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某些官员老爷们还能如此恬不知耻地站出来为自己贴上一块欲盖弥彰的遮羞布（其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得紧），老百姓们已经用一段顺口溜清楚地告诉了他们，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已经失败了：“房改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把你父母逼疯，医改给你提前送终”！
呵呵，人民的智慧！它总是被某些自以为是的人小瞧，而孰是孰非当自有历史公断。
这里只谈谈医疗和教育改革的问题。
有人说，白衣天使们的价值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终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大幅度提高医疗费用是其价值回归的最具体体现。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行业的价值遭到了极大的扭曲，看一次病比上一趟厕所还要便宜，这当然是不正常的。现在好了，看病终于N倍于上厕所了。可当人们只上得起厕所而看不起病了，这难道就正常了？某些自作聪明的人给出了一条自以为不可辩驳的理由：病死总比憋死正常吧？可问题在于，可怜的中国人民为什么非死于此而非寿终正寝不可呢？简直荒谬之极！
解决医疗价值扭曲问题的出路真在于产业化吗？而产业化是否会是矫枉过正的另外一次扭曲呢？其实答案就非常昭彰地存在于血淋淋的现实之中。中国绝大多数人现在是病不起也死不起了。究其原因，恰恰就在于“医疗产业化”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奇特搭配中的天生逻辑悖论。所谓产业化，其要求是大规模与低成本，规模大了成本就降低了，那么利润就提高了。医疗行业的“生产”对象是病人，规模大就是要求病人多，病人越多医院当然就越高兴，就越有利可图了。可是如果一个政府的目标是让其医疗机构的利润最大化，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去生病以满足其“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以其人民的健康为己任，那么此政府何为？
产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根基，其基本特征是异化。如马克思百年前就尖锐地指出，从C-M-C到M-C-M’的生产形式转化过程中，以人和消费为目的的商品交换被异化为以剩余价值的获取为目的的生产。当以人为本的医疗卫生行业被纳入以资本运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人成为获利的手段而非服务的目的，其悲哀也就自然彰显于世了。
社会当以人为本，以公平为己任。而医疗作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保障与公平的体现，其价值在于其公益性而非效益化。当今世界，连最“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实行医疗保险制度，调动社会资源来保障个人利益，以实现最基本的社会公平。而我们却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势而行，将白衣天使变作披着白衣这曾羊皮的饿狼，“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岂不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
再说说教育产业。
义务教育有名无实，乡村教师苦尽义务；高等教育大跃进——博士满地走，教授多如狗。是何道理？说来还是这“产业”惹的祸。
初级教育之所以必须是义务的，在于这首先还是基本社会公平的体现。人从出生到成年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社会的弱者，需要社会给予公益性地保护，体现社会良知的义务。同时，这也是以社会的最初公平弥补人与生惧来的不平等，至少在某一段期间内提供一种保护式的公平。由此可见，义务教育必须是独立于产业外的基础事业，是一种社会保护机制。
其次，如果即使从利益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义务教育也是社会竞争的要求。人生来是不具备立刻投入社会竞争的能力的，而竞争又必须是建立在公平的原则基础上的，否则就无游戏规则而言。保护弱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保护其后续资源，保证其持续发展的必须。义务教育是以国家力量来强制实行社会资源的初级公平分配，从而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和公平竞争的前提。
再次，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中，给予个人基本教育也是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手段。将个人行为纳入社会规范，就会使得社会规则实施的阻力减小，从而降低纠正不规范行为的社会消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义务教育是一种远期投资也未尝不可，但总归一条，它必须保证其义务性，避免产业与初等教育的悖论式的发展。
那么高等教育是否就该产业化，以实现所谓优质资源优质分配呢？照理说义务尽到了，公平实现了，效率也该优先了吧？这样才能建设国际一流的大学呀。去年北大被《泰晤士报》评为亚洲大学第一，世界第十七，着实让某些人欣喜了一阵。可明眼人都明白自己是几斤几两。
我认为此时其悖论已经不在产业化概念的内部，不仅仅在效率与公平的冲突之中，而在于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职能矛盾里。一个国家的大学，不仅仅承担着为现行体制提供智力支持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承担着社会良知的责任。任何体制都存在意识形态的盲点和误区，而社会良知就应该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责任。
产业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行为，其政治性更不容忽视。当一切都以利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有形的，无形的）惟命是从，其被纳入体制的日子就不远了。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大学精神则彻底丧失了。
一代宗师黄宗羲三百年前曾设想以学问以制衡体制，与西方民主分权思想不谋而合，只是从实施上没有制度的保障。但此精神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作为反经济资本的思想却有相通之处。
产业化，并非灵丹妙药，弄不好只落得饮鸩止渴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