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入大城市的大量农民工沦为新的赤贫阶层，成为潜在社会不安定因素（图源：VCG）
历史往往是很微妙的。
中世纪教廷严厉敲榨下的北德意志农民是教廷的忠贞信徒，但到了十七世纪，他们却成了教廷最坚定的反抗者；路易十四时期被君权压制的法国民众是难以想象的恭顺，但到了路易十六时期，他们却变成了无可遏制的暴民；沙皇俄国农奴时代被旧制度盘剥的俄国民众是如此的不关心政治，但到了1917年俄国最开放的时候，他们却变成了任何政治革命最激烈的拥护者。同样类似的事情，在1848年的欧洲、1911年的中国、1930年的欧洲、1989年的俄国不断上演着。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竟使得传统上能够有效维持统治的旧秩序，不但难以阻止社会动荡的发生，反而在革命的洪流面前，变得脆弱不堪、一击瓦解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必须理解旧秩序能够维持下去，其所依靠的政治基础。
路易十四统治法国的主要力量来自于教士和贵族，这两个阶层的对民众的思想影响力和自我政治经济动员组织能力在路易十四时期是相当强大的；满洲帝王统治中国则依靠中国士绅的支持，该阶层帮助满清帝王扑灭了铺天盖地的太平天国火焰；沙皇俄国统治俄罗斯的主要力量来自东正教和贵族，两者在农奴时代的政治能量和组织能量，也是俄国其他阶层所难以项背的；苏联共产党统治俄国的主要力量，则是庞大国有企业福利体系照拂下的城市工人阶级（中国类似）。
不过，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演进，这一切慢慢发生了变化。
旧秩序下，新的失意者大量出现
任何旧秩序的崩溃，都离不开经济发展或者社会突变之下，新失意者的大量涌现。这些新失意者无疑是最不满的社会阶层，曾经的美好生活如同火焰一般痛苦地灼烧着他们的神经，使他们迫切希望改善当前的境遇。而且，由于他们无法在稳定的社会规则下看到改变的希望，他们便会致力于使用一切激进手段毁灭秩序。
法国大革命之前，大量的自由农民从安宁祥和、枯燥单调的农村涌入城市，由于缺乏城市中的基本生活技能，他们被迫从体面的农民沦为城市中的赤贫阶层（根据档案统计，这些人大约4/5的收入用来购买食品）。这些人在法国大革命中是激进的雅各宾政权最坚定支持者，也是最残忍的暴乱分子。
1861年，俄国宣布《农奴解放宣言》。这使得大量农奴，从世世代代依附贵族、并以固定模式劳动繁衍的农奴身份，一跃为自力更生的“自由人”。
1861年，俄国的农奴改革，并没有缓解俄国的政治危机。农奴一下子变成自由人，却难以适应。他们大多数一贫如洗，要么在农村自生自灭，要么到陌生的城市当包身工，从而沦为新的伶仃人阶层，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在随后的历次俄国社会动荡中，这些新的伶仃人阶层，都是骚乱的主要力量。
辛亥革命中的反清军官，大部分来自于朝廷衰败之后，找不到出路，被迫留洋求仕的失意读书人。清朝科举制度的衰败与最终废除，实际上使得清廷与底层士绅阶层曾经牢固的利益纽带，彻底崩裂了。清廷在激怒了旧盟友的同时，又增加了致命的敌人。当时的普通革命参与者如蔡锷、张振武、蓝天蔚、阎锡山、蒋介石等的成长轨迹，实际上大致相同。
一战结束后，大量军人从战争中最受尊重的阶层一下子沦为被歧视的对象，从而成为各国的不安定因素，为新的动荡撒播了火种。德国纳粹党、法国火十字团、意大利法西斯党、英国法西斯党的中坚力量即来自于这些军人，包括希特勒、戈林、罗姆、墨索里尼、拉·罗克等领导人，也属于这个阶层。
抗战期间，为支持军费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也让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工薪阶层在战争中变为其重要反对者，更使得抗战前被边缘化的共产主义思潮得以深入人心。仔细查看闻一多、朱自清等大学教授在战争前后的收入情况，他们对蒋介石态度从拥护变为抵制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苏联国有企业大量破产之后，曾经的体制拥护者市民工人阶层，在失去福利保障之后，变成秩序的反对者。
80年代末，由于石油收入锐减，财政崩溃的苏联政府，无力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继续予以补贴，国企大量破产，大量前苏联国企工人在丧失了曾经优越的生活福利之后，生活陷入贫困，并成为苏联政权的坚定反对者。
当代中国大量的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涌入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面对高昂房价，沦为新的赤贫阶层，这实际上是相当大的潜在社会不安定因素。
传统的国企工人，在失去体制利益后，变为新的失意者，逐渐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新的有产阶级崛起，往往因为迫切需要政治权力保障自身所得，而反对旧秩序
经济大发展之下，不同于传统既得利益者的新兴有产阶层，往往会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然而，他们却在旧秩序体制下备受轻视，也无法有效保障自身财产安全。于是，新兴的有产者必然迫切寻求获得政治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是秩序维护者的“新兴”有产阶层，也会成为“旧”秩序的敌人。而这些有产者，往往也会成为革命的发动者和资助人。
