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南林
泰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发展与其它东南亚大陆国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1904年<<法国远东学院院刊>>(the Bulletin of Ecole Fransaise d'Extreme Orient)收录的有关泰国的资料,对於在泰国建立一个类似的学会起了重要的作用。2月26日,在曼谷东方宾馆(Oriental Hotel) 举行了一次会议,由39个对此感兴趣的人参加,目的在建立一个学会 “研究和增进暹罗及周边国家的艺术,科学和文学的发展 ”,发表学术论文,建立一个图书馆,扶持一个人种史博物馆。暹罗学会成立后,得到皇家的资助,它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由丹龙亲王(Prince Damrong) 撰写的,题为 “论阿育塔王朝的建立” 。暹罗学会的研究范围很广,但考古学的研究从学会建立之初便是一个主题。在1904年4月7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科罗内尔. 杰里尼(Colonel Gerini) 便重申考古学和碑铭的重要性,鼓励那些住在曼谷周围的人们向学会报告新发现的东西。这一方案得到人们的响应,到第三次年会召开时,果然就有人提交了有关蒙河(Mun valley)流域文物的论文。学会成立的第一年底,会员便增加到成立之初的四倍。人们对考古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博尔克(W.W. Bourke) 的通信中描述了泰国半岛的考古遗迹。他谈及了许多在甲米(Krabi) 发现的来自印度的串珠,并认为在普吉岛发现的利用矿井开采锡矿的方法起源于印度。尽管暹罗学会把具有广泛兴趣的学者们召集在了一起,但因为缺乏政府的资助,暹罗学会从未聘用专业考古研究人员。因而,泰国政府于1924年建立了暹罗考古局(Archaeological Service of Siam) ,这个机构主要从事对一些伟大的历史遗迹如华富里(Lopburi)和阿育塔(Ayutthaya)的管理和保护。两年以后,暹罗博物馆建立,负责遗址和文物的保护。
1927-1928年间,鉴于泰国位於中国和发现早期人类化石的印度尼西亚之间,当时北京大学的步达生博士(Dr.Davidson Black) 前往泰国探索史前人类从或通过泰国到中国北向移民的可能性,但未发现任何证据。
埃文斯(I.H.N.Evans)或许是第一个报道泰国的史前器物者。他在1931年出版的<<暹罗学会会刊>>上发表<<暹罗半岛素叻的石器>>和<<论素叻的石器>>两文,对泰国半岛发现的磨光石斧和素叻的绳纹陶片进行了描述。而瑞士人弗里茨. 萨拉辛(Fritz Sarasin) 则是第一个试图在泰国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探寻早期人类遗迹的外国人。1931年,他主要在北部清迈(Chiang Mai)和清莱(Chiang Lai)附近和中部平原地区的华富里周围进行了调查。
泰国人本身在研究艺术史和古代太文明的遗迹方面确实独占傲头。而对史前史的研究,除了早期的几项与外国合作的项目之外,则几乎是空白。两个早期的项目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引起的。荷兰考古学家范. 希克伦(H.R. van Heekeren) 博士不幸被日本人抓获,并被迫和数千名战俘一起遣送到北碧府(Kanchanaburi) 去修筑曼谷-毛淡棉铁路(Bangkok-Moulmein Railway)。在此期间,他在班高村(Ban Kao)附近奎诺伊河(Kwae Noi)河谷地带的河流阶地上发现了史前的石器。大战时的不平凡经历,成为他旧地重游的原因。战后,他自愿返回那里去作研究。他的最早的一篇报导发表在1947年的一份<<伦敦插图新闻>>(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上,题为 “来自死亡铁路之石斧”(Stone Axes from the Railroad of Death), 从而打出了泰国史前史的大标题。威廉. 亨特(Wialliams-Hunt) 在皇家空军服役,因进行航空摄影,对泰国东北部的环形的有护城河(壕沟)的城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第三个早期的人物是奎里奇. 威尔斯(Quaritch-Wales) ,他的主要兴趣是艺术史。他研究了许多大型的早期历史时期的城址,并于二次大战前后对其中的几个遗址进行了发掘。
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 Harward University) 研究旧石器问题的专家莫赫兰教授(Prof.Hallam L. Movius) 看了希克伦送去鉴定的石器后,派年轻的史前史专家卡尔.海德(Karl G. Heider) 前往泰国进行考察,他试图确定希克伦当年发现物的原出土地,结果在北碧府班高村(Ban Kao)周围发现了几个拥有石器的地点。他在1958年<<亚洲观察>>(Asian Perspectives) 第2期上撰文<<泰国的砾石工具丛>>(A Pebble-tool complex in Thailand) , 1960年在同一刊物上发表<<北碧府的考古新发现>>(A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Kachanaburi) 阐述其考察结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几个主要的发掘项目的实现,推动了泰国史前史的研究进程。这些项目包括对含有丰富的随葬品的墓葬的发掘。泰国和丹麦组成了联合考察队,对班高(Ban Kao) ,赛育(Sai Yok)和翁巴洞穴(Ongbah cave)进行了发掘。这是战后或许也是泰国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调查和发掘。佩尔. 索伦森(Per Sorensen) 在班高(Ban Kao)附近还发现了邦(Bang)遗址。之后,沃森(Watson) 和卢夫斯-威索瓦(Loofs-Wissowa) 在谷恰伦(Khok Charoen) 发现了第二个重要的墓葬遗址。随葬品有完整的陶器,贝壳制的饰物和石斧。贝阿德(Bayard) 在农诺塔(Non Nok Tha)的发掘始于1966年,延续到1968年。苏恒翰(Wilhelm Solheim II) 把此项目称为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和泰国艺术厅(Thai Fine Arts Department)的联合发掘项目。这个项目也是一个较早的培训项目。有30个泰国学习考古的学生参加了田野工作。这个墓葬遗址除了发现完整的陶器,贝壳和石制品外,还发现了青铜器,提出了泰国冶金业的发生远比迄今想象的要早的可能性。
1974-1975年间,在戈尔曼(Gorman) 和查鲁翁(Charoenwongsa) 的领导下,在班清(Ban Chiang)进行了发掘。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和泰国艺术厅的联合发掘项目。该项目进一步强调培训泰国考古学者。这一项目和后来的诸项目,进一步提高了泰国考古学者的研究水平,而且不仅只限於艺术厅,大学和博物馆体系。泰国考古学者在田野工作,研究分析工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远远超过外国的访问学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泰国在考古田野调查发掘(尤其是古人类学和冶金史研究领域),人员培训方面,更进一步加强了与国外特别是美国,新西兰和欧洲学者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国史前史的全貌将会越来越清晰,并将有助于东南亚史前史和中国华南史前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