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另一爱将胡宗南，李氏诬称“精锐部队六十万”“马(鸿逵、步芳)军渡过泾河后，胡宗南因蒋的密令，不肯出兵接应，驻扎西安的空军亦不见影，致马军为共军所乘，损失极大”“胡宗南部精兵四十万人，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其实，戍守陕甘的胡宗南部先后因奉令援救许昌、太原、徐蚌而抽调过半，其时补充兵源已断，粮仓接济无着，早已不是什么六十万、四十万大军了。他奉命入川拱卫陪都时，宋希濂兵团已溃退，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王缵绪、向传义、邓汉祥先后叛变，四出攻击胡部，藉向共军邀功，且国军罗广文十五兵团相继叛变。在此险恶环境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派第一军驰援重庆，血战四昼夜以一个团兵力奋力保护蒋介石飞往成都督师。 |
胡宗南 |
当时李宗仁撂挑失职，胡命令属下五个军集中成都平原决战，另派一个师空运西昌作保卫后方准备。然而抵成都附近未及设防布阵，四面叛军与共军几同虎豹财狼，分别缠战与伏击，此时五个军各自为战，通讯设施多被破坏，无法一一取得联络。邓锡侯又勾结共方密谋劫持蒋介石，幸胡早已空运两个师担任成都城防，以六万官兵抵抗围攻成都之六十万共军，旋转进西昌组织西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坚守西康四个月，至弹尽粮绝伤亡殆尽才于一九五○年三月杪乘飞机撤台，堪称无愧于党国，绝不是什么“一枪未发便土崩瓦解”。事实上胡宗南与彭德怀在陕西打了若干次硬仗，是互有胜负的，胡部与马家军曾合力包围咸阳，大有夺回西安之势。共军西进时，屡次向秦岭山脉胡宗南防线仰攻，尽皆损失惨重。此时马家军与胡部因被共军分途迎击，彼此失却联系，国军空军又分散各地，不能集中使用，所以胡、马都陷于孤军苦战的窘境，绝不存在胡部不肯出兵接应的问题。后来共军廿万人围攻马步芳守兰州的六、七万疲兵，兰州失守乃是大势所趋。
胡宗南是一员勇将。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时，他在团长何应钦麾下任机枪连排长，棉湖一役携两挺机枪奋勇占领陈炯明军后方高地，封锁陈军主力退路，使之溃不成军；第二次东征时，他率第六连冲上河婆最高山横峰的敌阵，一举歼灭洪兆麟部五千官兵，尸横遍野。事后蒋介石利用缴获武器编成三个师，成为北伐的基本部队，自此胡宗南崭露头角，深为蒋介石所倚重。北伐时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均由胡团担任攻坚先锋，每战必克。抗战时大败日军于灵宝，挽救了中原危局；一九四四年日寇进犯贵阳、西南告急时，蒋介石曾抽调胡部两个军空运贵阳增援，始解陪都之威胁，所以胡宗南是黄埔学生中唯一在去台湾前就获上将衔的将领。李宗仁在他死后多年犹出言诽谤，实在于心有愧！
另两位名将胡琏、宋希濂在李宗仁口中也不得超生：“(蒋介石)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谜角?玖畛す僦??钣诓还恕??峁?扔诳?乓镜粒?簿?斓贸诵而入，可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66)事实是，共军林彪部率众南下沿粤汉铁路进逼广东时，胡琏将军曾亲往广州向国防部请缨保卫广州，还作了在大庾、宜章间隘道掩袭林彪后部之作战计划，然而国防部因十二兵团另有重任，未安排他参加保卫广州之战。(67)后来胡琏以十二兵团主力肃请闽西、粤东土共与叛军，集结潮汕地区，还扩编了一个第十九军，不久就投入金门古宁头之战，为保卫复兴基地台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李宗仁的前述论调也的确蒙蔽了不少孤臣孽子的心窍。元老外交家顾维钧博士一九七○年到香港专门拜访了阎锡山内阁的陆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问道：“据传委员长命令宋希濂将军率部撤离防线，从而破坏了阻止共军向广州挺进的最后屏障，使得当时的总司令白崇禧大为不满”。张将军毫不犹豫地解答了这一问题：“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之所以失守以及随后广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于程潜将军投向了共产党。他是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部队的总司令。他投共后，部署在这条防线上的白崇禧将军所部湖南部队纷纷跟着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得右翼宋希濂将军统辖下的委员长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68)张发奎会晤顾维钧时对蒋介石作了十分严厉的抨击，但在所谓“破坏屏障”问题上，并未对蒋介石落井下石。
