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越来越难以接受美国单方面强加于人的做法。美国在对
华经济协调中开始部分采取了新路线。
新路线的基本前提假设是承认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系有关国家储蓄－投资失衡所致
，其基本思路是通过诱导中国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来降低中国的高额国民储蓄，
进而减轻中美两国之间的经常项目收支失衡。在诱导中国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求中
方加快向美国扩大金融服务业市场开放度，通过扩大对华金融服务输出进一步中美经
常项目收支失衡。
但美国对华经济协调新路线并不对称，它片面要求中国承担调整国内储蓄－－投
资模式的责任，却没有要求美国承担对应的责任。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持续增长的
经济产出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各国为此承担的协调成本类似税收，因此分担
协调成本时也应当符合衡量税收公平的标准，即受益原则和负担能力原则。根据这两
项标准衡量，尽管中国应当而且必定会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做出自己的贡献，但片面
要求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为全球最大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买单”，堪称荒谬，美
国自己必须做出相应的努力来提高本国国民储蓄。
鉴于２０００年以来美国国民储蓄下降主要源于政府财政从盈余转为空前的赤字
，这种努力主要应当是降低财政赤字。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与提高东亚（
中国大陆除外）投资率、促进日本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等其他候选方案相比，这是解决
全球储蓄－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最优途径。美国国民储蓄率如能提
高１个百分点，其经常项目赤字将减少相当于０．５％ＧＤＰ的数额，效果最为显著
。不幸的是，在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下，诿过于人的做法天然比令自身不无痛苦的财
政紧缩方案更有吸引力，尽管后一种方案效果更好。
通过金融自由化、扩大向美国开放金融服务业市场来降低中国储蓄率的路径未必
合理，而且存在较大潜在风险。上述路径源于以下思路：中国居民和企业之所以需要
表现出较高的储蓄倾向，原因是金融部门欠发达且自由化程度不足，他们难以为自己
的消费和投资融资，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身的储蓄。
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新政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自己能否一以贯之地实施提高中
国消费率路线。
美国对外政策具有浓烈的“竞选导向”追求短期“政绩”色彩，而中国向内需主
导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需要时间，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的政策协调面临“期限错配”。
实施上述策略时美方可能会遇到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政策目标冲突。在中美经
济、政治交往中，这种由美方自己造成的政策目标冲突早已屡见不鲜。未来为了改善
国内收入分在中美制成品贸易中，美方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无疑是提高中国工资水平，
削弱中国制成品的劳动成本“优势”，且此结果将有助于扩大中国国内消费。
在中国当前情况下，直接硬性制定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效果未必如意；通过农业
补贴提高农业收入，逼迫低工资企业改善工人待遇以便与农业竞争劳动力，这种间接
策略效果可能更好。然而，中国的这一间接策略尽管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却与美国
农业利益集团对中国市场的短期目标相互冲突；而在美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下，农业利
益集团在这样的问题上更容易成功地“绑架”美国政府。美国明确奉行国内法高于国
际法的原则，盲目追求单方面强加于人，因此容易在国内利益集团压力下奉行自相矛
盾的政策。
早先的中美经济对话结果尚称可取，但双方在对话中达成的共识能否落实、如何
落实，仍然存在众多不确定性，我们并不乐观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梅新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