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假遗嘱背后，真正悲哀的不是翁帆

这两天，一条标题为《杨振宁遗产分割完毕，翁帆得到了一套别墅使用权》的消息让我们再一次将视线转向这对“老夫少妻”。

这条消息的大致内容是，陪伴杨振宁13年的妻子翁帆，在遗产分配里只得到了一套别墅的“生前使用权”，而杨振宁和已故前妻杜致礼的三个子女将获得现金资产。

当然，杨振宁的助理已经出来辟谣，表示“没有的事”。

但吃瓜群众一向戏比较多。

除了对杨振宁的控诉和对翁帆的“同情”以外，还有人表达了自己的心酸：科学家只有在深陷绯闻之时，才会得到普罗大众的关注。

作为这种声音的衍生，还有一种声音也似曾相识：科学家得到的关注为什么不如明星，这真的是悲哀。

更极端的言论是，将明星比作“戏子”，追逐“戏子”多过科学家，社会风气令人痛心疾首云云。

这是个老问题，我们今天来掰扯掰扯。

近年来这类讨论不少，尤以“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和“演员黄晓明婚礼”事件影响较大。

由于上述事件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而后者的舆论关注度明显高于前者，于是有观点说：“屠呦呦一生研究敌不过黄晓明一场秀。”

随后这股风气蔓延开来，只要有科研工作者离世或者有什么“小道消息”，类似网帖便能出现一次。

曾有人发了一篇文章名为《跑男 滚出西安》的文章，文中称明星是“戏子、伶人”，对众粉丝追星之行为大为批判，更认为对艺人的关注度超越了显赫地位的科研工作者实在是国之不幸，甚至由此哀叹古都西安千年文化之“不幸”。

撇开所有的感情因素及道德衡量，仅从职业考虑，二者是否可以比较？

　　1、首先说收入。

经济学家曼昆曾经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解释过明星高收入这一现象。

他举例说，为什么超级明星赚钱这么多，远远超过其他职业？因为越是知名的明星，他能提供服务（即唱歌、表演等）的对象就越庞大，甚至可以向数百万人同时提供服务，而且不可替代，其他行业如水管修理工等，都无此特点。

解释一下即是，假设每个人手里有一元，明星收入高，是因为有数百万个人，愿意把这一元钱给他，但是一个水管修理工，不可能同时给数百万人服务。

那么科学家是否可以应用这一标准？

科学家的贡献，如屠呦呦，她的青蒿素解决了亿万人的病痛，意义十分重大。

但这是否可以等价为收入？

试想，将青蒿素这种事关身家性命的科研成果，价格直接提升数倍，并大比例地分配给科学家个人，提高到明星水准，这样的药品价格，是否能够承受？

医药行业是个竞争相对激烈的行业，无端提升药价，又如何能够实现？

可见，将科研贡献直接等价于收入，并不可行。

屠呦呦教授的最大贡献在于，她先驱性地发现、提纯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的新方法，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是疟疾治疗的首选方案。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领取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除了医药科学，诸如制造导弹、研究语言、数学推演等等不同行业的科研工作者，他们的科研工作并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更多的是社会效益。

因此，他们的收入，是经费的保障，而不是货币价值的直接创造。

当然，不乏有通过社会兼职或企业化运作而财富惊人的科学家，但从相对数量来说，科学界的暴富者显然不如娱乐业。

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为什么在我国“提高科研工作者待遇”的议题成立，“提高律师、作家、程序员待遇”等议题不成立。

因为后三者，都是通过市场来获取收入，科学家则是通过经费和体制的保障来获取收入。

据统计，中国2016年科研投入超过1.5万亿元，总量已居世界第二。

从收入上来说，明星和科学家的获取途径不同，可比性不大。

　2、其次说舆论的关注度。

上文已经说到，明星的高收入，是因为他们通过唱歌和表演，可以同时为海量的人服务。因此，获取知名度，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是明星的生存之道。

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曾说过：“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

