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的遗憾在于,它常常伴生着科技、经济的进步而逆向发展。在近视镜的亮光下,近视儿童化放大了文明的是非,也为文明承担着代价
本刊记者/罗雪挥
目前业界公认的引发儿童近视的两个因素,一个是先天遗传,包括人种因素及家族病史;再有就是后天因素引发的近视,即单纯性近视,也叫学校性近视。后者主要是由环境与自身的行为引发,是造成目前近视儿童的重要因素。
爱斯基摩人据说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患近视的民族之一。但专家通过对爱斯基摩人聚居地巴罗镇两代人的调查对比发现,在饮食结构完全相同的情况下,30岁到50岁的人8%患有近视,而年轻的一代却60%有近视,最小的近视人不过10岁因为年轻人接受了大量的强制教育,需要经常做功课的缘故,爱斯基摩青少年包括年幼的孩子在内,也在成为近视的新一代。
而中国近视童子军的形成则有着复杂的传统文化成因。中医对于近视症状“目不能远视”的最早记载为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指明近视与公元606年科举制的实施密切相关。作为平民跻身上流的唯一途径,挑灯夜读乃至凿壁偷光的故事成为古人刻苦攻读的体现。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季成叶认为,排除人种因素,由此潜移默化形成的“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向上观念,使得孩子普遍用功,这已成为包括中国、韩国、日本等深受传统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儿童近视高发的潜在因素。
汉字的繁复也是导致儿童近视的一个重要诱因。中国著名屈光学专家,曾任全国学生近视眼防治工作专家指导小组组长的徐广第教授举例,要看清字典中繁体的“囊”字,需要拿到眼前17厘米处,而更简化的“束”字可以放在眼前54厘米处。看近是引起近视的主要原因,徐广第发现,虽然国家规定了统一的简体汉字,但是在报纸和电视广告中的繁体字还是经常碰到。徐广第说,根据文献报道,美国学生读汉字者要比读英文者近视发生率明显增加。
中国古代以毛笔字为书信载体,字体普遍比较大,近视的现象在古代并不突出。近视真正为中国人所知,可能真要从运用了印刷术后说起。著名的“近世进士皆近视”的说法几乎反映了近代兴旺的印刷技术进展。只是那个时候配备眼镜还是富人家的奢侈品,戴得起眼镜的人还比较罕见。
建国后,眼镜开始平民化,越来越多的人配得起眼镜,“四眼”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而四眼儿童那个时候还属于凤毛麟角,而且集中在为数很少的重点学校里,戴眼镜的孩子成绩更好,使得患近视几乎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读书的副作用,学校近视率由这些尖子生带头,开始缓慢上升。
随后,因着读书遭遇荒废,近视现象又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典型的例子是文革期间,青少年的近视率出现了直线下跌的景象,季成叶回忆,几乎不到文革前的十分之一。
不过这段近视率缩水的时间并没有持续太长,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中国的青少年近视率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持续迅猛增长的趋势,几乎与人们对知识的饥渴程度成正比,而且近视的比率越来越高,近视的度数越来越深,患近视的年龄也越来越小。
其直接后果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近视儿童开始逐渐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青春被浪费掉的这一代父母,在望子成龙的补偿情结下,将孩子推入了竞争的丛林。季成叶曾经在北京海淀区等做过调查,发现高收入家庭,高学历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近视,尤其是母亲学历越高的家庭,孩子的近视发生时间越早。而所谓的“双高”父母往往在学龄前就开始让孩子练琴、绘画或者学书法,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导致孩子未入学就先近视,被迫加入了近视童子军的先锋行列。
据估算,目前全国已有3亿多视光疾病患者,而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在全球29个国家的抽样调查中仅次于日本,是世界近视绝对人数最多的国家。面对近视童化的忧患,在今年的全国“两会”,已有代表和委员呼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视力健康的保护,“我们要的是走向文明,绝不是走向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