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

谈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

何方


　　　　　　　　　　　　　　一


　　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一直为党中央和研究界所重视。事过不久的延安整风就曾对此进行过长时的检查和清算，留下了大量文献和档案。此后的回忆材料和研究论著更是多不胜数。但是有关这次会议存在的疑难问题和矛盾说法也实在不少。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

　　８０年代成立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鉴于“对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情况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而本着“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的原则和目的，专门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于１９８４年９月提出“调查报告”，并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１]这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伍修权
、李卓然等都还健在（只有刘伯承己丧失思维），听过会后传达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可供使用的还有堆积如山的档案和各种资料。按理，这次调查研究应取得重大突破和收获，弄清一些重要情况，解决几个重大问题。可惜结果并非如此，有点令人失望。

　　由于先就有了不可动摇的结论（如早已肯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又带着不少框框（特别是都要以陈云的《传达提纲》为准），而没能完全遵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按照“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原则，所以不但没能弄清和解决一些重要情况和问题（如会议是怎样把会后才分工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助手的毛泽东确立为全党全军领袖的？会议又怎样“做出了自己的决议”，“会后由洛甫写成文字”的？以及其他等等），而且还把一些问题弄得更乱了，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根据《调查报告》和几个人的回忆，在正副报告之后第一个就是毛泽东的“重要发言”，而且“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这显然不够真实。如果属实，张闻天的“反报告”以及为会议“完全同意”的“提纲”就都没有了。在会后就明确提到“王明那一套”，大概也是不可能的。陈云对《调查报告》的《答复》上说，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可《传达提纲》上说的遵义会议“最后做出”的四条决定中竟有三条提到常委，而且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再说，党的最高领导人（无论称负总责、书记还是总书记）的更换，恐怕不会由常委分工来确定。对于当时有无书记处，在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报告中央机构调整方案时已说得很清楚：“在中央苏区时，书记处在政治局之上，实际上等于政治局常委，不合适。”[２]另外，《调查报告》还断言“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称，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名义”，那张闻天多次让出总书记又怎么解释？陈云和康生在遵义会议后三年半的六中全会上提议选毛泽东为总书记又有何根据？类似问题还有许多，不再一一列举。

　　不过，这里又牵出来了两个不小的问题。

　　一是陈云的《传达提纲》手稿形成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内容的诠释，都还值得作进一步考察和研究。如像《文献》的考证所注，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上旬”，那为什么没有保存在中国？听传达的人自应不少，怎么一直没人忆及？行军途中写的手稿经过什么途径（陈云在长征途中奉派化装去沪，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带在身上）带到莫斯科成为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办于１９５６年才接收来，直到１９８２年才得到确认[３]）？而且原标题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无“传达提纲”字样，为什么又不公布（或没有）原件（甲）甚至（丙）的部分？因此这是否是陈云去莫斯科在那里向国际写的汇报提纲？（这个问题早已有人提出并作过论证，但未被置理。）若果真如此，由于时间已过去大半年（陈云是１９３５年８月同陈潭秋、杨之华等八人到莫斯科的），且无多少旁证资料可供查考，单凭记忆能写得如此详尽己大属不易，在某些问题上出现遗漏、不确甚至矛盾的地方反而是完全正常的。对此问题，个人既无材料，也无研究，所以不敢妄加论列。但希望有关机构和专家能够继续深入考查，提出实事求是和令人信服的说明。

　　二是个人的回忆能否作为历史“文献”看待。对此拟另文论述。这里除以上提到的外，再以《遵义会议文献》中采用的几篇四五十年以后回忆中的问题为例作点说明。根据现在的分析估计，一些回忆录的有关提法是当时不大可能发生的。例如：会议上有人提出政治错误问题被毛泽东“机智地制止了”，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已另有专文论述[４]），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并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以上伍修权）；“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坚决主张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周恩来）；等等。有些说法也不合乎事实，或者值得怀疑，例如：关于正副报告后的发言顺序，先是毛泽东，接着是王稼祥，再接着是张闻天和朱德明确表态；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伍修权）；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政治局，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被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陈云）；等等。

