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2016年12月11日，“辽宁”号航母在渤海海域进行实弹演习。（路透社）
胡波：中美关系的三种未来
近期，伴随整体关系的下行，中美两军关系也出现剧烈震荡。美军大幅加强在南海和台海周边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并拟于11月在南海及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武力展示。此前的5月23日，美国国防部以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为由取消了对中方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的邀请。9月20日，美国借口中方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中美是否已经陷入一种愈演愈烈的军事竞争？两军关系将会走向什么样的前景？
伙伴、对手抑或敌人？
中美两军关系始终是复杂镜像的集合，彼此看待对方始终都存在是伙伴、对手还是敌人的困惑。即便在上世纪80年代两军关系最好时期，双方相互定义为战略伙伴甚至准同盟关系，但在台湾问题上仍互为敌手。今天，两国战略竞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但在反恐、反海盗、维和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仍还是不可或缺的伙伴。
两军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最大“短板”。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要准备打仗的，以有能力应对最坏情况的出现，这就决定了军事关系是国家关系中互信度最稀缺的领域。由于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中美两国军队规划万一情况下针对对方的军事斗争自然在所难免。而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中美军事能力在亚太局部区域的差距持续缩小，两国关于地区权力分配和秩序走向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在美国将中国正式“锚定”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之后，这类矛盾正超越传统问题成为博弈主线。
中美在安全上的相互防范和军事上的某种敌对决定了两国整体关系发展的“限高”。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滞后于其他领域关系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双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难度。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对此最不感诧异的就是两国军队和防务部门。
事实上，中美关于对手的身份认知在2010年前后就趋于强化。一系列事态也显示，美国将中国看作至少是在亚太地区的头号军事对手，即使中国并未试图直接挑战美国亚太军事主导权。在相当多的中方人士看来，美国是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保卫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两国关系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防务部门的观点就更容易被行政部门和领导层所接受，美国近一两年出台的系列战略文件即带有鲜明的防务部门“零和”思维。而国家对外战略方针的调整必然会促使防务部门加大针对对手的计划和行动，很大程度上，美国“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推动了美军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和部署，并刺激两军敌对言论和行为的泛化。原本，两军最多算局部对手，台湾问题最可能引发彼此冲突。近些年，随着美国战略的调整，按照美军的认知，两军冲突的范围已从台海扩展到南海、西太甚至印太，从点到线再到面，成为全面的战略对手。
冷战、冲突还是包容性共存？
中美是否会走向“新冷战”，已成为国际战略学界热门话题。事实上，这基本是个伪命题，至少眼下几年内不大可能成立。一大原因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和当年的美苏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并不具可比性。具体而言，中美两国的合作面依然强劲；意识形态方面没有美苏那种“你死我活”的关系；两国各领域相互依存度很高，缺乏美苏那样泾渭分明的界限。
另一个原因是，“冷战”从来不是两个国家能打起来的。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冷战实际上不仅是发生在美苏两个国家之间的，而是各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小伙伴追随美苏。当然，美苏也都采取了武力胁迫、政治渗透和经济诱惑等手段，以保持己方阵营的团结。而今，这样的时代条件已一去不复返。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各国利益诉求均已变得复杂多元，虽然部分国家可能与中国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竞争，但如要让他们完全与中国割裂和敌对，则难以想象。追随美国与中国进行“新冷战”理论上或许存在可能性，但估计今天的美国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支付迫使这些盟友追随自己与中国对抗的成本和代价。
目前，美国国内的左、中、右势力确实在强化对华竞争的方向上有强烈共识，部分人士确有与中国“脱钩”甚至军事对抗的主张。不过，打不打“新冷战”，美国一家说了不算，中美两家也说了不算，需要整个国际社会背书。如果没有追随者，美国对华“新冷战”是打不起来的。我们关注中美会不会走向“新冷战”，除了考虑到中美互动以外，还要考虑欧盟、东盟、日本、印度甚至非洲等第三方力量的选择和作用。
其实更有理由担心的是，中美可能会走向“热战”，即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目前中美在西太平洋海上的竞争和对抗，双方政策底线或多或少都有模糊之处，在网络、太空等领域的竞争更是属于规则空白地带，这使得彼此威慑的可信度降低，一方对另一方行动的报复模式和程度并非确定无疑，因而大大增加了双方在和平与战争之间不断尝试拓展“灰色地带”的动机。随着竞争的加剧，两军会不断测试对方底线，部分决策者还会倾向于认为，只要能更好地打压对方，可控的小规模冲突也不是不能接受。美军高层已出现类似声音，现任印太总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就多次宣称，“除了战争之外，已经没有手段可以阻止中国控制南海”。10月24日，美国前驻欧洲陆军司令本•霍奇斯在波兰华沙安全论坛上公开表示，中美极有可能在15年内开战。
美苏二战后在东欧的力量平衡是在大规模战争之后形成的，且有详细的战后安排做参照。而今，中美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权力结构和安全秩序缺乏基本共识，还留存着很多涉及主权问题的敏感争议，极大限制了两军间的良性互动；双方对于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态势、规则和秩序有较大分歧，这难免会刺激新的摩擦与冲突。而由于美国有意模糊甚至大幅突破核与常规力量间的界线，并宣布将考虑退出《中导条约》，中美间的战略稳定也正变得岌岌可危。
