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百年：现代文明与野蛮落后的缠斗

北大学生，走出校门，举横幅，喊口号，为不公而鸣，向当权者发出宣言和公开信，各地大学生踊跃联动，工人与知识分子也加入或声援，运动逐渐显露声势。最终，当局打压，警察强行带走几十名学生，运动虽然偃旗息鼓，但对社会的影响却刚刚开始。

这讲述的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的情形。可是，如果把它与八个月前发生的深圳佳士维权事件相比的话，两者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事件中的北大学生，可以是1915年入学北大的江西青年许德珩，也可以是2014年考入北大的北京女生岳昕。许德珩写下的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岳昕写下的是《北大学生就'深圳7·27维权工人被捕事件'的声援书》。

虽然他们的诉求不同，一个是争主权除国贼，一个是工人权益；规模不同，一个数以千计，一个只有几十个学生；方法不同，一个出现暴力手段，一个完全非暴力，但跨越百年间的两场运动，相似之处要远大于不同之处。

这种相似性间接回答了一个问题：一场百年之前的运动，为何要纪念它？

已故的《五四运动史》作者、美国威斯康辛教授周策纵早已给出更直接的回答——“五四运动是活的历史，因为它的精神还活着，它所提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还有更年轻的人志愿为他而推动。自由、民主、人道、科学，都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事业。”

　　五四运动开启了什么？

　　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动力。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重要的土壤就是已经启动几年的新文化运动，它们交织与互动，以至于后者被逐渐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晖在其论著中进行了“小五四”与“大五四”的划分——“小五四”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学生示威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大五四”通常指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标志而持续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

　　1912年，中华民国初建，孙中山委托蔡元培、唐绍仪、宋教仁等26人，乘船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船上，他们认为共和政体初定，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因此国民的思想和素质需要改良和适应。2月23日，他们共同拟定《社会改良会宣言》，提出“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的主张，称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

　　此时距离溥仪颁布清帝退位诏书刚刚过去11天。绵延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终结后的第11天，中国就迎来了一个以“人权”和“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思想文化变革纲领。

　　承袭了《社会改良会宣言》的精神内涵，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提出人权与科学并重，反对三纲，提倡理性精神，“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

　　但是1919年，人权与科学的口号，逐渐变为民主与科学，也就是广为人知的“赛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

　　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民主与科学已成为五四精神的代名词，但是深入历史细节和后世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五四的精神内涵是“个人主义”。

　　1989年后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学者和社会评论家金观涛与刘青峰在其著书中曾表示，“民主”一词在五四时期具有极大的含混性和歧义性，1918年时的中国，民主的价值核心已不再是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反对儒家纲常的新道德。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也指出，没有明确界定民主的内涵呢，很快就把民主歪曲了，当时提出民主是多数人的要求，把民主说成民粹的东西，没有以自由为前提，没有必要的程序保障少数人，没有权力制约，没有这一套的话，那就会出危险。

　　不只是后世，当年胡适就表示，“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茅盾则说，“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秦晖称，民主与共和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成大潮，而个人自由正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才形成大潮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倡导民主，实不如说，五四倡导“自由”——“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由”——更准确。

　　相比于最近的一次深圳佳士事件，过去一百年发生在中国的学生运动，“五四”的痕迹要重得多。

　　美国历史学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学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曾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1989年的抗议者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强烈的认同感，1989年在示威学生发布的一份重要的宣言里，他们自称正在进行的是“新五四运动”，还提及了“五四”传统中除了抵御列强欺凌之外的方方面面。

　　在台湾，2018年5月4日，台大大学自主联盟在校园举行静坐与罢课，抗议教育部不依法遵循台大新遴选校长的结果，是以政治力摧毁“大学自主”与民主法制精神。适逢五四运动99周年，发起者也将其称为“新五四运动”。在台湾大学校门不远处建有名为“傅园”的陵墓，用于追念其已故校长傅斯年。而傅斯年恰是99年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1978年底，改革开放后刚刚开始思想的解冻，诉求民主、批评毛泽东和文革的大字报，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西单墙”上。不久，大字报的形式已无法满足民众的表达欲。

　　时任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述，12月28日，有人在西单墙演讲，认为光争取民主、自由还不够，最根本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数千听众堵塞交通，人群遂向天安门转移，边走边高喊“要民主，不要专制”“让思想冲破牢笼子”的口号。

　　对于那个年代，历史学家陈平原在与中国媒体的访谈中回忆，自己是77级大学生，一进学校就碰上了思想解放运动。很容易把自己置身于“五四”的语境里面。“在我们的想象中，1978年就是1919年，都是思想解放，都讲民主、科学、自由。”也正因为如此，77、78、79级的大学生普遍对五四运动或五四新文化很有好感，常常会把自己置放在那个语境里面来思考问题，包括追溯历史、表彰先进、反省自己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百年前激发北京各校学生的，与三十年前激发北京各校学生的，乃至一年前激发台大学生的，有许多共同点。那就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落后的国家改弦更张而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渴求。

　　作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初的第一场学生运动，五四成为后世各种学生运动的精神源泉。这种学生介入政治的现象为什么会屡屡在中国发生？周策纵曾在书中反思原因——在君主政体之下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一种群众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无可避免地要表达自己。事实上，不只是近代，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往往官办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益代言人的角色。

　　在更大的维度上，在五四运动之前两千多年，从法律制度到政治制度，再到民间的风俗习惯，都是按照儒教纲常来构建的宗法专制，这个深刻而悠长的历史传统，实际上从一百年前才开始掉头转向。

　　因此，周策纵评价，“五四运动”在意义的深度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觉察到有彻底改革中国文明的必要。

　　那么过去一百年都发生了什么？袁伟时形容，有人在坚持传统，抵抗现代文明，这是现代文明和前现代的野蛮落后的缠斗，现代化实现了，这场缠斗也就结束了。

　　回顾“大五四”，探究其倡导的个人自由，定位其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历史进程，我们也为它划下结束的标尺——个人自由何时深入人心并获得保障，现代文明何时取代前现代的野蛮落后，它才算真正结束。

　　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正在进行。

　　周策纵教授在24年前书中所言依然不过时——他说，“五四”有点像可以再充电的电池，即使时代变了，它还可能有它无比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