　　这里并无意讨论这本《文献》的内容或对它作评价（虽然近二十年的研究又有一些新的突破，但它还是讨论和研究遵义会议的经典文献，仍不可等闲视之）。上面提到这些事例，只是想说明，遵义会议的研究并未画上句号，甚至可以说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都没弄清。例如遵义会议上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的地位和职务，就长期受到埋没和歪曲。对前者曾有专文论证[５]，这里再就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职务作点辨析。

　　　　　　　　　　　　　　二


　　要了解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的职务，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会议前后中央有没有书记处。否则，博古和张闻天不但不能称为总书记，而且说他们做书记都是不可以的。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８日陈云写的《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几个问题的答复》[６]中，有不少说法是不确切甚至互相矛盾的。这可能是由于不但事过五十年，而且陈云也年事已高，因此出现这种情况也许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此后党史界关于遵义会议的研究和著述，就都把这次《调查报告》和《答复》以及陈云１９３５年那份《传达提纲》（如上所述，这份《提纲》的来龙去脉和对某些问题叙述的可靠性或含义，都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奉为圭臬。这本身就违背陈云提倡的“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精神。

　　例如《答复》中说，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没有设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这同历史事实恐怕就大有出入。几乎一切有关的党史资料和论，自五大以后，中央就一直设有政治局常委（五大前没有去查）。五大后的常委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八七会议选出的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六大后的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
，向忠发任政治局和常委主席。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还有一说，会后不久又补上王明[７]），还决定改常委会主席为总书记，仍由向忠发担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都一直称向忠发至死的职务为主席，但并未说明根据，恐非事实）。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的联席会议上，博古被推举为总书记。六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书记处，博古继续任总书记（书记处称作常委时，博古只称书记）。这都是报经共产国际批准过的。

　　对《调查报告》和陈云的《答复》以及《文献》其他内容，还可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第一，遵义会议后不到八年就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专门清算十年内战时期党的领导，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当时主要当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强，又时隔不久，记忆犹新，留下了大量书面材料，怎么可能连有无书记处和常委都弄不清？

　　第二，如上列举，起码从五大算起就一直设有常委，怎么到六届五中全会竟无缘无故地给取消了？既然没有常委，毛泽东又怎么会“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是会后一个多月写的《传达提纲》（即使写于到莫斯科后，也只半年多）可靠，还是事隔四十八年后写的《答复》可靠？

　　第三，既然没有书记处或常委会，怎么能长期以书记处的名义号令全党并和顶头上司的共产国际联系？六届五中全会后不到一年做出的《遵义会议决议》又怎么会多处提到并不存在的书记处？有案可查的常委会及其扩大会的召开和做出的决定不是都成了不合法的？１９３７年“十二月会议”改组书记处和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又从何说起？一个走向成熟的党，连领导核心的名称还“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反倒不如以前有章法，这可能吗？

　　第四，“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是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原始档案（如各种会议记录）重要呢？还是个人多年后的回忆重要？而《遵义会议文献》的编排顺序，是看资料的准确程度和参考价值，还是看后来的官职大小？难道会议主持人秦邦宪会后不到十年提供的材料，还不如被“扩大”进来参加会的聂荣臻四五十年后的回忆重要？无论什么时间和场合，毛泽东都名列第一，这种规矩是怎么立下来的，合乎历史主义吗？

