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情形，有建制派议员表示，他们集体立场的原因是希望为身体不舒服的议员刘皇发返回议事厅内投票争取一些时间，不曾想沟通出现问题，有8位议员仍然留在场内，致使表决时场内有足够议员进行投票。然而，有熟悉香港政情的分析人士指出，在政改表决进入临门一脚的一刻，30多位建制派议员共同走出议场去迎接一位年迈的议员，而又刚刚好有几位议员留在议会内，造成场内有足够的法定人数进行投票未免太过巧合。如果整件事情的过程真的是“意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级别的意外。但至少目前来看，建制派给出的理由实在太过牵强，整件事的巧合程度更加像是香港建制派势力的一次联合“反水”。以这种最糟糕、近乎羞辱的方式为2017年政改划上休止符，可以被看作是建制派力量对管理香港各个体系的一次集体抗议。
政改投票结果显示屏上面的数字显得格外刺眼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留下投票的8名建制派议员中间，方刚、田北俊、钟国斌、张宇人、易志明5人都属于与特区政府和中央关系若即若离的自由党。于去年占领行动时因发表敦促特首梁振英辞职言论，而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自由党立法会议员田北俊在表决后还表示，事前没有收过其他建制派要求离场的通知，他亦认为自由党留下投票的决定正确。而另两位议员林大辉和陈婉娴明显也都与梁振英不甚咬弦。这几位场内议员实质上与在议事厅外的30多位建制派议员一起“共同作用”，导致此次政改会输得如此难堪。大批建制派不对以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为基础的政改方案投下支持票。究其原因，这与近些年来，中共传统老一派的“统战方法”在香港愈发失败有着密切的关系。
多年以来，传统的港澳官僚体系根本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香港局势，而他们旧时的统战思维对港府的运作深度干预，更增添了港人的反感。如果不彻底调整这种官僚结构，根本没有办法改变。而另一方面，建制派议员们也需要得到来自这些官僚机构的“财政”支持，模糊了官商之间的关系。这令议员们不得不气短，但也同时加深了中央在港管理体系与这些议员们接触时那种高高在上的官僚感，对建制派长期存在一种“受我恩惠，就要听我指令，甚至是替我消灾”的感受，殊不知这种颐指气使的态度，在如今的香港已经被越来越多人厌倦。
此次政改表决过程中建制派的“集体反水”，可以说是在偶然事件中蕴藏着在必然因素，也是对旧式官僚治港思维的一次全面否定。当然，从好的方面看，这次政改方案被否决也为各方重新检讨处理香港事务提供了一次良好的契机。不管政改拉倒的责任谁属都好，都真诚地希望在这次的否决过后，香港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多一分的理解，少一分的争拗，一切都可以从头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