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时，许多地方纷纷反映，虽然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集团的罪行非常痛恨，但感到批深批透林彪的谬论并不容易，特别是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更感到吃力，认为林彪的“罪行好批，谬论难驳”，同林彪的“政治界限好划，思想界限难分”。一些地方反映，干部群众中的主要思想障碍，一是不敢批，“怕批错了，批了正确的思想不好办”，希望等待上级表态，等待别人的经验；二是不好批，“林彪以谣言和诡辩冒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感到真假难分”。某地反映，《解放军报》1971年11月11日在报道中批判了看书学习中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当地群众感到这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批判过的刘少奇的言论一样，这样批林“反而又证明刘少奇的话对了”。1972年初，天津市一机局举办300多人的大批判骨干学习班，提出要批判林彪的“政治业务关系上的诡辩论”。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发言时，却没有一个人敢碰这个题目。
1972年1月中央将《“571”工程纪要》下发后，许多地方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地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几个共同的“难点”、“难题”。如《纪要》中攻击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资冻结”等三个“变相”，是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短处，利用了我们的黑暗面?钢铁十年徘徊与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是不是一样?怎样批判《纪要》中所说红卫兵“被利用”、“当炮灰”、“变成替罪羔羊”等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要从这样一些方面批林，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
由于批林整风既要批林又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既要群众广泛参与又不得不回避许多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很快就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路线斗争不可知"的消极心里，认为"该批的都批了，没啥好批的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批林与联系实际要和整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与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结合起来，与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但是，由于对林彪事件的实质采取回避态度或含糊不清、语焉不详，加上当时普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气氛，这种整风又往往导致了扩大化的后果。在联系实际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无限上纲和乱抓“小林彪”的现象。在一些政策水平低的基层，批林整风更是五花八门，屡屡出现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倾向。某地确定批林整风联系实际的重点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结果一些县、社又在农村批了“搞副业单干”、“私人开荒”、“多分自留地”等等。某生产大队在批判林彪的“5.18”讲话时，上批下联，把一个领导作风有缺点的生产队长当作“权力中心论”的靶子来批判。一些社队又发动群众清理财务，搞经济退赔，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怕在整风中挨整，或“等着挨整”。在城市和工矿企业，整风往往又引发了领导班子中的派性争斗。为了解决这些矛盾，领导部门一再强调要把批林放在首位，要注意区分两类矛盾，不要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不要“打横炮”，不要层层揪“代理人”，不要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扩大化的倾向，但它同时又使批林所要联系的实际更加空泛和难以捉摸。各地普遍反映，对批林与整风如何结合、批林如何联系实际难以掌握。批林整风运动初期，在当时各种文件所确定的范围之内，在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前提下的批林，其结果只能如此：要么是新一轮的扩大化，要么就是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
但是，与这种倾向同时有在着的另一种倾向，即把批林与清算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结合起来的倾向，也正在发展，尽管它当时还处于次要的位置。此事件后，深受动乱、武斗、阶级斗争扩大化之苦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仅仅是凭着他们的本能和直觉，便会自然而然地将林彪集团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的极左思潮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林彪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革命”、最极端的表演，而且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已经把它的真实性质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群众面前了。在批林整风初期，已经有不少人不是根据文件所定下的调子，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开始批判极左思潮了。这一思潮和倾向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引导之下，在1972年下半年间一度发展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