　　第五，《文献》选材的标准又是什么？是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准确”，还是只为证实陈云的《传达提纲》和《答复》以及１９８４年９月《调查报告》的结论？在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上，为什么一概不用许多不同于陈云的说法，如中央关于“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邓小平对张闻天的《悼词》、《彭德怀自述》等？对挑选的人又为什么只摘一方面的说法而不用或删去另方面的说法？如为什么对周恩来多次谈到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话不用（包括文革期间说的“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８]），偏要用“听毛主席的话”这类属于文革时的语言？为什么伍修权两次提到的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的话被删去[９]，却选用大可怀疑的《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和关于“王明那一套”的谈论？根据这样明显的倾向性选材能“准确”吗？

　　类似的问题还可再提许多，要在说明１９８４年的《调查报告》和陈云的《答复》，并没有解决遵义会议的一些主要问题，对“历史情况”的叙述也并不“准确”。它们本身和被《文献》采用的某些材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而不能“以此为准”和“到此为止”。

　　　　　　　　　　　　　　三


　　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还得先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１０]，因而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所以胡绳主编和党史研究室所著党史中关于向忠发被捕前为主席的说法，[１１]是与史实不符的。

　　再看博古。根据上述，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局不设总书记，有如博古１９４５年５月３日在七大的发言中所说，“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苏区后，两个中央局合并的会上要推举一位中央领导人，竟然只称为负总责，就有点于理不通了。特别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书记处，却仍然设一个负总责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实际上，在中央苏区大家都一直称呼博古为总书记，这是延安整风期间也无人否认过的。至今一些老同志还是这样说。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列席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刘英，最近就多次谈到。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书写下来的回忆，应该是比较权威的了吧。他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所写的《反省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此说如非事实，当事人的毛、刘、任、陈云等怎么能不纠正，反而会认为“写得很好”？）“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此外，他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兹不一一列举。张闻天的这份《反省笔记》，整风中曾得到大家称赞。刘英说，“毛主席看后立即到我们窑洞里来，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１２]总之，总书记从来没人加以否认，怎么事过四十年后这总书记就一下和一律变成负总责了？难道那时对博古不是称总书记同志，而是称负总责同志？这能叫上口吗？

　　在大体弄清向忠发末年和博古进苏区后的任职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及其称谓也就不言自明了。而且这方面文献资料又极多，为节省篇幅，下面只摘要列举数件。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是有党的正式文件可征的。远的不说，只说平反后的就有：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１３]主持这次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让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另一件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批准
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说，“１９３６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１４]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在多次谈话中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一再说过他是总书记。例如毛泽东，正面的说法是张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封他一个“明君”的雅号，这是人所共知的；反面的说法有如李锐所述，“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李锐评曰：“这当然是对的。”值得考虑）[１５]

　　其他领导同志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就更多了。如上述伍修权两次提到总书记的话：“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伟大的长征》）；“尔后他又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追求真理锲而不舍一一怀念张闻天同志》）。[１６]杨尚昆：“大家习惯称他总书记”[１７]；“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
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１８]。《彭德怀自述》：“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

　　任…．”[１９]黄克诚：“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但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２０]其他就不再引证了。

　　不但党内，就是知情的党外甚至外国人，也都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那位在遵义会议上受批判的李德就承认，“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２１]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到他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６日同张闻天的谈话，一开头就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２２]不过也应承认，无论是在国内外还是在苏区和红军中，朱德、毛泽
东要比王明、博古、洛甫出名得多。所以连罗瑞卿在中央苏区任一军团政治保卫局长时还不知道王明。[２３]可见，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线后才出名的；博古、张闻天出任过总书记一事能够被长期埋没和不被承认，也就都是不难理解的了。

　　至于张闻天本人，平时闭口不谈过去历史，但在整风中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却一再提到总书记。在《反省笔记》中除上引谈博古的地方外，也多次谈到书记处和自己的职务。如谈到六届五中全会时说，“政治局与书记处名单，曾经得到过国际的批准。”关于书记处名单，“国际回电，曾经不赞成洛甫、陈云参加，而建议补上张国焘、王明（似乎还有康生？）。但后来博古又去电解释了一下，说是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陈云补上了。”谈到遵义会议，说，“我不但未受处罚，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后边又讲到，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就已“多次提出解放总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不用再多引证，就已可看出，张闻天确实当过总书记。不然他一再让的是什么“位”呢？他始终说的是让出总书
记，没有说让的是“负总责”。