李宗仁说：“宋希濂部十余万人弹械充足……竟不听命令，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69)实际上，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指挥的六个军，除陈克非的第二军较有战斗力外，大多残破不堪，或者是新编成的，战斗力脆弱。当时白崇禧的算盘是保有两广地盘，等待美援到来；然而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是以保卫四川为核心的，从李宗仁治下两广的乱象(70)估计两广难保，唯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发动反攻。蒋介石认为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产丰富，尤其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所以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三日在奉化召见关麟征、宋希濂时就指示宋希濂从湘西退守鄂西一带山地，司令部设在恩施为宜，因那里有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退到芷江、阮陵一带可以协同巩固川东门口。从后来战事发展来看，蒋介石的战略眼光比李、白偏安两广要英明得多，李宗仁不谴责陈明仁的叛变，却责怪蒋介石，那是无理取闹。白崇禧在宋希濂部下安插心腹赵援为一二四军军长，擅自拉走队伍，对士气影响不小。鄂西系山地，粮食产量有限，就地征发已到罗掘俱穷境地，深秋天气寒冷，士兵穿著军衣，吃不饱，穿不暖，自然也影响士气。到“两航”叛变发生，空运能力骤减，恩施机场失去效用，那是始料所不及的。
在李宗仁口中，文臣武将尸位素餐、一无所能，就连外交官顾维钧都看不顺眼：“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我派甘介侯来美的最初动机，是由于驻美大使顾维钧玩忽法统。顾大使当初对政府完全采敷衍态度，一切活动完全受命于蒋先生。”
这显然是贼喊捉贼。据顾维钧回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中国政府采购代表团代理团长韩上校向他报告：“当天早上他的一位美国陆军部朋友给他看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的电报，称‘李总统要求此后全部军援物资暂停发运，至内阁改组后为止’”，而中国驻美大使馆对这样的大事竟一无所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同意李宗仁代总统的要求。装载军援物资的塞米诺尔号轮船不再驶往台北，而将开回关岛待命。其他物资的发运都暂时中止”。(71)究竟谁在“玩忽法统”、甚至出卖国家的根本利益，不是照然若揭了吗？李宗仁透过司徒雷登直接要求华府停止对华军援，嗷嗷待哺的前线官兵又透过国防部与行政院呼吁美国增加军援与经援，驻美大使事前未接通知，事后却要负责补救。然而顾大使并未放弃自己的职责，他竭力游说艾奇逊向中国拨款五千万美元以抑制通涨，他安排甘介侯会见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以及魏德迈，拜访国防部长约翰逊求援，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等等。顾维钧对李宗仁有精辟的评论：“鉴于他担任代总统是为了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而今和谈失败，共军已横渡长江，他已没有理由作为政府的首脑而存在。至于说到权力，实际上，他丝毫也没有掌握过任何实权。”(72)
从李宗仁回忆录所叙的事件逐一剖析，多数是歪曲史实，指鹿为马。譬如，他说“高树勋的部队原从石友三的副军长处劫夺而来，中央不但未论功行赏，且处处伺机消灭他，树勋已积愤在心……军次河北邯郸时，一经共军围攻，高树勋立刻投降，马法五因士无斗志而被俘。”(73)事实上高树勋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同中共有所勾结，一九四二年取代石友三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时，就向共方劝诱代表唐哲民承诺反水，一九四五年十月他率万余人投共，纯粹是怕打硬仗怕死，同一九三一年剿共失利弃职避居天津租界、一九三三年反叛中央事败匿居天津出于同一原因，毛病出在个人节操，而非中央亏负了他。正是他，在邯郸扣留卅军军长池峰城、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及河北民军总指挥乔明礼，将三个军包围胁持投共而不是什么“因士无斗志而被俘”。 |
顾维钧 |
鲜为外界所知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五日与九月九日，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邓华、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光明、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李宗仁不谴责美国人的天真幼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反而责怪中央不对高树勋“论功行赏”，堪称全无心肝。(74)
