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中国人：话说上海人

作者：沈善增

除了那些为城市居民所共有的特点外，还有一些特点则可能是南方人的共性。例如生性快活随和，喜欢耍小聪明或来点小小的恶作剧；崇尚智慧谋略，相信柔能克刚；交友不以豪爽见长，而以善解人意为胜；遇事少冲动，多权衡；轻莽撞，重坚韧；曲里求直，淡中见奇；讲究心灵的自由，惮于石乞石乞的琢磨；对新鲜事物趋之若鹜，对传统却缺乏卫道的热忱……南、北两派在学术、文艺等方面的差异，钱钟书先生在《论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自有详尽的阐述。无独有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也谈到欧洲一些国家北、南方人民的性格差异，他认为气候等地理条件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则有学者认为，长江流域以北与以南的人群存在着人种的差别。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差别由来已久。例如，同样在战国纷乱、诸侯争雄、面临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北方的燕国公子想到的办法是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易水诀别，慷慨悲歌，一何壮哉！而南方的越王勾践却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他给吴王夫差送去的不是刺客，而是美女。即便同样是行刺，吴人要离断臂刺庆忌，与荆轲也有很大的不同。而“二桃杀三士”这样的悲剧，则又只能发生在多出英雄好汉的齐鲁之邦。一勇一智，难分轩轾，但行为方式差别背后的心理方式差别却是十分明显的。因此，“精明”、“心活”、“气短”、“好占小便宜”、“吃不起苦”乃至“促狭”等特点，怕是不能由上海人一家给承包了。

说到“精明”，我不由想起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对上海人的一句评语：“精明而不高明”，我认为对这句话应作具体分析。

记忆中，我最早看到这句话乃出自港台商人之口。为这句话作注的，是抱怨跟上海人生意难做。生意难做，自有多种原因，有体制方面的原因，行政干涉太多，审批手续繁多、婆婆多、主意杂……这种毛病，在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所以需要开辟经济特区做这方面的改革试验。上海因为是工商业中心，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而在体制改革方面加倍谨慎，显得行动迟缓，这里更主要的是政策上的原因，与上海人的文化心理关系不大。而另一方面，外商抱怨生意难做也并非只是件坏事。对外商（包括港台商人）来说，最高兴的当然是能让他们的产品长驱直入，占领市场；能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高的利润。对我方来说，不让别人赚钱，自然是不明智的，但如何在交易中使自己也能多多获益，并且使本民族工业得到瑞雪的滋养而非严霜的摧残，至少不致落入对方设下的圈套，不被不法商人诈骗去钱财，这也是做生意的题中之义。因此，衡量上海人在生意谈判中是否“精明而不高明”，不应以某些外商（哪怕是表示跟我国非常友好的）的意见为标尺，而应以这些项目产生的实际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标准。从效果看，上海在引进资金、专利与项目等方面在全国仍处于领先地位。上海人自然不应该骄傲，因为有几十年与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的经验可做资本。然而，老戴着一顶“精明而不高明”的帽子，弄得上海人心里很委屈，也不好。虽说鞭打快牛，响鼓要用重槌敲，用意在于激励，就是提出这种意见的境外商人，难说都只从一己立场出发，不含有希望上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好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