　　张闻天的《反省笔记》除在自我批评和颂扬毛泽东的问题上颇多过头之处（但多为空洞的上纲上线的话）外，而对党史事实的叙述，在延安整风中就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例如关于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的合法与否就是据它确定的。毛泽东１９４４年３月５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这是对几个重大历史问题所定的基调）中就说，“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２４]

　　还应说明的是，张闻天《反省笔记》中叙述的一些史实之所以可靠，不只因为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扬和引证，还因为他的叙述不像一些人那样只凭多年后的记忆和根据新观点的联想写《回忆录》之类，而是拥有充分的原始材料为根据。张闻天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整风时还保存有进入中央苏区的全部日记、工作笔记等资料。此外又据胡乔木说，“他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期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其中记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
，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时的丧失“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２５]可见，张闻天在这时和在这种基础上写出的《反省笔记》史料，大概总比四十多年后的一些“回忆”和论证更可靠一些。

　　对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情况最了解现在仍健在的要算张闻天夫人刘英。她虽已年近９６岁，但仍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她说是由于受过收发报密码训练和多年做组织干部工作的缘故）。她不但在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宣传部长，同中央领导多有接触，而且遵义会议后接替了邓小平中央队秘书长的职务，专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委）服务，如照顾中央领导行军中的生活、安排开会、担任记录、进行联络等。中央到达陕北后又和张闻天结了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会几乎每次都在他们家开，她多在场。派出或回来的负责干部向中央请示汇报也基本都在她家。她同毛泽东的关系又特别好，至今保持着对毛主席的亲切感情和崇敬心理。因此，直到她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去苏联，在这以前三年的中央内部情况，她是了解较多的一位，而且可以说，在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后则是唯一的一位了。为了了解张闻天这个时期以及后来的情况，从１９９９年起我已拜访了她数十次。对于博古特别是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她不但一再肯定，而且讲了许多生动细节以资证明，这里是难以复述了。她在张闻天平反后写的怀念文章，还是讲“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２６]但１９８２年以后，由于陈云提出没有总书记只有负总责，她为了尊重陈云、并在有关同志竭力劝说下，此后写的回忆录中才把总书记改为负总责，只加一句“习惯上称为总书记”的话。但在多次谈话中，她仍坚持张闻天那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掌握全局；毛主席则主要管军事，自封“大帅”，称张闻天为“明君”。她还几次谈到，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去苏联治病，共产国际和苏方都是以总书记夫人身份接待的，住王明原用的别墅。王稼祥领她去见季米特洛夫时就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１９３８年一天，王稼祥单独密告她，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实行集体领导，洛甫不再是总书记了，但还是书记之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会议等。果然，等她１９３９年３月回到延安时，中央的会议已不在他们家而改到毛主席处去开了。[２７]

　　综上所述，张闻天当过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证材料可资证明的，而“负总责”之说似乎只有陈云１９８２年证实的《传达提纲》和一篇书面《答复》了。（因为《文献》摘录周恩来文革期中的一次讲话，只是提到“撤消博古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没说什么“声明”；还说“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也都没提到“
负总责”。）但是却从此，张闻天的“总书记”就一律变成了“负总责”。