李宗仁说，吴化文投共是因为“苦守数月，迭向王耀武乞援，无奈王耀武又实行中央借刀杀人的故伎，不予支援，吴化文愤而投共”。(75)其实吴化文早在一九四三年投靠日伪时就对部属说过：“将来日本打胜了，我们当然有前途；如果蒋介石打胜了，他一定会同共产党打，那时他如果不要我们，咱就投共产党去！”可见他早有投共意愿。其妻林世英、妻舅林世昌全系潜伏共谍，倒反而是王耀武保举他升任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宗仁对吴化文持同情态度，然而就是这个吴化文，抵抗共军无力，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奉命空降支援济南守军——第七十四军的一个步兵团全部缴械，向共方献功。此举使有十一万重兵把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城济南，西部门户大开，王耀武所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济南失陷后，山东全局糜烂。于是华北、华东共区连成一片，直接导致了徐蚌会战的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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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清泉 |
黄伯韬战死，李宗仁又有文章做：“黄伯韬突围不成，乃向丘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丘清泉的抗命是蒋先生授意的。”(76)
丘清泉擅打硬仗，戡乱时于苏皖鲁豫地区，历大小数十战，所向披靡，尤能以少数兵力击溃五六倍的共军。钜野之战，以两个师击溃刘伯承七个纵队；鲁西金乡之战，以不足一师之众击溃陈毅六个纵队。所以共军闻悉丘兵团兼程东下，先由陈毅派四个纵队赶往碾庄与徐州之间之大庙、鼓山附近，占领群山地带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逸待劳等候丘兵团，阻止丘黄两兵团会师碾庄。同时，刘伯承派出主力，越过津浦路，与陈毅部遥相呼应，佯装进攻徐州机场，让丘兵团不敢轻易东进，俾使包围碾庄的陈毅部得以从容部署，先解决黄伯韬兵团。双方在群山地区展开一场拉锯战难解难分之际，正是黄伯韬兵团弹尽援绝之时。共军消灭黄兵团后，不欲与丘兵团硬拼，乃自动后撤。此时徐州南部之刘伯承部又集结主力沿津浦线西侧进窥徐州。于是，扑了个空的丘清泉又奉命向南迎击共军。事后，共方故意谣传“丘清泉见死不救”，旨在扰乱国军军心。平心而论，丘清泉勇则勇矣，然以一个兵团十二万人对付陈毅刘伯承近五十万精兵，谈何容易！苛责丘清泉的人忽略了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责任。当丘清泉在砀山奉命援黄时，黄兵团已被围三日了，陈毅便利用这三日两夜的充份时间把阻援部队配备在鼓山以西纵深数十里的崇山峻岭地带，完成了阵地构筑，使丘兵团的救援行动完全成了仰攻与攻坚的阵地战。倘剿总的命令早发两日，丘兵团绝不致于耗四昼夜浴血奋战才攻到鼓山。再者，刘伯承几个纵队的调动，徐州剿总竟毫无情报，听任丘兵团腹背受敌，也不调动徐州的李弥、孙元良兵团出援，坐观战局日益恶化，刘峙的颟顸无能、迟疑不为，贻误了戎机，乃是徐蚌会战国军失败的最大症结。(77)
“原属西北系之×××将军易帜为中共改编”，这又是李宗仁、唐德刚故弄玄虚。中共的编辑老爷考证此×××系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78)。其实骑兵第九军军长马呈祥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廿四日携眷由南疆出境的，陇东兵团中将总指挥马继援是八月卅一日离开西宁的，他临行给旅以上军官写了九封密信，要求部属“再等机会，不要使我家乡变为战场，不要使我父老饥寒逃难……决定叫大家全部解散，各人骑上自己的马，带上自己的枪，把重武器完全毁坏，各自回家。回家后将枪与弹药埋藏起来。大家在家中，第一件事是料理家事，第二件事是叫大家休息一下，做种种破坏共匪行政工作，使大家变为民间的便衣战士。”据共方的统计，西北地区国军陶峙岳、马家回军等共有20.56万人“起义”，但韩战爆发后，陕甘青宁新五省有十三万人反水，加上随牧的民众共二十二万多人。共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出动14.4万官兵，耗费六个春秋才歼灭了这四百七十股义军计12.9万人，共军第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宁夏军区副参谋长曹动之等四千三百多官兵阵亡。(79)这就是所谓马家军易帜的真相。
李宗仁的另一怪论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云南等省，中共却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80)言外之意，是蒋介石养痈遗患。
