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 [ 2005-06-08 10:44 ]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李安山 人类历史受着可知和不可知的因素影响，循着自觉和不自觉的轨迹发展。中国航海活动虽有兴衰，但郑和在航海史上的建树则为世人所公认。凭借着当时已经掌握的坚船、火药、指南针和积累了一千多年的航海技术，中国在印度洋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和影响却以郑和这个名字体现出来。我们可以不赞成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关于“近代以前的中国支配地位”的提法，[i] 也可以不认同孟席斯关于“郑和创环球航海先河”的观点。[ii] 然而，有一点却不可否认：郑和远航将源远流长的中非关系推至一个新的巅峰。 郑和远航以前的中非交往 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源远流长。[iii] 中非关系始于何时，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先秦说；[iv] 汉代以前说；[v] 汉代说。[vi] 已有的考古发现表明，在汉代以前，中国与非洲至少在间接贸易方面已有往来。1993年，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埃及第21王朝（公元前1070-945年）的一具女尸的头发时发现蚕丝纤维，当时只有中国能生产丝绸。[vii] 1979年，在徐州贾旺发现的东汉画像石上绘有多只麒麟，其中至少三只具有非洲长颈鹿的典型特征。[viii] 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在唐以前尚无直接的史料记载，但中国与非洲的民间交往早于官方交往，间接交往早于直接交往则是不言而喻的。 唐代的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远征，不幸于天宝十年（751年）在怛逻斯战役中被大食人所俘，十余年后回国著《经行记》。[ix]其中包括“摩邻国”一节。此节记载了摩邻人的肤色（其人黑）和习俗（其俗犷，七日一假）、其食物特产（马食干鱼，人食鹘莽，少米麦，无草木）和法律宗教（大食法，大秦法，寻寻法、不拜国王父母、祀天）。目前对“摩邻”有如下9种解释： 1) 毛里塔尼亚或利比亚；[x] 2) 摩洛哥；[xi] 3) 马格里布一带；[xii] 4) 在滨临红海的埃及海岸；[xiii] 5) 肯尼亚的马林迪；[xiv] 6) 肯尼亚的曼迪；[xv] 7) 苏丹的麦罗埃；[xvi] 8) 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xvii] 9) 苏丹。[xviii] 最后一种观点出现最晚，是2001年由一位外国学者提出。虽然学者对“摩邻国”究属何处尚无定论，但对此国地处非洲则意见一致。 唐朝另一位学者贾耽（730-805年）所著《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提到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至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此外的“三兰国”也在中国学者中引起了争论。三兰到底是在何地？有学者认为是“锡兰”，或“亚丁”。张星烺认为，从航海日程和航线距离看，“三兰国必在更南东非洲沿岸，已无可疑。”[xix] 至于具体的地点，尚有以下几种观点。 1) 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或沿海地区；[xx] 2) 索马里北部的泽拉港；[xxi] 3) 坦噶尼喀至莫桑比克的黑人居住区；[xxii] 4) 桑给巴尔。[xxiii] 此外，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多处提及非洲地名，并对拨拔力（即索马里的柏培拉）等地的民俗民风有所记载。 更有甚者，在中国和非洲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双方贸易交往的证据。首先是中国瓷器的发现。位于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的约二万件中国瓷片中，即有唐代瓷片若干。此外，在苏丹、肯尼亚和科摩罗也发现了唐代的瓷片。[xxiv] 其次，是唐朝钱币的发现。根据报道，在非洲发现唐钱若干枚。其中四枚出土于桑给巴尔岛的卡珍格瓦，还有一枚出土于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此外还有关于出土唐钱的各种未经证实的报道。[xxv] 再次，中国的唐代出土文物和艺术品中已有关于非洲的资料。在西安出土的裴娘子墓中发现了一个黑人陶俑。俑高15厘米，全身肤色墨黑，头发卷曲，鼻梁不高，鼻翼较宽，嘴唇较厚，是典型的非洲黑人形象。[xxvi] 在阎立本的“职贡图”和周昉的“蛮夷执贡图”和唐朝的敦煌壁画中，均可发现黑人形象。黑人奴婢在中国典籍如《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等中的出现也说明中非交往的加深。著名阿拉伯学者和旅行家艾布·哈桑·阿里·马苏第在他的《黄金草原》中曾记录了当时桑给巴尔的非洲人如何捕捉大象，将象牙销往阿曼，再从阿曼销往中国和印度的情况。[xxvii] 据此可以认为，唐代已有中国人到过非洲；双方的贸易（可能主要以间接贸易为主）也在进行。由于在非洲大陆除瓷器外未发现其他中国商品，将这些瓷器作为间接贸易的凭证为宜。埃及似乎成为中非交往的中途站，这与它的地位位置是分不开的。中间商人由谁来担任呢？阿拉伯人早已利用季风和红海航道与东非海岸进行贸易，又通过陆路和海路与中国进行直接贸易，加之其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娴熟的航海技术、丰富的贸易经验、传统的商业信誉，因此他们最具备中间商人的资格。他们将中国的货物运往非洲，以换取各种当地的土特产；同时，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将非洲人（可能是作为仆人）带到中国。 宋元时期的中非交往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典籍中关于非洲情况的记载大大增加。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和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书上已出现大量的非洲地名，如勿斯离、木兰皮、昆仑层期、默伽猎、弼琶罗、中理、遏根陀层拔、陁盘地、加将门里、层摇罗等。[xxviii] 对这些地区的描述中不仅有人、物，还有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等。《岭外代答》卷三中对“昆仑层期国”的人土风情描写中提到了当地的奴隶制；《诸蕃志》上提到的非洲动物有大象、犀牛、非洲舵鸟、长颈鹿、斑马等。元人汪大渊与前俩人不同，他的《岛夷志略》是自己两次航海远游的所见所闻，因此记录更为详尽。《岛夷志略》首次提到“加将门里”（即今莫桑比克的克里马内），他有可能是抵达莫桑比克的第一个中国人。 第二，随着商路的开拓，双方的贸易进一步拓展。《诸蕃志》列有一张外国物产清单，共47种，其中非洲所产的有22种。双方贸易交往的发展还可以从在非洲各地发掘的大量古瓷中体现出来。目前已发现宋元古瓷的非洲国家有埃及、苏丹、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等。[xxix] 英国人和德国人先后于1888年和1898年在桑给巴尔和索马里发现宋代铜钱，最大的发现在1945年在桑给巴尔发现的176枚铜钱，其中160余枚为宋代铜钱。后来，又在坦桑尼亚发现了从北宋到明初的铜钱。[xxx] 更重要的是，民间访问和官方交往已有明确记载。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自己游历海外各国的亲身经历。北非的世界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于1346年访问过中国，除在京城游历外，他还到了泉州和广州等地，并在口述的遊记中记录了中国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民俗民风、建筑风格、地方物产、交通航运、经济生活、货币制度，特别对京城的城市格局和宫廷内部争斗的描述更为详细。[xxxi] 此书无疑为当时的阿拉伯非洲提供了关于中国的较为可靠的资料，同时对后来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宋元时期，中国与非洲一些国家还互派使节，建立外交关系。[xxxii]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学者朱思本曾绘制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非洲地图。画中已出现南部非洲，其中一端直指南方。可惜朱思本绘制的这幅地图已佚，只能在明代罗洪先增补的《广舆图》中见到。然而，与朱思本同时代的地理学家李泽民绘制的《声教广被图》也画出了非洲和欧洲。[xxxiii] Page: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