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引用的资料在海外自然是索取不到的，然而也不是什么秘中之秘，具体的我来说一下。 我自己曾经参加过《叶剑英传》的编写组，亲身经历过编写名人传记特别是现代军政要人的传记的艰难，举例说明，叶剑英做过调查陈伯达的负责人，在福建做过外调，这段事情落在书面上也就一笔带过，然而为了准备这个资料我们专门飞往福州请福建省的党史办负责同志给予协助。这件小事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了。 高文谦引用最多的资料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个是采访王力、吴法宪的笔录；一个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文革十年 资料选编》；一个是部分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书籍，包括曾志、 宫伟勋、权延赤、严家其、张佐良、王年一等人的作品。 先说第一个，王力在一九八九年被中央确定按照国务院司局级干部待遇办理离休手续，以后一直住在北京，采访王力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们当时编写叶剑英传记时就三次见过王力，王力写的一些东西我至今保留着。至于吴法宪就更容易了，一九九八年我的一个朋友编写了一本《林彪在一九七一》还找了吴法宪的小孩，让他带着去见了吴法宪，没有人限制，老吴知道很多，但是水分也比较大，他说的话不能全信，其实这在中央审查吴法宪时专案组的人就说过。有的事情吴法宪说李作鹏也知道，结果一问李作鹏，根本不是这回事，而且李作鹏还把傅崇碧、杨成武当事人找出来核实，吴法宪就说我记错了，也没办法，允许他记错啊。那么大的岁数了，何况还是犯人，心里紧张也是有的。吴法宪有一个小回忆录，是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我还有一本，内部发行，其实也不难买到。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委员会下面有一个书店就是专门卖这些书的。 第二个来源，那本《选编》实在算不了什么，如果拿出来蒙一蒙不懂行市的人也许有用，真正全面的是《中共中央文革资料汇编》一共十卷本，非常好看，我这样的老百姓都有一套，何况那些当官为宦的呢，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被高吹的神奇了。高文谦的室务委员的头衔按照我党的级别就是正处级，文献研究室一共有八十多个室务委员，编制一共110人，只要年头够了就给一个，不是什么希奇的职务，这不是国家计委委员。 第三类就更加简单了，王年一是国防大学的人，他编写的《大动乱年代》、《文革十年史》八十年代末期就出版了，满大街都是 ，现在图书馆里也能借到。曾志的回忆录公开出版，权延赤的就不说了，文艺作品居多，张佐良的《周恩来私人医生回忆录》网上都有，宫的那本《我所知道的叶群》，你花钱办个超星图书卡 就能看到。至于严家其的那本《文革十年史》在八八年时就被王年一等人骂的狗血喷头，那时候严还是很牛的，没有出事呢，我有一本，写的确实一般，连林豆豆报告周恩来的事件、时间、地点都搞混了，还有很多不经推敲的地方，不是说严现在如何如何 ，他的书就如何如何，当时他的书出来时标记着史的字样，其实不够严肃。 其实，研究党史可以提供的公开资料就足以让你成为一个专家了 ，说难也不难。 宋永毅曾经因为偷运文革史料32公斤被我司法机关判刑入狱，被称为犯罪分子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史料如果按照公斤来论的话，可想而知那该是很多的了，如果你在美国把国会的关于七十年代水门事件的资料运出去，想必美国人也不会对你微笑吧？当然我们宋永毅先生会说我是要揭露历史的真相啊，我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啊，这些你都可以做，因为英法联军在把中国大量的文物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时也说：“中国无能保护这些珍贵的物品，我们有责任为他们代为保管。”无赖的口吻总是千古的一致。 像宋永毅这样打着民主的旗号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人现在是大有人在的，他说周恩来虚伪、懦弱、自私、圆滑，倒让我想起省港大罢工的领导人烈士邓中夏的一句名言了：“请问那个患杨梅大疮的人是否有资格讥笑别人伤风咳嗽？” 杜甫说：“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