事实上，云南是共方渗透最深的省份。抗战期间龙云荣任陆军总司令、昆明行营主任，却暗中勾结中共在五华山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电台与延安保持直接联系，中共南方局专派华冈赴滇洽谈。龙氏为割据自雄，竭力排斥中央系统军警，使之不能进驻昆明，且故意藉左倾知识份子力量牵制中央，乃将昆明变成反抗中央的舆论阵地，还对中共外围组织“民盟”的反政府活动出钱出力支持，其本人也秘密加入“民盟”。抗战胜利后，中央下令解除龙云在云南所有职务，他怀恨在心，乃透过各种渠道示意在东北戡乱的滇军将领潘朔端、黄子华、曾泽生相继投共，又让继他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将在锦州被俘洗脑后遣回云南的张秉昌等廿八名军官安插于省保安司令部侍机哗变。卢汉按共方指示，给中共“边纵”朱家璧送去步枪五百多支、机枪三十挺、子弹数万发。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卢汉还亲笔写了决心书托中共密使米一痕经香港飞北平送交周恩来要求共军迅速入滇，内外夹击中央军李弥、余程万部。十二月九日卢汉率部在昆明宣布投共，并扣押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还指挥滇军第九十三军与共军陈赓部、朱家璧“边纵”合围国军，使国府经营云南为反攻基地的宏图功亏一篑。卢汉还将国防部、联勤总部刚飞抵昆明的各级军官，自上将魏益三以下三千多人一网打尽，这一致命打击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连潜伏都失去希望。(81)
李氏说中共无法渗透山东，简直在说梦话。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鲁西特委与鲁西北特委就发展了四千五百名党员，基层组织从县、区渗透到乡、村；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中共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发展到廿七万人，民兵七十一万人，攻占了四十八座城市。(82)
说中共无法渗透四川，更属语无伦次。胜利后严重打击政府威信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就发生在四川重庆。一九四七年中共地下党发动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游行迫使全省二分之一以上的学校停课。光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川东临时工委就在四川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华蓥山游击队的事迹还被写成小说《红岩》卖了三千万册，其作者罗广斌竟是国军驻川的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
李宗仁的歪曲事实，还表现在对中共暴政的美化与颂扬，以作为日后投靠的资本。他侈言：“虽然共产党现政权是有点蛮干，但中华民族至少是有十年没有内战了”。(83)他远隔重洋享用民脂民膏之际，竟对中国大陆亿万同胞所受的深重苦难充耳不闻。英国一九八九年版的《坚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第203页《大屠杀》条目下记载着以下血淋淋的数字：
“人类有史以来最怵目惊心的杀戮发生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有两千六百三十万中国人在中共统治下丧生。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苏联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泽东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有六百七十万人被杀；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则有一千三百三十万人被杀。
“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处死117.6万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处死一百五十万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五○至一九五三)，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按：系指国军游击战士)’。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华民国行政院宣布，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至少有三千九百九十四万人被中共政权处死，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中共已经承认的文革十年杀害两千万民众的数字。
“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到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中共杀害。
“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的华克报告披露，自一九四九年到那时，有三千二百二十五万至六千一百七十万人死于中共屠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的法国费加罗杂志宣告，中共已杀死六千三百七十八万四千名无辜百姓。”