　　　　　　　　　　　　　　四


　　据个人学习这段党史的心得，情况可能有如下述。

　　六届四中全会确有改“主席”为“总书记”的决定。这是否有降低向忠发挂名的含义（中国更重视“主席”。毛泽东就不愿当“总书记”），没有研究，不敢妄断。向忠发叛变后，经王明、周恩来等研究，决定不设总书记，但指定博古负责，“多管一点事”，并举荐博古、洛甫、陈云、康生、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后又加上黄平、刘少奇等共九人），报经共产国际批准。批准电报是博古在大多数委员参加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宣布的。再后又成立了包括卢福坦（不久又被排出）、博古、洛甫、康生、陈云组成的常委。１９３３年临时中央根据国际指示迁往中央苏区，如上所述，在双方包括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八人的联席会上，多数推选博古为总书记。一年后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自然“率由旧章”，博古继续
担任总书记。同时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毛泽东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会上还选出书记处。以上均经共产国际批准。所以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刘少奇等虽对四、五两次中央全会和临时中央极其不满，但还是不能不承认其合法性。

　　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问题，除本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外，杨尚昆晚年谈得更具体可信。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２８]说是由于毛泽东谦虚，让洛甫做一做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根据当时情况，这是不大可能的，也与毛的性格不合。他说过：“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２９]可见，一位党的总书记（就算负总责吧），不是政治局会议推举（当时常开会，照毛泽东的说法，“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议”），而由常委分工决定（实际上只是两个常委的商定），如此缺乏章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张闻天的总书记任职和名义只到１９３７年底，多说也是１９３８年六中全会。在王明、陈云、康生回国后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按照共产国际可能还有斯大林的临行交代（根据有关资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更重视毛泽东，一直在宣传毛泽东，却从未宣传过博古、洛甫、甚至王明[３０]），改组书记处，增补上述三人为书记，实行集体领导，不再设总书记，但仍由书记之一的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张闻天不争权和不愿多出头的品德，他并不计较，还按王明等人的意见，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２日登报声明：“并无所谓总书记”。

　　１９３８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决定政治局常委会议改为书记处会议，但张闻天早已决心移交工作，所以只是“形式上当当主席”，以后干脆连这个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工作也交给了任弼时，自己离开中央去进行农村调查了。

　　由此可见，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前后情况和线条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党史上却一直被搅得异常混乱，最后竟被完全否认，变成了以前并未听说过的负总责的。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要使党史跟着政治走，为当前现实服务。因此形势变了，党史的一些提法就得跟着改。张闻天的总书记只是一个例子。

　　从遵义会议到１９３８年六中全会，中国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因此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为首的人（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而且事实证明他也确实干得不错，因此获得“明君”之称。总书记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既拥有实权又具象征意义。所以在同张国焘作斗争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宁可让出全军的最高领导，也不同意张闻天让出这个可以代表中央号令全党、召集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总书记。在这三年中，中央多数领导同志拥护以张闻天为首，人们也都称他为总书记。“十二月会议”决定取消总书记称号，所以此后大家只称他洛甫同志（这时除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其他中央领导多以同志称之），不过他在群众场合被介绍时还是使用“我们党的领袖之一”的名义。整风期间，上下界限分得极严，中央情况下面干部很少了解，只知张闻天和周恩来检讨最深刻，过头之处很多，当时就令人无法理解。但整风中并无人否认过他和博古当过总书记（只是有的说不合法），陈云也没提出他的“负总责”之说。

　　整风后期和七大后，张闻天实际上已被排出中央领导核心，只能做一点调研以及后来的小范围地方工作和“授权有限”的部分外交工作。至于过去的地位、名义和贡献，更一直受到全面的埋没和封杀。例如被喻为中共党史奠基之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就只是通篇歌颂毛泽东，对于所谓“第五朝领袖”、在实现从内战向抗战的战略转变中掌舵的张闻天只字未提，甚至把张闻天的某些重大贡献也轻轻归于毛泽东名下（如瓦窑堡会议和处理西安事变，我曾在另文中谈过[３１]）。逐渐地，知道张闻天的人已经很少，更没几个人知道他当过总书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他一度被以反面教员的身份亮了一下相（在对他进行大规模的错误批判时，无论上下，还都说他当过总书记，也没听说过“负总责”这个词）。从此以后，他就完全在备受折磨中销声匿迹了。

