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黑色幽默：SARS蔓延到农村的唯一好处 2003.04.27首发于万维读者天下论坛 北京封城谣言四起，民工恐慌逃离，目前北京高速公路上有大量民工步行、骑三轮车、自行车逃离北京，极有可能把SARS带到农村。中国对基层组织控制极为薄弱，加上农民对科学知识一无所知，有可能重演河南艾滋病村的历史——整村整村的人死亡。假设你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对此有何感想呢？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大概会这么想：其他国家承受不起大批大批人死亡，但是中国可以。因为中国农民人口很多，就算死了1/3也不会影响国家的生产力，而且中国政府以前在农民身上的教育投资和医疗投资很少，就算他们死了也不会给政府带来太大损失。而城市人口不同，平均教育程度高，是国家竞争力核心所在，尤其是上海，金融、法律人才济济，绝对不能有损失的，否则国家以前在这些人身上的投资全部泡汤，还会严重降低国家的核心竞争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抽调大量人力物力力保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而对民工返乡潮熟视无睹的原因。SARS如果在农村流行，肯定会有一两个人被病毒挑选出来是抗病毒的人，那么他们的血清就是宝贵的制造疫苗的资源——这种通过自然选择的结果，可以帮助政府提前1年得到宝贵的治疗药方。到时候中国政府就可以把这几个人抓起来，养在笼子里，天天抽他们血，这可以为那些以前从事抽熊胆的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大概这就是SARS蔓延到农村的唯一好处。 看到这里，绝大多数人肯定会想：太可怕了，太残忍了，太没有人性了。所幸的是：这些都只是想象，并没有成为现实。下面不妨说一点点现实情况： 1、75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国际救援组织联系中国政府，愿意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力的援助。中国政府毫不客气回绝了，说是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结果中国政府保住了面子，成千上万的人却因为缺少医疗设施和生活物资而失去了性命。 2、长江发大水的时候，香港记者曾经拍下了一个镜头：一个农民拼命保住自己的耕牛不让它被水冲走。最后耕牛保住了，他的四个孩子全部死于洪水。其实农民的想法很简单：耕牛是自己的生活来源，孩子可以再生，如果耕牛被冲走了，谁来照顾他们？事实证明了这个农民的想法并非全无道理：当武汉、南京、上海牺牲掉这些农村换来自己安全以后，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补偿。农民的孩子上大学，照样要老老实实交学费，欠下来的税款也不能拖。政府官员的说法是：政府也很穷，如果大家都不交税，政府怎么活下去？做人不能自私，要时时刻刻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着想。 3、不过“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之类的口号并不适用于政府官员身上。国内报纸杂志曾经报道过河南省的严重污染企业事件。河南省的莲花味精是当地的污染大户，废水不经处理就排到附近的河流当中，附近的村庄农民是成批成批死亡。记者去暗访的时候，把一只鸟放生，不料这只鸟还没有飞过受污染的河流，就垂直落体运动掉入河当中，因为河面上的空气都是有毒的。要问当地的农民为什么不去上访，原因是当地的党政干部全部是莲花味精厂厂长的儿子女婿三大姑八大姨，有个年轻的农民因为去北京上访，被中途截回来，回来之前一条“狗腿”（莲花味精厂厂长语）已经被打断，但是为了以儆效尤，把他抬回来再痛打一顿，当时没有死，后来因为无钱医治，加上重伤在身，躺在炕上活活疼死了。不过他们的命并不值钱，莲花味精厂厂长因为是河南创收大户和利税大户，后来当到人大代表。 4、莲花味精厂仅仅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小的缩影。中国的农民生存状态仍然是令人吃惊和同情的，国家没有给他们教育、医疗和养老的保障；城市人厌恶他们，说他们是一群到处飞来飞去的苍蝇；公检法不敢动太子党他们，对待农民却很有一套。国内的报纸杂志多次披露北京市的执法人员如何使用象驱赶苍蝇蚊子一样的方法来驱赶“外来人口”。广东有很多血汗工厂，把农民骗进去就用最原始野蛮残酷的手段把他们身上的血全部吸干，如果生了病就送上火车丢到邻近的湖南省。身体强壮一点的还可以爬回老家，身体不行的就活活饿死病死在当地。这些农民身上没有钱，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中国也没有任何组织或者政党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说话——尽管他们人数有8亿之多。最近我们还可以看到相关报道（大学生逛街被警察打死），因为被打死的是大学生，所以才成了新闻，如果死的是农民，大概就没什么新闻价值了——因为这种事情天天发生。 长期接受奴化教育的城市人或者长期享受特权的太子党，根本无法体会农民对政府的恐惧和不信任。当他们拼命指责农民不听话，乱生小孩的时候，没有想到：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为农民的养老尽过力；中国的法庭也无法公正有效解决纠纷。所以农民必须生儿子，而且必须生“很多很多”儿子，他们才有可能在老的时候还可能活下来，在发生争执的时候不至于被邻人欺负。这次民工逃离北京，又被一帮人骂成“无知，没有社会责任感”。问题是：民工为什么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的社会为民工做了什么？可以让他们有社会责任感？民工在异地他乡生了病没人管，送到医院无钱治疗就放在地板上等死。国内报纸已经多次报道了发生车祸以后民工是怎么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等死的。其实我本人倒是很体会民工的心情的：就算得了SARS，要死也要死在家里，远比死在医院冰冷的地板上强得多。早在70年前，农民早就发扬自己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巨大的牺牲换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了。当国共内战的时候，拥有美式最新武器的国民党居然不敌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因为农民选择了共产党，用手推车推赢了三大战役。如果现在再来一场国共内战，我敢说共产党再没有能力发动象50年前那样的人民战争，因为共产党抛弃了农民，必然被农民所抛弃。 我不相信中国领导人根本没有“SARS病毒唯一好处”那样的想法，龙永图在香港的时候还发出颇有“气魄”的声音：中国人那么多，死掉几个有什么了不起，北京市又不是死了5%。中国有8亿农民，看来一定要至少死掉3000万农民才会引起“领导重视”。幸亏这次SARS病毒蔓延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那里有不少外国人，导致国外政府给中国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最后北京上海市民都沾了光。如果只是在农村蔓延，恐怕又是一个河南艾滋病事件的翻版而已，最后农民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中国农民的卑微简直令人难以想象，没有人为他们说话，也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何清涟曾经多说两句，就被当局赶到了美国。至今中国农民问题、文化大革命的世界研究中心在美国——真是绝妙的讽刺，比全世界的中药研究中心、敦煌学研究中心在日本还让人感到伤心。这就是不是幽默的黑色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