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当地时间2017年12月初，前印度大使、印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P. Stobdan的一篇文章《达赖喇嘛要回家》（The
Dalai Lama Wants to Return
Home）披露一则隐秘的情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在文章中称，中共十九大结束不到一个月的2017年11月中旬，刚刚履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尤权秘密协助达赖喇嘛的亲信、原流亡藏人组织领导人桑东仁波切对云南昆明等地进行访问。P.
Stobdan虽然以模糊的辞令认为桑东仁波切
“似乎是受到达赖喇嘛的派遣，而且行程谨慎低调”，但是也确定地认为“这次谈判（与中共的接触）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目前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流亡藏人虽然都未予证实，但文章发表后，流亡藏人司政洛桑森格的确在回答外界询问时透露了玄机。他说，“我觉得这充其量是一次私人性质的造访而已，总之现在下定论还太早。”不过，这的确是远比近期达赖喇嘛一系列语焉不详的表态更具重大价值的消息。它会是中共与流亡藏人谈判彻底破裂后，达赖喇嘛距离北京最近的一次机会吗？
目前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流亡藏人虽然都未予证实，但文章发表后，流亡藏人司政洛桑森格的确在回答外界询问时透露了玄机。他说，“我觉得这充其量是一次私人性质的造访而已，总之现在下定论还太早。”不过，这的确是远比近期达赖喇嘛一系列语焉不详的表态更具重大价值的消息。它会是中共与流亡藏人谈判彻底破裂后，达赖喇嘛距离北京最近的一次机会吗？
焦虑的流亡藏人
中共十九大后，达赖喇嘛及流亡藏人组织频繁动作，表现出越来越多与中共接触的急切意愿。就在10月份十九大召开前后，流亡藏人曾经召集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讨论所谓的5/50愿景实施，也即是说流亡藏人希望在5年内解决西藏问题，如果未能实现目标，可能考虑继续坚持50年。
随后，在桑东仁波切访问云南的当月，达赖喇嘛至少有三次公开的喊话值得注意。第一次在达兰萨拉当地时间11月9日，达赖喇嘛在接见来自西藏境内藏人时表达了对习近平家族的好感，并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他说：“我们若能在享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上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经济上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
第二次是在11月17日，达赖喇嘛出行之前于机场再次会见朝圣的内地藏人，喊话“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我就立马回到西藏。”随后的第三次，11月23日达赖喇嘛在印度加尔各答市对印商协会发表引人误解的演说。他提到，1974年开始便不再追寻独立，藏人也希望西藏能够获得现代化发展，在这方面，西藏留在中国的话，对自身有利，“前提是他们必须尊重西藏的独特文化、语言。这样，对双方都有利益”。
这被认为是希望留在中国的暧昧表态。坦率讲，达赖喇嘛的三次表态并无多少新意，然而这背后契合达赖喇嘛本人及流亡藏人焦虑的心态。
中共与达赖喇嘛最后的正式接触可以追溯到2010年因为大藏区主张导致的谈判破裂。此后，达赖喇嘛宣布归政民选的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同时，尽管流亡藏人组织宣布仍然奉行达赖喇嘛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间道路”（中道），然而其与激进藏独的路线“碰撞”越发明显。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后，流亡藏人自焚高潮代表了激进路线一度占优，但这随后被证明是失败的牺牲。当达赖喇嘛对新上台的习近平表现出好感，“中道”路线再次占据主导后，2014年达赖喇嘛五台山朝圣的希望被重新燃起。
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现实处境可能对其近期的动作至关重要。除2016年达赖喇嘛归政后的第二次司政选举，“中间道路”遭遇公开挑战，流亡藏人群体因为失去耐心而裂痕扩大外，中国大陆在国际舞台上的施压，令其处境更加恶化。这其中首要的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上台后，宣布2018年对流亡藏人的财政援助计划缩减为0，而且也没有遵循惯例设置一名副国务卿级别的西藏问题协调员。这一切造成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更加迫切地站出来，打破自己不问政治的承诺。