　　在张闻天被迫害致死后，没想到很快就否极泰来，粉碎了“四人帮”，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而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完全错误及其严重恶果，几乎是人人皆知无须多查的。于是张闻天得到隆重的平反昭雪。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正式宣布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而且在这之前，中央批准在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调查报告》中就说，“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总之，在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这一时期，张闻天在党史中的总书记地位也得到了恢复，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对此加以论证。连１９８０年出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中国现代史）《张闻天》条中也说，“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八十年代初开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并且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为了维护这两者的历史地位，陈云提出加写建国前“历史的回顾”。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样一来，“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３２]这是不言自明的事。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说搞得十分好，但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取得了胜利，“以长补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而且维护毛泽东，说到底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陈云同志讲，一定要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３３]所以此后，一些老同志写建国前如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等的回忆录，以及理论界和史学界有关的研究，都空前繁荣起来（回忆建国后的很少）。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了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和写出对有关调查的《答复》。从此就出现：张闻天的总书记变成了负总责，《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毛泽东会上的发言“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等等。虽然没看到有关总书记变成负总责的正式文件，但史学界却是闻风而动，迅速跟了上来。连一些学者才发表文章论证张闻天被推举为总书记的原因和经过，再写文章时已是论证负总责了。一些史书和领导同志的回忆录，已出版的只好算了，此后的基本上都照改。包括一些并不同意的人，或者只好改，或者被人家给改了，否则也许出不来。

　　　　　　　　　　　　　　五

　　现在书报上称张闻天为一代总书记的已经多了起来，但显得不够理直气壮，还要一再提负总责以表白。例如一本名为《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的书，内容却一再说是“负总责”，只是“实际上相当于担任党的总书记”。既如此，为什么要用这个书名呢？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历史的真相总会逐渐显露出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１００周年以后，大概就会有更多的人称他为一代总书记了。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担任什么职务，这是客观存在，终究掩盖不了，更抹杀不了。但为什么会时隐时现和变来变去，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从中又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教训？这倒是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据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兹提出以下几点想法，希望能引起讨论和求得指正。

　　第一，党史研究要不要和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日前有位朋友来信谈到党

　　史研究说，“虽然都在讲要实事求是，但实践起来却真难，谈所谓‘过于敏感’的问题，总是心有余悸。”研究党史应该实事求是，这大概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但遇到具体问题，什么是实事求是，分歧就大了。许多违背事实的论断和作法也都是在实事求是的口号下做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是也整天讲着实事求是。张闻天从总书记变为负总责，恐怕就是不“唯实”、只“唯上”的结果。而且为了圆此一说，在正式党史上竟然否认向忠发当过总书记，还制造了其他不少矛盾。说到这里，还可再举一件“权大于史”、“以权改史”的例子。张闻天百年诞辰，中央批准拍摄他的文献片。制成后，经中央党史研究室、重大题材审查小组、刘英同志等有关各方审查通过。不期在放映的头一天，审查小组副组长张振东同志（审查时他也在场）却强令剪下郭洪涛谈西安事变后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上意见还不一致的几句话，否则就得去掉郭的整段谈话画面，再不然这部片子的上映就成问题了。摄制组无奈，就只好删掉几句话。结果放出来，不但画面上郭洪涛语言不连，而且改变了史学界早已达成共识的事实，变成了只是会前下面有分歧，而政治局则在事变后的第一次会上就认识一致，决定和平解决和派周恩来去西安等，使好几次会议和会下的事在一次会上完成了。这不是又一次说明，有权就可以改写历史，党史比胡适说的“小姑娘”更好打扮了吗？

　　第二，党史研究是否必须完全服从和服务于当前政治需要。如上所述，延安整风后，张闻天无论是作为总书记还是负总责，都从党史上消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拨乱反正，张闻天成了总书记，并公诸报端。八十年代初提出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张闻天又被定格为“负总责”，于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的话不算数了，陈云个人的话一下变成了雷池。这样怎么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和“只唯实”呢？党史对当前政治影响极大，这是必须加以重视的。但它终究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不能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对它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看来如何对待历史研究和当前政治的关系，还是个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恐怕不宜再不断反复了。