这种观点被IT业和管理界形象地描述为“注意力经济”。

娱乐产业是注意力经济的典型样态，明星必须得足够多的知名度，由此伴生的娱乐传媒业，同样是为这一目标而存在。

所以，演艺人员的价值，取决于在媒体上抛头露脸的量化数字。

　　科学家是否如此呢？

当然不乏有“明星”科学家，如杨振宁、屠呦呦、袁隆平、钟南山等，但从职业属性来说，他们并没有对媒体的强烈依赖，也不必然有强烈冲动。

科研工作，并不必然需要媒体的高度揄扬，他们的价值，体现在科研成果本身。

举例来说，前些年，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车洪才花36年编写完成了200万字《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曾在媒体上引发颇多关注，但相对明星来说没有可比性。

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多少媒体报道，而是这是一部几乎不可多得、填补空白、国内每一个阿富汗语学者都无法绕开的高峰。

他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而不是喧嚣的舆论场上。

此外，“科学家的关注不如明星”，这个命题本身并非完整。

如果说，仅仅考量的是公共平台的发帖、转帖数量，或可成立，但仅仅说是媒体的不负责任，未必成立。

以中国知网为例，收录的学术刊物有1万余种。以报纸为例，2008年纸媒高峰期时，2008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43种，其中综合报纸806种，专业报纸1137种。

且不说综合报纸中的内容丰富程度，其中专业报纸1137种，不少都是各行各业的动态。

就以直观感受为例，读者可以随意浏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不仅是科学家，各行各业的情况都有所介绍，相对来说，在主流媒体中，科学家这一群体得到关注度相对是较高的。

明明有海量的信息，但为什么在舆论整体环境中，资源却一边倒地向明星倾斜？

这是传播规律所致。

相对于科学研究，电影、电视、歌曲，这些大众话题门槛相对较低，接触人群自然也就更广泛，话题就易于传播。

试想一个题目为“论核子自旋分成夸克自旋、夸克轨道角动量、胶子自旋和胶子轨道角动量相互之间的区别”的网帖，在网络上的传播效果会如何？

明星受关注，是信息的受众自己筛选并聚合所产生的。

明星的意义，就是取悦观众，让更多的观众追随自己；科学家的意义，则是征服科学的高峰，至于公众是不是跟在自己后面尖叫，大概并不是科学家必然要考虑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家受到舆论的关注不如明星，才是社会的常态。

如果科学沦为谁都可以说两句，必然门槛极低，那不是科学，那是算命、星座、特异功能等民科，是不是国家的悲哀不好说，但肯定是科学的悲哀。

　　3、最后说一下道德绑架。

必须旗帜鲜明地说，任何职业歧视在当代都是必须否定的。职业不分贵贱，把演员说成“戏子”，充斥的是思维的陈腐与狂暴的戾气。

你可以不喜欢明星，他们的财富确实容易让人心理失衡，但这并不是通过歧视性称谓贬损人格的理由。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以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格权的觉醒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进步。

这种把科学家捧上神座，并贬低其他行业，看似是崇尚科学，实则是反智，拿舆论热度作唯一标尺，却混淆了不同行业的区别。

另外，别忘记，科学家曾经也被称呼为“臭老九”。理由与今天贬损演艺人员一样，认为他们这个阶级对社会“没有贡献”。

此外，歧视性称谓还有“扫大街的”“捡破烂的”等等。

任何通过不可量化的标准，把人分为“有用”“没用”，从而施加道德考量的行为，都必然造成社会的对立紧张。

这种强制，看似是一种所谓正能量的引导，实则是对全社会的道德绑架，仿佛不如何如何社会就会如何如何，也必然将社会引入道德空虚，充斥着假大空，试想曾经“臭老九”称谓横行的时代，是怎样一幅图景。

一个多元的社会，不把演艺人员称为“戏子”的社会，其实是保护所有人，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定性为“没有贡献”并被歧视的群体里，有没有自己。

如果实在不喜欢哪位明星，不看即可；看不惯他们收入高，在掌握不当得利的证据时举报即可。

这是在自由的社会里所能享有的自由，也是在法制的社会里必须遵守的法制。

而关于被“冷落”的科学，其实每一次“假科技”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更加关注真科技。也不要忘了，所有你爱的科幻电影背后，都是人们对科学精神的尊重。

所以不要轻易觉得媒体不关注科学家，关于科学家的信息很多，只要你愿意，随时能看到。如果信息是块肉，不要总等着别人送到你嘴边。

最后多说一句，在杨振宁“饮食男女”的花边新闻和被个别媒体断章取义的只言片语外，我们或许更该了解他的贡献：

李淼，物理学家，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