会民主宪政国家所应遵循的规则。
——毛泽东浪漫起来，有时候气魄也蛮大的。比如，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对柯西金说，要聘请赫鲁晓夫到北京大学当教授，讲讲他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不过，那个时候他这个话，也只是挖苦一番柯西金、将苏联人的军而己。如果毛泽东真的能够把这个办法在他自己的国家付诸实践的话，当年就应该让1957年的“右派”留在北京大学继续当教授，并且让他们讲讲“政治设计院”是怎么个搞法？批评“党天下”是何道理？而在二十世纪末的北京大学，我们在听了诺贝尔奖得主的经济学讲座以后，或许有幸可以听听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们的“全面专政理论”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更加详尽的阐述呢。
倘若中国也真到了这一天，毛泽东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所谓“双百方计”，才算是真正落实了。看来，不管毛泽东喜欢不喜欢，他也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化大革命”，他把自己的威望也押上作为睹注，可谓最大程度地挣脱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可是却使他的威望遭到历史条件的报复，也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一场灾难。
政治斗争要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戒律，造成这样的历史条件，须由一整套现代法治 ——包括它的理念和程序 ——的长期教化，这大概要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成。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现代化”吧，不过这只是在人文社会领域的内容，因此确切一点说，也许应当称为“公民社会”。
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在遵循这样的规则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完全可以尽情施展他们的“心计谋略”或者说“权术”。在实行民主宪政国家的竞选活动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从正面讲，己经形成专门的学问和技能，甚至有“形象设计”这样的职业，从反面讲，其挖空心思地怪招百出，甚至演出象陈水扁那样的“苦肉计”疑案。在实行多党民主制条件下，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事情，或许有人可能并不喜欢那个样子，不过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历程中的现象，却属正常，不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吧，也是很难避免的事。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那里还会允许“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无故杀害一个普通百姓，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办；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只是因为对反对党 “秘密串联”搞窍听，弄得连总统职位都丢了；因为“政见”不同，就允许对政治对手用暗杀手段实行肉体消灭，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准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实际上，毛泽东把林彪事件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并非对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懵然无知，也不是想把林彪事件的性质大事化小、减轻一点，而是象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说的，“把世上的一切坏人坏事，都算到资本主义的账上”了。
这种作法，从国际上说，是“冷战时代”的习惯性思维；从国内讲，则是毛泽东从“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出发的政治需要。——毛泽东曾经坦承过这一点，不过他可能觉得，这个话，在那个时代对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说，没有必要经常挂在咀上，“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005年5月30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