坚尼斯世界纪录是当代最具权威水准的国际统计年鉴，她拥有数以千计的专职调查人员，她的触角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该书每年再版，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法律、教育、军事各个领域中广泛搜集最新资料，经核实后作出修订。可悲的是，以上惨痛的纪录自一九七○年版坚尼斯世界纪录问世以来，逾三份之一世纪始终未被纠正、修订或者打破。中共也从未对此血腥纪录表示异议。上述数字尚未包括八十年代以来历次“严打”运动、天安门六•四屠杀以及数以千万计的杀婴、杀胎儿纪录。李宗仁不能抹煞的事实是：中共用坦克、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并不是两支军队的交战，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政权曾经杀害过上亿的子民，也没有一个政权能如此做尽坏事又说尽好话，乃至统战它昔日的死敌来为自己歌功颂德。
“举世最大的饥馑发生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中国大陆，那三年间饿死了三千万人。”据一九八四年春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三年灾荒饿死了两千七百万人。但据一九八○年中共高级党校廿九省市党委书记读书班成员估算，饿死人口数字为五至六千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暴君如尼禄、希特勒、秦始皇、隋炀帝都未造就过的暴政。
自一九八四年至二○○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干盗窃一万四千四百亿人民币的公帑顺利运往外国；有一万七千名中小官员和六万六千名暴发户将九万四千亿人民币套汇移至外国。(84)李宗仁倘若泉下有知，一定会自叹弗如！
李宗仁咬牙切齿说“蒋先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按：应系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85)上述人等究竟都是何方神圣呢？史量才以《申报》财力接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九三三年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后，曾阴谋组织上海独立运动，欲以抗日为名，将上海脱离中华民国政府而自成偏安局面，自然为国法所不容。杨永泰是因向日本军方出卖中国军事机密，事泄后被军统制裁身亡的。(86)张宗昌死于被他枉杀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郑金声之子郑继成的复仇子弹。整个枪击案由韩复渠与石友三策划，旨在收编张的山东残部。孙传芳死于被他枉杀的兖州镇守使施从滨之女施剑翘的复仇子弹。唐绍仪有成立“军政府”反叛中央的前科，抗战爆发后密晤日酋土肥原证据确凿被军统人员制裁而死。李公朴、闻一多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擅自派人枪杀的，此事与蒋介石毫不相干。邓演达一九三一年八月与陈铭枢、杨杏佛在沪密谋军事叛乱，商定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剿共，将部队从吉安往泰和趋赣州入广东，与广东部队合作在南方建立叛乱基地，并商定由邓去江西陈诚十八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发动叛乱，首先攻取南昌，同时发动武汉、西安、华北方面杨虎城、冯玉祥等一齐响应，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事泄后被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捕杀。至于赖世璜，是被李宗仁的心腹白崇禧以“反叛”罪枪杀的。(87)据王天培手下第十军中将参军孟绍濂回忆：“王天培第十军以久惫之师独当张宗昌、孙传芳联军，力尽援绝溃退，李宗仁在徐州坐视不救，不派第七军支援。是何应钦以擅自退却的罪名扣押王天培。张静江、吴稚晖恐王在南京不安全，遂要求蒋介石安置别处，蒋令移押杭州。不料蒋赴日不久，何应钦密令杭州保安机关秘密杀王。何杀王系报私仇，因王天培在贵州曾驱逐王文华，使何应钦失怙”。(88)蒋介石复职后，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政府明令昭雪，旋经军事委员会议决，照陆军上将阵亡例给恤廿年。可见前述：“借端枪毙”说，都是李宗仁睁眼说瞎话。
李宗仁口口声声指责蒋介石“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然他自己又如何呢？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李宗仁以“企图在桂军开赴前线抗日之际阴谋夺取广西的政权”罪名，将他的心腹重臣、特务头子王公度及其亲信谢苍生、区渭文、韦干、陶宝垣、崔真吾等枪决，便暴露了桂系特务机关之残害百姓、鱼肉人民远甚于中央系的调统人员。
