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一六四五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张献忠忙派刘文秀反攻，亦被曾英打了个大败。
一开始，张献忠尚不以为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他毫不慌张，派出人马，四出征伐。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大西政权的统治下，我们见到了历史教课书上见不到的现象：“对起义者的再起义。”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害，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亦不能止也。”
在南充，原举人邹简臣“潜与顺庆豪杰倡义，建‘中兴’赤帜于江浒，数日众至十余万，军声大振。贼卷甲遁，恢复顺庆十余城。” “渠县进士李含乙，永川刁、古二族，顺庆谯、冯二姓，潼川杨先志、林时泰，詹州陈铁脚，岳池刘武举俱起义兵。”川西原明朝军官朱化龙也“敛兵自守”，割据一方。黎州土司十六岁的马京起兵反抗，“得兵万余，恢复雅黎。”在张献忠实际控制区内的百姓也纷纷起义，“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后来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成都百里外，櫌锄白梃，皆与贼为难。”
十四
张献忠始而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
十多年提着头沐风栉雨，身先士卒，虽然艰苦，却也快意。胜也胜得痛快，败也败得干脆。如今住进了皇宫，开辟了帝业，却陷入了无边无际的焦虑烦恼之中。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还没有学会治理国家这个需要同时处理多种事情的弹钢琴的艺术。日理万机，千头万绪，百爪挠心，中心如焚，压力从四面八方朝他一个人压来，几乎要把他压得粉碎。从各个方面传来的消息，都是警报和败绩。按起葫芦起了瓢，好不容易镇压下一处，更多的火苗又在周围燃起。
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上去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边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沿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
他越来越怀疑挥兵入川是个错误。初以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们是柔而不脆，一时望风而倒，终久却不屈服。
这个时候，张献忠军中掳获了两名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的利类思（原名Ludovicus Buglio）和葡萄牙的安文思(原名Gabriel Magalleans)。他们分别于崇祯十年和十三年来华，崇祯十五年进入四川传教。他们被张献忠留在身边，把所见所闻写成《圣教入川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载。
两位传教士回忆，随着军事上的失利，张献忠的酒越喝越厉害，也越来越依赖看着他人流血来寻找一点刺激。他们经常见献忠发脾气，谁也不能劝止。某日，张献忠心情不好，“即杀军官三员，宣其罪状，谓伊等在席间高声谈论绝无顾忌”,某日“又杀文官一员，谓其吸烟太多，精神疲惫”。“又杀太监七名，谓有多数军官在朝私语，该太监等溺职不报，罪当斩决云云”。无论是宫内男女还是大小官员，只要稍不如意，即处以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神父们的好友、礼部尚书吴继善，就是因奉命分配马匹给各军，请示献忠开列名单，以此细故而触怒献忠，即受酷刑而死的。有位武官，素为献忠所宠，因为冬至节祀天，末遵献忠令读条文，以至冒犯献忠，被鞭打至死。还有位官员，因谏献忠少杀无辜，而被献忠重刑处死。
因为酒喝得太多，精神也出现不正常的征兆。那一天，独坐饮食，喝闷酒，忽然见到空中伸出千百只人手来夺自己案上的食物。吓了一跳，抹抹眼睛，清醒一下，又什么都没有了。
举杯销愁愁更愁。张献忠的心情不断坠向深谷，零星杀戮渐渐变成集体屠杀。他平生极为厌恶官场风习，甚至对自己任用的文官，他也抑制不住厌恶之情。有一次，部下大将孙可望远征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们按明朝官场旧例，出城远迎，进献贺礼，递“连名状”。张献忠闻知，“怒其沿故朝陋习，按名棒杀二百人。”有一次，因一点小小过错，诛连杀掉了自己属下三百多名文官。有人劝他说都杀光了谁还为他服务，他说：“文官怕没人做耶？”
十五
如果我斗胆说一句张献忠是杀人魔头，也许并不过份。因为张献忠本人正是以此自命并自诩的。
张献忠想必有时也对自己心中经常涌动着的无法法抑制的嗜血欲望感到不解，只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范围，自我猜测为身负“收人”的使命。谷城受抚期间，他曾命人为湖北上津县新修的关帝庙题写碑文，其中写道：
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愿，实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开州开县，有干理法。无奈天意如此，实不我由。如黄巢往事劫数，固亦莫之为而为也。
这一解释有着浓厚的文化背景。中国人通常认为那些乱世豪杰，都是“应劫而生”，乃上天差遣下来，收缴人口的专员。比如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水浒故事，批头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言水浒群雄乃被封锁于地下的群魔，不慎被洪太尉放出，“必恼下方生灵。”
然而遍数中国历史的豪杰人物中，坦然宣称自己身负“下界收人”的使命，并身体力行，乐而不疲者，唯张献忠一人。
如果生活在在今天,张献忠会是心理学家用来分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最佳样本。他读书期间表现顽劣，他成年后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他无法遵守社会秩序，行动无计划和冲动性，他报复的强度与受到的挑衅不成比例，他性情异常而智能、认知却没有任何障碍，这些典型病状体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四十一年的人生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他拥有爱心、同情心的证据。虽然一世称雄，然而在他的眼中，这个世界却是毫无希望的，他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至极的。
传教士慈悲为怀，不忍看到这么多无辜死在张的刀下，曾冒死对张苦苦哀求。张献忠却说：“吾杀若辈，实救若辈于世上诸苦，虽杀之，而实爱之也。”
这句听起来颇有点玄奥的话，揭示了张献忠灰色甚至是黑色的人生观。这一人生观在他那著名的七杀碑中也得到印证：天付万物以与人，人无一物以对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碑文翻译成白话就是：天生万物给人，人的所作所为却对不起上天，所以被杀也是活该，成了鬼，也别怨我。
明末农民起义军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两大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没有后代。李自成对两任妻子都比较专一，这两个女人却都没有生育，并且先后与他人私奔。张献忠则似乎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女人，他身边的女人经常是在陪宿几夜之后就被杀掉。并且，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难以理解的仇恨，对折磨她们总是有着格外的兴趣。在可信度较高的史料中我们没有发现张献忠有过孩子的证据，只知道他认了许多义子。如果猜测这两位领袖在性能力方面有问题，也许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这一事实给人带来的挫折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会的。这也许是强化张献忠厌世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破坏这个世界，多年来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操纵别人的生命，则是他感受自我存在价值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在入川之前，关于张献忠的喜怒无常记载就非常之多。他到汉州时，许多百姓“匍伏道左”，来欢迎他。他很高兴，遂赏给每个人一块元宝。回新都时，同样有百姓早早地来到道边迎接他，他却勃然大怒：“你们是想要老子的元宝吗？”折断路边的粗树枝对着人群乱打，当场打死数人。
弗洛姆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中分析施虐狂的内心说：“他们不仅恨他们的敌人，他们也恨生命”。“对于任何活着的人，活的东西，他完全感觉不到关连和共鸣。”我们在张献忠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同情心的空缺。他从不为自己的残杀行为感到后悔，在他看来，杀人是他的责任，那个控制着他内心的恶魔就是天意。他常说：“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