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建博客，不知该贴些什么，于是在电脑里翻找过去的习作。再次阅读朋友的这篇“亲历非典”，心里的震撼就如同一年前第一次打开它时一模一样。朋友是我大学时的蓝颜知己，彼此欣赏对方，却刚好错过了最恰当的时机。反而成就了一种比朋友更深厚的感情。他对生命的执着和赤诚是我一向熟知的，然而在这场和死神的较量角逐中，那个坚毅博爱的他带给我一些新鲜的陌生。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对生的渴望更强大有力？
又坐在怡海花园姐姐家的书房里，一边敲打着键盘，一边考问自己，过去的三个多月是否是一场噩梦？ 生与死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五月的第一天，我正是从这里出发去亲历一场自己无法估量其后果的生死磨难。在这一百多天的时间里，我被辗转于四、五家不同的医院，品尝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漫长的病程，病情的反反复复，煎熬着我的爱人、亲友以及所有关注我的人们。记得我被强行收治的第一夜，神志恍惚的躺卧在丰台医院简陋的隔离病房里，床板的一阵颤动使我清醒，侧耳倾听，分明是一列火车碾动着铁轨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的离去。喘着粗气它不知开往何方，我想它的旅程一定很是漫长而且艰辛……
和大多数人们一样，当我将非典作为一种疾病输入意识中的时候，它已经在神州大地上快速蔓延了。我和我的亲人们一起提心吊胆地度过了北京最为紧张的四月中下旬，高频率的洗手、不分场合地紧戴口罩、紧张而又略带几分亢奋地传播着各种小道消息。全然不知这场灾难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生物，淹没在北京的茫茫人海里，无幸获得ＳＡＲＳ的垂青。殊不知造物主会作弄人，弹指一挥间你就可以从普通人中出列，由默默无闻迅速成为众人飞短流长的主角。
现在回想，非典像一张早有预谋的“魔网”，以它瞄准的目标对象为中心，这张网悄悄紧缩。确诊病例的消息每天都在飞速的传播，明显感觉那双恐惧的“手”距离自己愈来愈近，同一社区、相邻楼群……。终于，在４月２３日的回程班车上，孙新老师的一个悄悄话使我毛发倒竖，它终于逼近了我的身边——我的邻居感染了“非典”。回家以后，我对全然不知情的爱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回新疆老家去吧！”。随之我们茫然无措地胡乱地消毒，四处的拨打电话，在亲友们不同程度的惊愕声中排泄着我们的恐惧。当晚我们做出了一个重大举措——迁往我姐在怡海花园小区的房子避难。当我们将所有的金银细软连同自己塞进出租车时，不仅长出一口气，终于可以逃离危险区了（事实证明逃兵都要受到处罚）。
怡海花园是个环境很好的小区，清爽的空气、如荫的草地、悠闲的人群。一切都表明，这里似乎是一块被ＳＡＲＳ遗忘的净土。第二天中午办公室的同事关切的打来电话，我开玩笑说我已经发低烧了。谁知傍晚时分我就明显感觉身体的不适，一股无声的热量在我的体内开始升腾，体温已经超过３７.５。我悄悄的告诉了爱人，尽管心理暗暗的恐惧，但我们宁愿认为是我不慎患上了感冒。由于姐姐的精神状态已经高度紧张，我们一直没有敢告诉她。悄悄的买回感冒降烧药，悄悄的服药、保持正常的外出和饮食。４月２６日，是我三十岁的生日，她们还特地给我买回蛋糕，作了一桌的好菜。在准备给母亲拨打电话的时候，不知触动了什么情感，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也许是冥冥之中感觉到自己身上的病“来者不善”，上苍在我而立之际送来的礼物似乎过于残酷。
两天后我冒着危险前往医院进行例行检查，诊断为普通感冒。但与所有的非典患者一样，拿回的感冒降烧药无法控制持续的高烧，而且还出现了间断的寒颤。５月１日下午，我坚持再去医院进行检查。照完胸片，我在空荡荡的走廊焦急地等着，随着时间的一分分延长，我预感到不妙。拿到片子和说明，我扫了一眼，密密地一片字而不是平常的“胸片无异常”。我肯定自己是“中招”了。院子里等候的爱人见我出来，一直用眼睛紧随着我，我没敢看她，低声的嘟囔着“没事，我找大夫看看”。结果可想而知，发烧门诊的大夫用坚决的口吻扑灭了我最后一丝希望。爱人陪我坐在隔离区内的长椅上，门诊的卫生员紧张的喷洒着消毒液，周围的病人自行的疏散。我知道，自此时起我将被剥夺正常生活的权利。妻子在我耳畔说着宽心的什么话，我已全然模糊，心里只剩下沮丧和无助。大夫通知我自己去隔离病房，我回头看了看她，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恐怖的病，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谁知道我这一眼是不是最后一眼呢。事后妻子告诉我她在外面一面流泪，一面等着医院对她进行检查。在接下来的５个小时里，她的痛苦是双重的，我的生死不明和她自身的吉凶未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