自一九三○年桂系反抗中央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王公度一直是李、白的红人，是猎人的功狗。一九三○年李、白集团成立秘密政治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一九三二年改组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一九三四年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都是李、白用来团结内部、对抗中央的秘密核心组织，旨在取代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在前期，王公度任书记，后期任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政治委员会委员。同志会的外围组织是王公度组织的“青年军人读书进德会”，入会者须向李、白画象举手宣誓“绝对服从领袖(指李、白)，严守秘密”，加入者只有纵的关系，没有横的关系。一九三一年王公度接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兼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省党部常委、中央军校一分校(南宁)政训处长、国民党广西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等等，连儿童机构都不放过，广西童军训练所成立时要兼任教育长。白崇禧在广西推行的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政策，创始人就是王公度。不论军校、党政研究所、童训所和民团干部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组织同学会、通讯社。这些组织都由王公度及其亲信掌控，以执行情报搜集任务；李、白所设特务组织“乐群社”也任命王公度任常务理事。王公度被杀，原因之一是他为了搜集中央政府情报，竟同日本特务勾结，东窗事发后使李、白都感到尴尬；原因之二是王公度在桂系部队中搞秘密组织，惹得黄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等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他于死地。由此可见李宗仁麾下特务活动的猖獗。李宗仁杀王公度是杀“功狗”，目的在于讨好桂系军人兼向中央示好，藉以摆脱困境，更表明他草菅人命，心狠手辣。然这已成为李宗仁的一块心病。
据桂系一七○师师长、后来官至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许高阳遗孀黄纫秋回忆，她旅居美国新泽西州陪伴李宗仁夫妇打麻将的八年间，亲耳听到郭德洁同丈夫斗嘴：“你一天到晚佩服共产党，他们杀了你的弟兄与妹夫，你还要佩服他们。要回去，你回去，我是不回去的。”李说：“他们反对他(指毛)，自然挨杀呀！革命嘛！哪个不杀人呢？我也杀过人的呀！”黄写道：“我一听此句，忽想到王公度，即说：我不知你也会杀人的，那我要问你，王公度是不是你杀的呀？他听时一呆，问：你认识王公度吗？我说：你忘了吗？我结婚时原是请你作证婚人的，但那天你要开会，才临时改请王公度。我在南宁四年，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王的夫人对我非常同情，也是我仅有的朋友。后来我在南京听到王被杀的消息，感到非常难过！我打听他为什么被杀？他们说：你杀他因为他是共产党。但现在你自己又捧共产党，那王公度岂不死得非常冤枉哟！他(指李宗仁)一时语塞半晌，始说：他是什么共产党？我问：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杀他呢？李说：他想造反呀！这我不知，也未听别人说过。王死后，家产全被没收，王夫人与儿女靠乞讨度日……”(89)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程思远在其回忆录中特地为王公度之死耗费了十二页的篇幅，他披露：“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在北戴河河滨度暑，有一天刘仲容问李宗仁：‘当年德公为什么杀王公度？’对此，李宗仁始终不吭一声。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因为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五月这一段时期，李宗仁长期留粤，广西内部的事，他并不过问。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白崇禧突然向黄旭初提出王公度的问题，他也莫明其妙。后来在王案进程中，黄旭初、潘宜之一定在幕后低斟密酌、罗织罪名，竟使李无法保护王公度的生命，这一切，他怎么能够解释呢？”(90)既然对自己的心腹、桂系排名第四的王公度都如此刻薄寡恩，那就不难理解他为何纵容桂军抢掠强奸，甚至纵兵枪杀他的上司、广西省省长马君武的爱妾。(91)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宗仁的颠倒是非也表现在他对叛徒内奸的无限同情。曾任北平行辕参谋长的金典戎说，李宗仁驻跸北平时，和他比邻而居的有保定警备司令池峰城，其妾冯氏系共谍，专在池将军身上作策反工作，也直接间接从李宗仁身上得到许多情报。另一个与李宗仁来往密切的，就是第十一战区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心清，此人居然有胆策反司令长官孙连仲投共。李宗仁夫人郭德洁主掌的妇女会就窝藏了一批共谍，例如中共北平地下党财务负责人、鸦片贩孔昭福的妻子李媚兰将共谍张芸俊荐入妇女会，张以开设女子通讯社、出版妇女画刊为手段笼络了一班军政大员的夫人，藉以为中共刺探政、军、经情报。由于李宗仁和北平市长何思源极力标榜民主，广泛结交名流学者以沽名钓誉，共谍便格外肆无忌惮。 |