在这种背景下，长期较为激烈的博弈和摩擦将难以避免。在真正的平衡和妥协达成之前，中美如何平稳地度过未来一二十年的高风险期？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两军的矛盾和竞争能被管控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在国内外积极因素的推动下，双方有可能逐渐培养起合作意识及习惯，以合作螺旋代替冲突螺旋，通过长期的博弈和调适，最终走向包容性共存。但未来的路径并非单向道，究竟是走向冲突，还是包容性共存，取决于两国和两军的选择。
海上战略关系成为重中之重
中美两军博弈的焦点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也突出表现在海上。中美在核导、太空等战略疆域中的能力差距甚大，目前中国仅能对美国构成非对称性的制衡，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也决定了今后这方面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参照美国的规模。在网络领域，鉴于其军民两用属性和相互依存的特征过于明显，竞争必然会受到控制。唯有在海上，双方最可能在西太平洋的局部区域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因此，中美战略竞争将带有很强的海权博弈色彩，中美海上战略竞争态势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国整体战略关系。
如前所述，早在2010年前后，美国战略界就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海上战略竞争对手，开始从战术上进行回应，连续推出“空海一体战”“联合进入与机动联合”“全域进入”等作战概念。近两年，美军加快推动海上战略转型，从“由海至陆”到“重返制海”，从聚焦于反恐、维护海上安全转向与中俄等大国的海上战略竞争。
2015年，美军出台新的海上战略文件《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重新强调海洋控制能力。2017年，美军水面部队司令部、美国海军作战部在《重返海洋控制》《未来海军》等重要文件中均明确提出“重返制海”战略及“分布式杀伤”概念，“重返制海”正上升为美国海上战略的核心内涵。美国认为中国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力量、远洋海军和近海维权的“灰色地带”对抗给其带来了高、中、低烈度的“全频谱”挑战。
即便不考虑意图，中美海空力量对比的缩小也将加剧海上战略竞争。历史经验和权力转移理论都表明，两国力量快速接近的过程中，最有可能爆发摩擦与冲突。整体而言，无论是在质量还是规模方面，中美海上力量差距将会长期保持，但就西太平洋局部而言，两军将有可能在未来形成一个相对均势。国际防务专家一致推测，至2020年前后，中美两军在太平洋地区部署及活动的大型现代主战舰艇都将达到100艘左右，三至五代主战飞机的数量也会大致相当；虽然中国军队在技术实力上仍有差距，但可以凭借陆基“反介入”力量的辐射来弥补海空力量的能力缺陷。与此同时，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印度等其他主要海上力量与中美之间的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这种特殊的国际海上战略格局使得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时缺乏折冲腾挪的空间，更易遭受集中防范和制衡。
当前，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呈现三大趋势：一是逐步升级。双方海上战略互信日益稀缺，合作习惯和合作螺旋受阻，竞争意识和竞争螺旋加速上升。在美国不断施压挑衅的背景下，中美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摩擦和对抗已非常激烈，且仍在不断升级。二是竞争范围泛化，战略性越来越强。对美国而言，“中国海上威胁”的范围已经泛化，性质高度战略化。以往中美军事竞争主要集中在局部领域和具体议题，两军关系中的负面因素尚没有上升到影响全局的程度。眼下，由于美国将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凸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高度，必会使得中美已有的战略竞争进一步加剧，不再局限于东亚近海，还可能扩展到印太甚至是全球；同时，已不仅是军事实力的较量，还可能是涉及地区战略、区域秩序和国际规则的全面博弈。三是小规模摩擦与冲突的可能性日渐增大。中美海上战略竞争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海上战略竞争，能够通过海上决战决胜来快速分出胜负，虽然美国正抓紧准备与中国的战争，但要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大概率而言，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略相持和消耗。然而，与当年美苏沿柏林墙的对峙不同，中美海上战略竞争在战争与和平间有着大面积的“灰色地带”，这会降低对抗的烈度，但同时也使得竞争变得更加难以管理，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如何在海上和平共处？
为避免最坏情况发生，中美两军仍应加强危机管控能力建设，但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进行妥协与合作的准备。
首先，需要就西太海上权力结构达成必要共识。在西太平洋，中美必须适应新的力量对比导致的相对均势权力结构，同时深知自身弱点和短板，谨慎使用力量和能力，克制过于夸张刺激的举动，学会共存共处。基于不得不相互包容和妥协的战略现实，两国在积极赢得竞争的过程中，要有战略自觉，尽快就西太平洋的地区安排进行对话，就彼此战略设想进行实质磋商，就海上军备发展进行军控对话甚至相互限制，就该地区权力分配和力量对比形成必要共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包容共存的安全架构。
其次，理性处理第三方因素。如果美国真希望与中国就包括南海在内的海洋问题进行战略与政策对话，就需要在主权和主权相关问题上保持克制与低调，为沟通与谈判创造氛围。中国需要更加淡定，不宜草木皆兵，将第三方的任何挑衅举动都追溯至美国因素，从而做出过激的反应。中国还亟需必要的战略自觉，要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国本身可能并无与美国在西太进行海上战略竞争的意图，但客观来讲，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和维权行动，在美方看来，就是对其海上主导地位和海权的侵蚀或挑战。
最后，共塑包容性的海洋规则和地区秩序。
鉴于未来中美都难以在该地区建立或维系主导性的权力地位，因此，亚太地区的海上规则或秩序必须是中美双方都认可的，只能建立在协商性的权力结构之上。这需要中美在长期的海上互动中有意识地加以塑造，双方都必须放弃在西太平洋乃至印太地区建立针对另一方的海上安全机制的愿景和计划。随着中美舰机相遇事件的快速增加，双方还亟需发展出一套在该地区共存共处的军事行动规范。
出处：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