随后，在桑东仁波切访问云南的当月，达赖喇嘛至少有三次公开的喊话值得注意。第一次在达兰萨拉当地时间11月9日，达赖喇嘛在接见来自西藏境内藏人时表达了对习近平家族的好感，并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他说：“我们若能在享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上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经济上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
第二次是在11月17日，达赖喇嘛出行之前于机场再次会见朝圣的内地藏人，喊话“只要中国政府同意，我就立马回到西藏。”随后的第三次，11月23日达赖喇嘛在印度加尔各答市对印商协会发表引人误解的演说。他提到，1974年开始便不再追寻独立，藏人也希望西藏能够获得现代化发展，在这方面，西藏留在中国的话，对自身有利，“前提是他们必须尊重西藏的独特文化、语言。这样，对双方都有利益”。
这被认为是希望留在中国的暧昧表态。坦率讲，达赖喇嘛的三次表态并无多少新意，然而这背后契合达赖喇嘛本人及流亡藏人焦虑的心态。
中共与达赖喇嘛最后的正式接触可以追溯到2010年因为大藏区主张导致的谈判破裂。此后，达赖喇嘛宣布归政民选的内阁司政洛桑森格。同时，尽管流亡藏人组织宣布仍然奉行达赖喇嘛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间道路”（中道），然而其与激进藏独的路线“碰撞”越发明显。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后，流亡藏人自焚高潮代表了激进路线一度占优，但这随后被证明是失败的牺牲。当达赖喇嘛对新上台的习近平表现出好感，“中道”路线再次占据主导后，2014年达赖喇嘛五台山朝圣的希望被重新燃起。
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现实处境可能对其近期的动作至关重要。除2016年达赖喇嘛归政后的第二次司政选举，“中间道路”遭遇公开挑战，流亡藏人群体因为失去耐心而裂痕扩大外，中国大陆在国际舞台上的施压，令其处境更加恶化。这其中首要的是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上台后，宣布2018年对流亡藏人的财政援助计划缩减为0，而且也没有遵循惯例设置一名副国务卿级别的西藏问题协调员。这一切造成年事已高的达赖喇嘛更加迫切地站出来，打破自己不问政治的承诺。
在流亡印度将近60年后
达赖喇嘛的追随者正在对“中道”失去信心
加之海外支持凋敝与中共的注意力转移
迹象显示，这可能是他与故国的转机
达赖喇嘛的追随者正在对“中道”失去信心
加之海外支持凋敝与中共的注意力转移
迹象显示，这可能是他与故国的转机
中共和解路线
反观中共，它至今没有释放桑东仁波切访问云南的任何消息，其实这也比较符合中共一向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表明“时机尚未成熟”。1989年初达赖喇嘛二哥桑乐顿珠未经与中共商议将双方谈判地点对印度透露，对当时的双方和谈造成很大的被动，从而失去达赖喇嘛回国的最好的一次机会。多年后，桑乐顿珠在其回忆录中《噶伦堡的面条商人：我为西藏奋斗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披露了失败的细节。
中共与流亡藏人的接触始于文革结束以后。1979年被委以信使重任的桑乐顿珠透过中共香港工委实现与邓小平的“一次甜蜜会晤”。直到1981年7月27日，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胡耀邦明确提出《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内容包括不再纠缠过去的历史（1959年），中共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达赖喇嘛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中共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一方针曾经主导了中共与达赖喇嘛的长达十余年的接触，但正如上文所说，1989年的不快后，双方终于在1993年走向破裂。
2002年正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上台之时。当时，达赖喇嘛态度趋向缓和，提出“中间道路”，它没有受到中共的信任，事实上在此阶段中国官方对他的判断就是一个叛国者、伪善的政客。中共坚定的态度让人们认为打破僵局，让达赖喇嘛回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中国方面的确进行了不少接触。
2008年拉萨骚乱后，达赖喇嘛代表在北京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谈，提出《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其中11个自治权利诉求、13个藏区统合（即大藏区方案）的方案导致矛盾彻底激化。2010年，中共与流亡藏人第二次接触在进行了9次正式会谈和一次非正式会谈后宣告无果而终。两年后，达赖喇嘛的两名谈判代表宣告辞职。