卫立煌 |
当时中共在北平负责学运的职业学生费迪生与清华大学教授吴唅紧密配合，在大学校园鼓动学潮。治安当局依法拘捕费迪生后，张芸俊径自找郭德洁说情，下令海甸警察分局放人，让他继续从事颠覆工作。(92)所以，当李宗仁说：“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沈阳，实犯兵家大忌……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个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93)时，人们就见怪不怪了。
查卫立煌长期与中共私通款曲，在战区司令部窝藏、输送了数百名中共特工。一九三八年冬，他秘密申请加入中共，由西安联络处红军总代表林伯渠指示：“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更大”。此后向共军运送大量军火器材、私下释放共谍杨公素、孟用潜、赵寿山等人。一九四八年一月他赴东北就任剿匪总司令，先向蒋介石伸手要了五个军的实力。可他到了沈阳就一直按兵不动，按中共指示“利用时机，做有利于革命的事”。当时林彪部在东北收编土匪、伪军、马贼一百三十万之众，连续发动七次猛攻，二月七日陷辽阳、廿六日占营口、三月十四日夺四平，卫立煌却一直不予救援。为此，蒋介石两次召他回南京催促出兵，他总是借故推诿，拒绝执行国防部打通沈阳向外交通线的计划。八月廿五日国防部拟就撤出沈阳兵力，渖、长、锦协力作战由大连、营口撤向关内之计划，已由蒋介石批准执行，倘计划成功，国军卅万精兵退入华北，尚大有用武之地，至少也能保住江南半璧河山，可恨卫立煌处处刁难。当时渖、锦、长三市补给全赖空投，而空投接济数极有限，长春饿毙者逾十六万人，卫仍无动于衷，他第三次回南京仍坚拒出兵解锦州之围。九月廿五日林彪率廿万众猛攻锦州，卫迟至十月八日始派兵增援，显已无济于事。十月十五日锦州失守，国军丧师七万人，第六兵团司令范汉杰被俘(按：时隔八年多，范汉杰在“战犯管理所”犹余恨未消，对李以劻大骂卫立煌是出卖东北给共军的大功臣，锦洲之败是卫氏按兵不救所造成。范汉杰被俘后囚禁于佳木斯监狱，受林彪酷刑虐待，与廖耀湘、卢浚泉等兵团司令一齐戴重镣六年之久)。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去沈阳监督军令时，卫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引导众将官反对出兵。十八日，蒋介石亲临沈阳指挥战事，但因戎机已误，终未挽回颓势，廿三日长春失守，十一月二日沈阳陷落，卫抢先登机撤回北平。他按兵不动是为了拉一点队伍，增加投共的资本，遂一手造成国军精英卅万人牺牲的惨局。有关卫立煌向共方拍密码电报出卖机密军事情报的细节，早由他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赵荣声著书(94)披露，连共产党都承认卫立煌吃里扒外，李宗仁还要声嘶力竭为卫鸣冤叫屈。赵荣声的回忆录在大陆卖了十一万本，当时在大陆当“客座教授”的唐德刚偏偏视而不见，不知他的学术良知何在？
李宗仁指鹿为马的又一例是声称陈仪被捕法办是“蒋先生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欲加之罪”“蒋经国挟嫌报复”“表面上虽为汤恩伯所执行，背后实全由蒋先生指使”(95)。李宗仁万万想不到，他对唐德刚胡诌的“先被枪毙以灭口”的陈仪小同乡、“闲散军官”胡允恭比陈仪多活了几十年，还与同时被陈仪派去煽惑汤恩伯的陈仪外甥丁名楠各撰一文——《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和《一九四九年初陈仪策动汤恩伯起义的经过》在大陆报刊公开发表，还由台湾杂志全文转载。(96)丁名楠当时任陈仪的机要助理，他在文中坦承陈仪派他携带其亲笔信和另纸开列的五项条件去上海面呈汤恩伯，五项包括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根据共方标准改编所属部队等。丁名楠在陈仪公馆的客厅结识了曾任福建县长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允恭，胡还建议在五项上再加一条“开放长江若干港口，迎接解放军过江”，丁又上楼请示，获得了陈仪同意。一九四九年一月廿八日丁名楠到上海蒲石路汤恩伯公馆亲自将信交到汤恩伯手，一周后再次奉陈仪命持亲笔信去上海见汤，信中内容有二：一介绍胡允恭去见汤，二要汤委任丁为秘书。汤恩伯立即同意委任丁为秘书。丁回杭后，陈仪又叫丁送一封致李宗仁的“快邮代电”给汤恩伯看一下，内容主要是请求李宗仁调走浙赣路浙江境内沿线驻扎的国军和停止在浙江征兵。直至二月廿一日上午毛森率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人员到陈仪沪寓搜捕陈仪，他还乘隙示意在身边的女儿陈文瑛通知丁名楠迅即躲避。胡允恭的文章则说，陈仪从陈铭枢口中知悉胡允恭系中共地下党员后，即召见胡，经直接商谈，订立了几条口头协定，包括改编保安团队为两个乙种师援引解放军渡江、释放政治犯等。事后陈仪下令解散了毛森的五个戡乱大队，还将该队扣捕的一百多名政治犯全部开释。一九四九年一月胡允恭探悉汤恩伯态度有变，立即停止会晤汤，故避过了军警追捕。
