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评论界的朋友（王老师）告诉我：《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不错，值得一看。正好我的存货中有，更因为王老师一向以犀利和华丽的评论著称，于是腾出时间来学习。 可能是盗版的《小裁缝》至少在图像上还说得过去，没有中途撂挑子，让我看完了。不过，第一场戏便给了我一个印象，让我觉得王老师的话值得怀疑。 １９７１年，两个下乡的知青受到当地生产队长的盘查，当队长决定要将怪怪的小提琴烧掉时，知青慌忙说：它可以演奏出好听的声音，于是便主动演奏了“莫扎特热爱毛主席”蒙混过关。如果作者有一定的历史常识的话，这里绝对不会让剧中人演奏莫扎特，当时学习器乐的（无论城乡）必定会演奏《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流行歌曲”，绝对不可能在由生产队长决定小提琴命运的关键时刻把莫扎特请出来。当然，也许导演觉得让队长补充上“莫扎特永远想念”会更有幽默感，可是，这一细节上的失败导致我对整部作品的真实性和操作的认真程度产生质疑。“学习”开始演变成“考核”。 给村里人“讲电影”本来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情节，但是导演以２１世纪的价值观来“阐释”角色，让他们将人性，同情和善良传播给村民，愿望不能说不好，但是与时代背景脱节，显得很做作，自然也就失去说服力。率领村民们在河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似的高呼“巴尔扎克”，实在有些滑稽。 欢送四眼的一场戏，人们抬着一头刚刚宰杀的水牛，说牛肉很好，至少要卖５块钱一斤。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准，这实在有些离谱，７０年代初即使在北京上海，牛肉也不会卖到这个价格，更何况乡下呢？ 同样在欢送四眼的过程中，两个主人公去偷书，本来应该是很出彩的一个情节，但是在肖雄妈妈问“没丢什么吧”之后，四眼回答“放在鲁迅全集下面的外国小说一本都没丢”，实在是太明显的“做戏”，台词上的过于明显的“铺垫”使剧情的真实性再次打折。 “裸泳”和“水交”即使在今天的大都市里也算是最最前卫最最新潮的了，在７０年代的山区？很容易让人怀疑导演的动机，是为了表现知青与农家女的“返朴归真”还是为了让洋评委“开土荤”？ 尽管“用法国小说诱惑医生出诊”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但是直到“拉小提琴为手术放哨”，一系列发展都很牵强，尽管有戏剧效果，但是缺乏说服力，任意编造的色彩过于浓厚。 尤为不能让人接受的是，小裁缝做完人流后，决定“去大城市闯一闯”。老天爷！这不是７０年代初的现象，即使在８０年代初也是最最前卫的举动。她有介绍信吗？有全国粮票吗？巴尔扎克泉下有灵，也会对自己的误导道歉的吧？也许导演想利用这一手法将“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戏剧冲突提出来，但实在过于荒诞，尤其是远离了社会文化背景，难以令人信服。这已经超出了“细节”的范畴，可以说是该片的最大一处“硬伤”。 片尾，“出人头地”的音乐家从法国回到当初插队的山村，跳入水塘一场，显得过于“罗曼蒂克”，可以说脱离生活太远。 剧中人的对话９０％以上是模仿四川方言。但是我听起来却很蹩脚――尽管我不是四川人，但有不少四川朋友。比如，四川话多把“是”读成“si”，“成都”的“成”读做“参差”的“参”（三声），而剧中不同的角色多次将这些读音发成不同的读法。另一个解释就是四川内部也分不同的口音，但是我想问导演，何必要演员们费劲巴拉地学方言来进行表演呢？难道用普通话对白会使片子的艺术价值打折扣吗？我听着剧中人用蹩脚的方言反复重复着“巴尔扎克”的时候，强迫症般地使我联想：不知道导演是否听过一个河南老农的笑话，“莎士比亚？” 我不是说非要将《莫扎特热爱毛主席》改成《我爱北京天安门》，把牛肉说成２块钱一斤才算得上“真实”，但是，一部漏洞百出，磕磕绊绊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作合格的作品。实际上，“文革中，两个下乡知青同时爱上了村里的小裁缝”这一故事还是能够成立的，但是由于细节上的过多失误，不由得使人怀疑导演的叙事能力，进而影响到对该作品的评价。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细节”的重要。《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这么一个情节：马小军抱着一盒冰棍进屋，被事先准备好的于北蓓抱住，强行将口红印到他脸上。马手中的冰棍正是目前市面上已经断档的三分钱一根的红果冰棍，连那种印刷简陋的包装纸和粗糙的纸盒都与当年的实物毫无二致！想必拍片时美工没少费工夫。当然，该片绝对不是因为这一绝对不起眼的道具才获奖的。但是，姜文的这种在细节上的“真实”在中国导演中是绝对难能可贵的，因此我才会被感动，才会为之折服！很多观众或许不会注意到冰棍的包装纸或者牛肉的价格，但是作为一名导演则不能不注意，上纲上线地说，这是一个导演对待艺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态度！ 最后，借用侯德健的一句或许过时的歌词来敬告年轻的，有机会拍片的导演们：“他们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