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对流亡藏人的政策很难说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和改变，直到中共十九大前夕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仍然强硬表态，指责十四世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人物。不过，有理由相信习近平本人的确在尝试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西藏问题。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等重量级会议均表达了中共的对藏核心态度，尤其是习近平脱稿演讲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治藏方略”，被认为是中共由经济转向政治，由藏区本身发展问题转向统一和反分裂的转折。当然，从允许藏区悬挂达赖喇嘛画像、前美国总统奥巴马2017年11月底由北京而新德里“奇怪”的访问安排等具体操作层面去把脉形势的变化，可能更能体会中共的积极和务实态度。
概而言之，尽管习近平的第一任期内与达赖喇嘛的有限接触并未完全打开局面，收获实质内容，然而几乎毫无例外地，各方力量都判断习近平将解决这一问题。《人民日报》旗下媒体在两年前表示，“西藏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时，但早晚要解决。”而同时，留给达赖喇嘛的时间已经不多，而可供选择的决策空间也所剩无几，内有流亡藏人逐渐流失的耐心，外有国际支持的“断流”，“长期坚持”似乎成为他最不明智的选项。
中共与流亡藏人的接触始于文革结束以后。1979年被委以信使重任的桑乐顿珠透过中共香港工委实现与邓小平的“一次甜蜜会晤”。直到1981年7月27日，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胡耀邦明确提出《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内容包括不再纠缠过去的历史（1959年），中共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达赖喇嘛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不变，“至于西藏，他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中共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一方针曾经主导了中共与达赖喇嘛的长达十余年的接触，但正如上文所说，1989年的不快后，双方终于在1993年走向破裂。
2002年正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上台之时。当时，达赖喇嘛态度趋向缓和，提出“中间道路”，它没有受到中共的信任，事实上在此阶段中国官方对他的判断就是一个叛国者、伪善的政客。中共坚定的态度让人们认为打破僵局，让达赖喇嘛回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中国方面的确进行了不少接触。
2008年拉萨骚乱后，达赖喇嘛代表在北京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会谈，提出《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其中11个自治权利诉求、13个藏区统合（即大藏区方案）的方案导致矛盾彻底激化。2010年，中共与流亡藏人第二次接触在进行了9次正式会谈和一次非正式会谈后宣告无果而终。两年后，达赖喇嘛的两名谈判代表宣告辞职。
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对流亡藏人的政策很难说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和改变，直到中共十九大前夕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仍然强硬表态，指责十四世达赖喇嘛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人物。不过，有理由相信习近平本人的确在尝试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西藏问题。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等重量级会议均表达了中共的对藏核心态度，尤其是习近平脱稿演讲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治藏方略”，被认为是中共由经济转向政治，由藏区本身发展问题转向统一和反分裂的转折。当然，从允许藏区悬挂达赖喇嘛画像、前美国总统奥巴马2017年11月底由北京而新德里“奇怪”的访问安排等具体操作层面去把脉形势的变化，可能更能体会中共的积极和务实态度。
概而言之，尽管习近平的第一任期内与达赖喇嘛的有限接触并未完全打开局面，收获实质内容，然而几乎毫无例外地，各方力量都判断习近平将解决这一问题。《人民日报》旗下媒体在两年前表示，“西藏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时，但早晚要解决。”而同时，留给达赖喇嘛的时间已经不多，而可供选择的决策空间也所剩无几，内有流亡藏人逐渐流失的耐心，外有国际支持的“断流”，“长期坚持”似乎成为他最不明智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