倘若不是经济开放热潮迫使中共公开文史资料，那么李宗仁的“谤言”及唐德刚的“整理”恐怕至今仍要使蒋介石在黄泉之下蒙冤不白！孔祥熙家属的文胆李龙镳对此作了以下评论：“最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他认为蒋枪毙陈仪也是不合理的事之一，这恐怕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作如是观。陈仪自己尚且心里有数，自认必死无疑。事缘陈仪写信给他的义子汤恩伯，要他乘蒋去上海巡视时，把蒋扣起来，戴罪立功。按照陈仪的计划，老蒋的生命一定难保。这一步致命毒棋，无论换了历史上任何统治者，都会采取同样步骤，无余地可言，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蒋若不杀陈仪，是没有第二条路可选择，等于直接鼓励其他部下挟持上官作为投靠晋身之阶。此风可助长乎？这样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卖主求荣，实难得有人同情。”(97)
李宗仁另一同恶相济行径是为大贪污犯毛邦初喊冤叫屈。他在回忆录中说：“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购料办事处查帐，结果并无(毛)帐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毛氏的内侄，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渠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98)
从蒋介石机要室主任周宏涛日记可知，事实完全相反，毛案的起因系毛邦初向蒋介石检举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采购军机与航空用油有弊，又将四十万美元公款自美汇到香港私人户头。经查明，周至柔采购军机报价比毛邦初报价更低，而空军存于香港的历年结余军费并未动用过，且早已列入空军财监会的帐上有案可稽。蒋介石乃召毛邦初回国述职，并下令结束空军驻美办事处。然毛邦初在美国生活糜烂，挪用公款几百万美元存到瑞士的私人银行户头，另外买了两百万可兑现的美国不记名国库券，因畏罪而抗命拒办移交，且透过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抨击中华民国政府，以致影响了美国援华法案的顺利通过。一九五一年九月廿八日，周宏涛奉命与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查良鉴、总统侍从武官夏功权等一行五人飞美对毛邦初提起民事诉讼，经查次长对中国银行查帐发现，战后毛邦初在美国任职六年期间大肆挥霍，花光了五百八十万美元办公费，还超支卅八万美元，又挪用公款同一个华侨古董商合伙在芝加哥开设了一家商店，另外在美国西岸开了一家商行。十一月十四日，国府所聘律师入禀华盛顿地方法院，十日后美国各报均刊登李宗仁致法院函件，宣称他才是合法总统，毛邦初职务由他任命，蒋介石所代表的政府所提诉讼无效。十二月六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李宗仁访问记，他说他是中华民国总统，将会返台主政。十二月十日地院裁定毛邦初败诉。周宏涛返国前，毛邦初又派他的副手向惟萱上校驾车追撞周氏座车。毛氏眼看美国法院不可能支持他，遂在全案未审结前携款逃亡墨西哥。一九五四年六月，美国法院判决国府有权向毛邦初索还六百卅六万余美元。(99)
负责外交折冲的驻美大使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以一章(十八页)的篇幅澄清了毛邦初案。他说，经过六年在美国、瑞士、墨西哥三国法院提起诉讼，耗费巨万(光是在美国就聘了四家律师行)，陆续追回了约五百万美元，最后毛氏留下廿万元维持生活，同政府达成和解。(100)
毛邦初在中华民国最需要美援之时恶人先告状，直接影响到前线军事。明显一例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下旬，共军连续攻击国军驻守的浙闽沿海小岛时，守军暂处劣势，但空军油料购买遇阻，使得空军无法经常起飞支援。而李宗仁为了他个人争名夺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把风雨飘摇中的中华民国，在丧失大陆后辛苦重建的形象几乎破坏殆尽，故其人格是极为卑鄙无耻的。
李宗仁的血口喷人、无中生有，特别表现在对蒋介石人格的恣意诬蔑，他说蒋“对共军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共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可南下截击，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他还大肆吹嘘白崇禧指挥桂军在桂北边境以寡敌众，使得“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101)牛皮吹胀了必会爆炸，广西版与香港版的“李传”都用脚注的形式戳穿了他的弥天大谎：
“据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周游同志称：一九三四年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时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