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刘俊民先生振振有辞的论辩，已渐渐把我们争论的焦点现出水面，这是好事。提出中华文明回归人性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恶意攻击。至于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当然是各取对方合理的部分，并没有规定五五开，而合理部分多半只是一个核心而已。
中华文明发展变化到21世纪的今日，已经明显出现断裂迹象。古老的儒教，已经不再规范中国人的行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正在被渐渐淡忘；佛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远不为主流社会接受。普世的价值准则，可能只剩“猫论”。“猫论”在创始之初，本意为了排除左的僵化，而现今已演化为一个 “钱” 字。一个以“钱”为根基的文明，能够衍续很久？能够荣耀于世界文明之林？
“人性”理念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使它有可能植回中华文明，使这一伟大的古老文明又一春，避免灾难性的命运。科学性在于，人的生命的本质，已经被从中国古代的孟子戴震到西方现代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所揭示；实践性在于，它是东西方共有的精神财产，可以超脱任何意识形态和种族偏见让人们接受，并已经在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实践中显出巨大的生命力。 有两个事实： 据新闻报道，中国人的自杀率，尤其是女性特别是农村青年妇女，按人口比率占世界第一位。同时，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近年来也居世界第一位。经济发展似乎同生存环境改善绝缘。
近来在媒体上屡屡惊爆出来的海外的中国学子被杀案，凶手大多是他们的同乡，朋友，情人。杀人者年纪都很轻，生长环境优裕，受过教育，没有犯罪记录。杀人的动机多半是为了常人看来很小的利益。
自杀者，一定是没有把自己看作人；杀人者，一定是没有把他人看作人。他们一定不知道“人性”理念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有多么重要。他们不知道，人生在这个世上，本质上是为了发展而不是为了毁灭。也许很少有师长朋友向他们解释过什么叫“善”和“爱”，他们是在“充满违背人性的‘麻木’，‘冷漠’，‘提防’，‘仇恨’”的环境下长大的。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一切有良知的中华民族的后裔，警醒一下吧，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为了说明一个有益于子孙后代的道理，我承认使用了一些不是那么美好的词句，但我的本意是美好的，也希望别人透过丑词看出我的一片好心。
刘先生以为我受基督教影响太深，可惜我对基督教的信仰还不如一个新入会的教徒。可以分析出来，上帝说他是以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人类，那么，基督教的神就最接近人而具人性。基督教文明的生命力正在于此。我已经说过这只是借鉴而非传教。至于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旬子的“性恶论”，倒是真值得探讨。
我同意一种分析，人本能是自利的。而这完全可以归为“性善论”而不是“性恶论”的起源。自利可以看作是人对自己行善。只要一个小小的前提：“人人平等”，这一“善”就自然生发开去，善及同类。可惜这一前提只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后才被公认，现在也仅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的公民认同。所以，对一个只是“乡下佬”或“黑鬼” 而不是“人”的“东西”，当然就只有恶没有善了。人的恶是社会外加上去的。附带一句，阶级斗争理论，可以把这种恶升为极致。刘先生以为如何？
2002年10月
附刘俊民：别说“人性”
施化先生看到我的文章后就急匆匆地给我的文章做了观点归论，自信到连商榷的意思都没有。其中的一个结论是，我在文章中拒绝东西方文明的融合。言外之意是施化先生在融合东西方文明了。
果真如此？在“话说‘人性’”中，施化先生说，之所以要“修复人性，回归文明，。。。只因比较基督教和佛教、儒教、伊斯兰教所衍生的文明，基督教的‘人性之爱’离‘人性’最近因此也最为可取”。是融合，是取代，施化先生讲得如此明白，读者该不会误解吧。如果施化先生本有融合东西方文明的心意，那绝对是论述的逻辑破坏了本意。逻辑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再说，我的文章只是就施化先生关于文明的定义及逻辑的展开进行探讨，先生何以得出如此结论我不得而知。
对我的第二个归论是，将我提到的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定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运动”。凡是研究中华文明的人都绝不会研究到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同于中华文明的复兴。施化先生的结论表明要么未曾做过中华文明的研究，要么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于人，要么还是在逻辑推论上出了差错。
在“话说‘人性’”中，作者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已丧失人性。在“二说‘人性’”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野蛮是违背人性的。”“我呼吁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就是回归‘人性’，那就是‘善’与‘爱’”。在这里，中华文明不单单是被阉割了“人性”，而且是野蛮的同义词了。联系到作者在前一篇文章讲的“基督教的‘人性之爱’离‘人性’最近因此也最为可取”，可以认为，作者的文明回归实际上是要中华文明回归到基督教文明。
在现代文明中，比较其中单个文明间的“人性”含量是毫无正向意义的举动，因为所有作为现代文明成分的各个组成文明之间都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大融合大整合。世界在走向大同，基督教自身也在反思，也在向所谓的人性回归，否则，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也不会向全世界忏悔中世纪教会对人性的摧残。
即使讨论文明，从作者的两篇文章中看，作者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全部建立在是否有人性的基础上。而认为中华文明没有人性，又是从鲁迅的“吃人”二字而来。可以说立论先天不足，论据更是言之无物。
作者从“善”与“爱”出发探讨人性立意并无不可。但是，用“善”与“爱”或人性去探讨庞大的文明体系，未免失于偏颇，落于槽臼。人性涵盖之广犹如人之复杂。善与爱只是复杂人性中的两个形而上的概念的一方面，其对立面是恶与恨。人类对恶若无所认识，怎能知道有善；不知其恨，又怎知所爱。在中华文明（不单单是儒教文明）的历史中，素有关于“性善”与“性恶”之论争。作者显然受基督教影响，单单拿善与爱来定义人性。然而，恰恰是基督教认为人生而为恶。善爱乃上帝之心，而非人类之性。作为人祖之子，罪恶与生俱来。所以，才要穷其一生接受上帝善爱的洗礼，化恶为善。但这还需要经上帝挑选，送到来世去验证，自我标榜是没有用的。君不见，基督社会的一些饱藏善爱之心的文明人一边大肆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摧残人性，一边为了自己的待遇而置急诊室、抢救室的病人于不顾走上街头罢工示威。作者在大谈人性善爱之时，却恨恶交加地把中华文明定格为人性阉割的野蛮，必以基督文明取而代之。作者在文章中劝人：“一个人如果善待自己，就应同样对待无论血肉肌体思维情感都与自己相同的另一个人。”自己如果如此善待大陆同胞，是不是就不会把他们描绘为“内心充满违背人性的‘麻木’，‘冷漠’，‘提防’，‘仇恨’，而仅有的一点带人性的‘同情’，‘怜悯’‘关爱’，‘温馨’，恐怕只够用在自己的亲友和子女身上”？这就是人性。谁都试图把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据为己有，而将丑陋的东西强加于人，然后一边夸耀自己，一边羞辱别人。所以，才有有识之士哀叹人性之丑陋。
在中华文明史上，善恶是君王借以统治用兵的理据。荀子在《性恶》篇中讲，“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纣王寡行不义，天下反而共伐之。纣王却以王权神授，反者为恶，起兵讨之。于是，天下大乱。欧洲中世纪之黑暗，盖因神权以敬神为善，逆神为恶作标准，大兴讨伐之兵，残害追求真理之士。于是，西半球暗无天日。可见，把人性作“善与爱”的定义，是种危险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产生的善爱理念是人类对同胞进行攻击、迫害，发动种族、宗教战争的主要借口。今天，美国，这个被许多海外学人推崇倍至的现代文明楷模，正在借用人性的善爱观准备对伊拉克发动灭绝人性的现代文明战争。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确相距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