英国清教徒控制的议会下院之所以发动反对国王的战争，就是因为国王查理一世的贵族阶层，不停地以各种名目对新兴商人、乡绅、律师等非贵族的有产阶层，无节制地征收税负。这激起了拥有强大经济动员能力之新兴有产阶级的武力反抗。
美国独立运动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北美殖民地的庄园主、茶叶商人等有产者希望免于被英王无休止的征税，试图通过获取政治权力，从而保障自身财产。
法国大革命的序幕——网球场宣言。新兴有产阶层医生、商人、律师等在此宣布，将建立保障自身财产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是整个国家；第三等级在当前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西哀士（法国大革命重要推动者）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离不开商人、医生、律师等新兴有产者的推动。革命前的法国新兴有产者，尽管已经成为法国各阶层中，最有经济力量的阶层，但是在旧秩序下，由于贵族、教士特权地位，使得新兴有产者难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这使得新兴有产者最终必然走向旧秩序的反面。
清朝灭亡的导火索——保路运动的推动者，即来自于商人为代表的新兴有产者。清王朝将股份铁路国有化的等武断措施，使得这些人逐渐意识到，清廷的旧秩序已经成为他们保障自身经济权力的障碍。
现代中国的新兴有产者，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他们也是目前法制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最主要推动者。
旧秩序主要支持者力量的萎缩，以及组织能力的瓦解
与新失意者和新兴有产阶层同时出现的，是旧秩序传统支持者力量的逐步萎缩和瓦解。
旧秩序支持者经济动员能力的不断萎缩：
英国内战和法国大革命前夕，伴随着传统农村经济的不断边缘化和商业经济的大发展，依附于农业经济的大贵族和教士们的政治经济动员能力，相比于新崛起的商人、金融家等新兴有产者，已经丧失了优势，这也是英王查理一世和法国路易十六不得不向新兴阶层，频繁寻求经济支持的原因。同样类似的是，苏联解体前夕，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和国有企业的迅速解体，苏联政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能量，也变得相当有限。
旧秩序社会控制能力的不断瓦解
事实上，旧秩序衰弱，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实力对比上，更体现在对民众的控制力上。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大量涌入城市的自由农民，脱离了宗教氛围根深蒂固的农村，来到了城市的贫民窟，摆脱了教士的精神影响，成为政治上不可控的人群，并逐渐受到了雅各宾党人暴乱思想的影响；在俄国，新迁入城市且生活在都市边缘的俄国农民，不再有曾经的农村东正教洗礼，也成为布尔什维克招揽的对象；苏联的国有企业体系崩溃后，大量的前国企工人成为不折不扣的自由人，不再受曾经强有力的党组织控制，逐渐被各种各样的其他意识形态所支配。
这些现象的出现，使得旧秩序对民众的控制，不断衰微，直至失去对社会的管制能力。
抗战期间，中国社会结构崩溃，大量家庭瓦解，民众流离失所，沦为伶仃人，这使得战前相对有效的士绅宗族政治体系，陷入瓦解。
宗教逐渐成为底层大众的选择，实际上是政府统治力量在基层衰退之后的必然结果。
与动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次大革命时期，在那些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或者说受变革影响较小的地区，旧秩序依然能够良好地发挥作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传统的法国农民在教士与贵族的良好动员下，依然是国王路易十六最坚定有力的支持者；在俄国内战期间，俄国农民则在东正教和旧贵族的组织下，顽强地为旧秩序与革命者殊死恶战；而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偏远的中亚地区加盟共和国民众，则希望继续维系苏联的统治。这些令人吃惊的类似，并不是一种偶然。
总结
事实上，政治的改革与革命的发生，往往都是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在政治上的自然反馈。
旧秩序统治力量的强大或者弱小，并不是由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的性格决定的，也不是受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的手腕而影响的，而是由旧秩序依附的政治根基来决定的。旧秩序的瓦解是其所依附阶层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衰退之后的必然结果。
因此，一个真正优秀的秩序体制，往往是这样的：它将犹如一块随时吸水的海绵一般，随时能够吸附新兴有产者进入体制，使之成为体制的政治利益既得者，从而无限扩展自身政治经济动员实力。（毕竟，有产者永远是渴望秩序的，任何有产者本质上都是秩序维护者。）而这也是宋朝的科举制度和英国的下院制度，能够使秩序稳定的关键所在——动态地扩展自身统治基础，并可以随时代的变化而无限延生。
历史的教训，不可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