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星红旗下成长
每当看见五星红旗，我总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一股暖流从心房油然而出传偏全身。在五星红旗下长大的我，对五星红旗有很多的记忆。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在二年级时，在小学的校场上亲手升旗的情景。中学毕业后在农场的三年岁月里，每天清晨我都参加连队的升旗典礼。当时我是个小小的排长，起床号响了以后，我还要督促排里的男职工们及时起床参加升旗典礼。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累啊！但是，最让我难忘的却是一段成年以后去国离乡，在他乡求学的经历。
那年我告别了亲人和朋友，只身一人到美国闯天下。当时，我受聘于一家研究生院，边做助教边读学位。因为出来得早，国内的留学潮还没有兴起。研究生院里的外国留学生主要来自台湾，大陆来的仅少数几位公费生，自费的更是奇货可据。
我在留学生院报到后，稀里胡涂的被上一届的美国学生带到了学生宿舍，并在那里签下了居住半年的合同。进了宿舍的房间后，我发现同宿舍的是一个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他跟我同龄 (那时的台湾每个年轻人都要服兵役，再加上他们都念过高中，因此他比我还大几个月)，单身，也是从医学院毕业后来美国深造的。 但他已经念了一年的书 (后来据其他同学告诉我，第一年他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差点被勒令退学)，因此算是我的师兄。此人小小的个子，但跟我说话总是昂着头。我呢，初来咋到，人生地不熟，好汉还要有三个帮，我单枪匹马的，当然对他退避三舍，点头哈腰 (嘻嘻，说句真心话，那个时候，一来是中国贫穷，咱好象是穷人投奔富亲戚，底气不足；二来是平生从来没有接触过台湾人，怕招引来台湾特务，将本人拉出去枪毙，那岂不冤哉，哈哈哈)。
他看我好欺负，竟然对我指手画脚起来。而我只要一开口，他就罢出一付教训人的架式来指责我。看见我住进来，也不知道从哪里他翻出了两面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民党的党旗来挂在了他的床头。然后一有空就对我开口大骂XX党和新中国，从他的嘴里我发现他对新中国根本就不了解 (或许他也同样认为我不了解台湾)。试探的问他国民党是怎么跑到台湾的，他说是当年XX党略施奸计，国民党中计才退守台湾的。差点将我的牙齿笑掉！
当然他也有好的地方。比如将他用过的教课书五折卖给我 (后来发现这本书根本不合用)，或者带我去当地的超市购物 (后来发现他单独一人外出害怕，看我个子高，免费做他的保镖，哈！)。但我总也受不了他侮辱我的祖国，人一到了外面就会感到祖国的亲切。于是我就对他讲述新中国怎么好，当年的国民党怎么腐败来。他不听，于是我来了"脾气"，我们就开始辩论起来。干脆，我从外面弄来一面五星红旗也挂在我的床前。他一看，怒不可遏，要来扯我的旗帜，我不干，于是我们俩从辩论到唇枪舌战，到全面战争，欠的只是拳脚相向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动手他一定不是我的对手，哈哈哈！
但是这个长期战争影响到了我的学业，回了宿舍根本就不能学习。咱可不象他，他背后有人资助他念书。我可是要自己缴学费和生活费的，为了要保持奖学金，我的学习成绩还一定要好。于是，我就开始寻找退路，换房子吧。先去找那个为我签约的白人管理，他一反笑脸回绝了我的要求。不让换房子我就提出要搬出去，他也不同意。因为我是签约的，不能违反合同！怎么办呢？在万难的情况下，经朋友提醒，我去找了研究生院的院长。这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后来知道，他年轻时向往社会主义，曾经去前苏联留学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是教授，也曾经请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去他在深山的别墅作客，在火炉前，他的这段前苏联的经历是他津津乐道的。院长听了我结结巴巴的陈诉，知道了怎么回事 (或许也不十分清楚，嘿嘿)，他决定帮助我。经过他的通融，我终于搬了出去。后来，院长看到我还对我很幽默的说，"我们美国的政策就是将你们分开来，这样就不会出事情了，呵呵！"
搬出去以后，我就很少再看见那位台湾留学生了。后来知道他考了两次博士资格考试，但都没有通过。于是他拿了一个硕士学位，毕业了去外州工作。而我呢，读完了必修的课程以后，也顺利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开始了漫长的博士论文的实验室工作。而那面五星红旗，一直伴随了我好几年的时间，祖国一直在我的心中。
现在跟早期的朋友聊起这段往事，有时候会觉得很可笑呢！可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