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持下，一系列开明的对台政策相继出台，给台湾国民党当局以巨大冲击。对此，国民党主席蒋经国也感受到了，并在其生命历程的最后10年里一直关注着两岸统一大业，使两岸关系有了重大突破。 暖风频吹：武力对抗在两岸悄然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敏感的人们发现，已喊了30年的“解放台湾”的口号正悄悄地从新闻媒体中消失。1978年10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同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再次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 1978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就中美建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的对台政策：“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希望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咆、海外侨胞，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继续做出贡献。”这段答记者问的重要性，就在于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公开场合没有使用传统的“解放台湾”的提法，反映了大陆对台政策即将作出重大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纠正“左”的政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眼光来面对历史，客观评价与国民党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为了贯彻全会对台政策变化的新精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79年新年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具体地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以结束两岸持续30年的军事对抗；两岸通航、通邮和发展两岸贸易的“三通”思想；对台湾当局的惟一要求是去掉“中华民国”的旗子等。1月13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会见日本参议院井廉议长时，详细地解释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目的，并再三表示：“为了完成台湾同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大业，我们愿意同台湾有关方面，包括蒋经国先生在内进行商谈，愿意同台湾展开各方面的来往，结束目前这种隔绝状态。” 1981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由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的重要讲话，即著名的“叶九条”。他真挚地表示：“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告台湾同胞书》和“叶九条”发表后，广大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做法表示欢迎，要求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共的和平举动予以积极响应，结束两岸军事严重对抗状态，走向统一。许多台湾同胞认为中共的政策是宽厚的、具体的，照顾到台湾各方面的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台湾媒体和民众表示，国民党对谈判不必“深闭固拒”，国共和谈不失为国家统一之手段，“不妨一试”。 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国民党当局也悄悄更改了对大陆的方针。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国民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蒋经国主持大会通过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强调“建设台湾与统一中国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设台湾，才能实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惟有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才能使台湾永远保持安定与进步”；并要求国民党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和“以政治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等为最高指导原则。这次大会显示国民党已经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复兴建国”的大陆政策，并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将其大陆政策调整为以“实现三民主义”的和平方式“统一中国”。蒋经国并多次宣称“中华民国统一大陆的主要凭藉是三民主义而非武力”，“光复大陆并非要靠军事手段才能实现，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统一“将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会和经济方法来达成”。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平统一台湾思想的逐渐成熟，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被代之而起的开展“第三次国共合作”和平统一台湾的务实政策所代替。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中共和平统一方针政策和岛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也开始调整其大陆政策，放弃了武力“反攻大陆”的方针，从而使两岸关系结束了30年军事对抗的局面，进入了和平对峙时期。 神秘来客：走到台前的蒋经国原机要秘书 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新闻界人士沈诚最为显眼。他当时虽是《新香港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但却很有台方背景。沈诚是蒋经国的同乡，曾在蒋经国于抗战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少将军衔，到台湾曾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小蒋渊源很深。退职后到香港办了一家《新香港时报》，此次亦在应邀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大会的嘉宾之列。但由于自己的特殊背景，沈诚对是否去大陆一度犹豫，后专程去台湾，向蒋经国当面请示机宜。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实际是同意沈诚去北京，而且还嘱托沈诚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 沈诚到了北京后，受到了热情接待，并被安排到溪口一游，拍到了蒋介石故居和祖宗坟墓保护完好的大量照片。他在北京逗留期间，还受到了叶剑英委员长的接见。叶剑英同他探讨了国共和谈的可能性，并要他向蒋经国转达中共的和谈诚意。随后，邓颖超也接见了沈诚，探讨国共和谈问题。沈诚熟知蒋经国的态度，在回话中“暗示今天台北的气候，还不是谈判时机”。 尽管蒋经国坚持“偏安拒和”的政策，但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却在各种场合表达了举行国共和谈的愿望：认为现在“两边虽然吵架，但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我们两边是一致的”，“将来我们这边的老一辈人不在了，接我们班的人仍然会坚持这个立场，并且能够坚持下去。但他们那边的老人不在时，接他们班的人是否会坚持这个立场；如果坚持，客观上是否能坚持住，这些就很难说。因此，要趁我们这些老人还在的时候，早做打算，果决心，先把国家统一起来”。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果被台湾以后的政治变局所证实。 在中共的诚意面前，蒋经国又一次默许沈诚成为其探听大陆政策的“密使”。蒋经国的这位原机要秘书就这样走到台前，在80年代前期往返于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成为国共两党进行联系和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此时的沈诚只是肩负着了解大陆对台的政策、动态的使命。蒋经国还没有与中共和谈的意图。 为呼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等，呼吁台湾当局依时顺势，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的统一。信中说：“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免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能共知，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信中最后表示：“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 廖承志的这封信虽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达了祖国大陆10亿人民盼望和平统一的愿望。 台北消息：蒋经国同意对等谈判 从1986年开始，台湾岛内与国际上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冲击着国民党“永不与中共谈判”的政策，其一意孤行的反共、拒和政策越来越受到孤立，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蒋经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沈诚也因此受蒋经国之命先拟出一个方案。沈根据多次与中共方面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于1986年夏在台北拟定“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于当年8月交给中共方面。蒋经国默许的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1)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2)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着；(3)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4)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5)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6)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沈诚的“备忘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对“国是建议备忘录”进行充分商议的基础上，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又一次去台湾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这一积极表示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先僵硬的“三不政策”。 3月14日，杨尚昆接见沈诚时询问蒋经国对“国是建议备忘录”的反应。沈诚说：“经国先生对于两岸、两党问题，深信必定能够在理念认同下求得解决。因此，他希望在求实、求同原则下能够突破。所以，他虽然看到我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后，还没正面表示什么意见，从他那次找我谈话中，略约可以看到还是认可的。”对此，杨尚昆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看来，合则两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的前途。” 在这次会谈中，沈诚要求中共方面拿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杨尚昆提出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1)中央层次；(2)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两岸人民能由互相交流而团结起来，而各取所长，共同合作，如利用台湾财源、科技、智慧等来配合大陆资源、人力、市场，共同振兴实业，发展国家经济，慢慢再求政治上达成国家统一。”（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