　　第三，如何看待各种历史结论和决议。据说，研究党史必须维护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８１年两个“历史决议”，提出不同意见，就是“翻历史的案”，“刮翻案风”。如果此说属实，那不就是新的“两个凡是”了？党史研究怎么能够有所创新和突破？不是等于说，有了《古兰经》其他书都可以不要了？马恩在世的时候，《共产党宣言》每再版一次都有所修改。我们的两个“
历史决议”总不能说一次完成了永恒真理。而且在通过第一个决议时毛泽东就说过，“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３４]其实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对１９４５年的决议作过多次以至根本性的修改，例如建国后收入《毛选》那次。胡乔木也一再批评这个决议的缺陷，说过分突出毛泽东等。[３５]邓小平后期对１９８１年的决议在实际上也有不少修正。难道伟人一去，历史就不再前进了？党史也不能根据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有所发展和突破了？

　　第四，党史研究要不要和能不能百家争鸣。党史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允许和提倡不同意见的平等讨论，只要是言之成理和持之有故的意见，都应允许发表。在学术问题上，不应当也不能靠棍子和帽子，不能靠权势（“只唯上”）；应当也只能靠摆事实讲道理。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立论必须有根据，讲出道理来。辗转照抄结论（书上的或上面的）而谈不出所以然来，不但无法服人，更算不得科研。

　　最后，关于同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这应理解为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上的一致。就是说，都要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要遵守并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路线及相关的政策。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不必要也没可能保持一致。学术研究上都要和上面或某一权威机构保持一致，那就可以不要下面的研究了，或者实行学术研究的军事化，一声号令，大家都得“向我看齐”。上面提到的张闻天从总书记变成负总责，就有一点这种味道。

　　上列几条，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党史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而所有这些，又都是我近两年学习党史以来的感受或疑惑，需要寻师“解惑”，也许会被视为幼稚或狂妄，因此非常欢迎行家的批评。


（２０００年８月）


[１]《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这里的引证，以及此后简称的《文献》均指此书。
[２]《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７３页。
[３]《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３１页。
[４]何方：《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
[５]何方：《历史要真实——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
[６]《遵义会议文献》，第７３—７５页。
[７]见《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上），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６２页。
[８]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２日接见外交系统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９]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５，５６０页。
[１０]《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１２９，１６２页。
[１１]《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９页；《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９５页。
[１２]《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２７页。
[１３]《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６日。
[１４]《刘少奇传》（上），第２２９页。
[１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２５页，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一次发言。
[１６]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５，５６０页。
[１７]杨尚昆：《纪念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１９９０年８月３０日。
[１８]《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１９]《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２０]《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解放军报》，１９８１年４月１０日。
[２１]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１９８０年３月中文版，转引自《长征大事典》（下册）２５７７页。
[２２]斯诺１９５７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散记》中，专辟有《洛甫论党的问题》一节。
[２３]罗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５页。
[２４]《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９２页。
[２５]胡乔木：《回忆张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８页。
[２６]《深切悼念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６日。
[２７]访问刘英时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如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８日，３月４日，６月１０日，９月７日，１２月３０日，
２０００年２月７日，５月１６日，１８日，６月２７日，８月１６日等。
[２８]《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２９]如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页：汤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２页等。
[３０]参阅《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章，特别是５、６两节。
[３１]何方：《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
[３２]《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０３页。
[３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版，第７５页。
[３４]《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２８２页。
[３５]例如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６７页说《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以及一些“历史在《决议》中叙述得不大周到”等；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８６页批评《决议》把“历史变成就是路线斗争史，党的历史退到幕后去了，台上只有路线斗争史，这是个很大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