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中国首次组团赴日本淘宝

据《国际先驱导报》15日报道：5月4日，正在东京平和岛举行的2006年度古董市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由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牵头组织的“淘宝团”，特地赶到日本淘宝。拉开了首次“国宝工程·海外淘宝行动”的序幕。

　　此次淘宝活动共有来自北京、浙江、湖北、河南、江西等地的十余名文物收藏家参与，还有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以及活动组织者——专项基金工作人员。“淘宝团”一行共20人于5月3日抵达东京，翌日开始淘宝活动。和平岛是他们此行的起点，此后还要依次去横滨、河口湖、箱跟、名古屋、京都、大阪，期间光顾东京国立博物馆、横滨中华街、京都古玩一条街等地，5月9日回国。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介绍，这是他们首次组织代表团到海外淘宝，也是今后一系列淘宝活动的开端。随团的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潘深亮指出：“俗话说‘盛世兴收藏’，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文物收藏，是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一个证明。”　　日本摊主考验中国专家　　平和岛古董市是日本最大的古董市，每年举行5次，每次都有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250家店铺参加，出售的古董达到数十万件。其中不时可见来自中国的文物，包括各个时代的字画、青铜器、瓷器等等。中国文物在日本历来受到人们珍视，因此古董市上的中国文物也都价格不斐。例如“伊势屋”出售的民国时期的一对仕女大瓶就要价60万日元。

　　在一家专门出售中国字画的摊位前，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鉴定专家潘深亮被几幅吴昌硕的字画吸引住了，这个摊位是书画古董美术品拍卖公司“研美会”的。在日华人王先生刚刚在这里以35万日元的价格买下了清康熙年间马元驭所绘的一幅《秋菊图》，据他说，在日本的古董市确实能淘到宝贝，因为古董市在日本档次并非最高，很多摊主本身并不是很识货，他曾以50万日元买下一个明治时期的火钵，实际价格可能要高出10倍。　

　店主中岛克实对吴昌硕《花卉四条屏》要价280万日元，另一幅《梅松图》要价180万日元。但是经过潘深亮鉴定，吴昌硕的几幅作品都属于当时人的高仿，虽有一定价值，但并非真迹。中岛克实又拿出了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一幅条幅，但是立即被潘深亮看出是赝品，中岛克实也痛快地承认确实是赝品。　　回避文物来历和归属　

　另一个专门经营中国古董的30多岁模样的摊主出售的古董包括磁州窑、耀州窑以及汉唐宋明清等各个时代的瓷器。一个磁州窑的白釉瓜形瓶要价20万日元，一个青铜尊据摊主称是从越南出土的，要价25万日元，由于汉代时越南也是中国领土，所以算在了中国古董的范围内，店主还指着里面的谷物痕迹，自称货真价实。对于这些古董的来历，店主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由留学生带来，现在也有中国人往日本带。当记者问现在这些文物中国已经禁止出口，是怎么带来的呢，他则拒绝回答。　

　当参加淘宝团的两家国内媒体的记者请本报驻东京记者做翻译，追问主办古董市的“古董事股份公司”的负责人仓持英二对“英法日等国是否应该将战争期间掠夺的文物归还给中国”的看法，但是仓持英二顾左右而言他，只是称“应该促进文物的交流，日本也有很多文物在海外，现在有很多回流到日本展出”。记者又追问是否有的古董是战争期间被带到日本的，他则说自己是战后出生的，并不知晓那时的情况。　

　代表团成员在古董市分头行动，虽然尚未发现价值惊人的文物，但不少人都颇有收获。中方领队杨秀方指出：“淘宝本身就是大海捞针，很多文物正是通过淘宝获得的，淘宝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据淘宝团团员们反映，古董市的档次不像想像的那么高。不过也在情理之中，堪称宝物级的文物，往往在拍卖会上出售，而不会拿到古董市这种地摊上来。

　　走进日本古董店　　第二天，淘宝团又专门前往位于东京西新宿的专门经营中国古董的小川商店淘宝，据说要拿出几十件不轻易示人的宝贝。进入小川商店，里面面积不大，但是中国古董可不少，龙泉窑的瓷器、明代的宣德炉、明代崇祯年间的字画、清代的玉器等摆了满满的一屋子，一个龙泉窑的香炉就卖到400万日元。

　　来自浙江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的叶英挺想购买一个龙泉窑的青瓷瓶，作为自己博物馆的展品，买卖双方在年代上产生分歧，叶先生认为是清代的仿制品、小川忠寿则认为是明代的仿制品，再加上价格有分歧，双方留下联络方式，准备继续协商。　

　记者在与老板娘聊天时，得知东京、大阪等地有很多类似的古董店，东京一地就为数不少。可以说，中国文物在日本是浩如烟海。此后几天，代表团成员前往横滨、名古屋、京都等地，继续进行淘宝行动。　　大量中国古董藏于民间　　记者8日前往横滨中华街，一家名为“北京堂”的古董店里各时期的中国古董可谓琳琅满目。前一天，淘宝团也来到“北京堂”，淘得几件古董。　

　点主张张树墩来日17年了，据他介绍，他曾参观过多位日本古董商的仓库，对里面中国古董数量之多感到震惊。据他说，日本的中国古董有中国人带来的，有日本人购买的，很多日本农村地区的富户家的仓库里存着大量中国古董，有的包装完好，上面的订货单都原封不动。他认为在日本的中国古董至少也有上千万件。他拿出一个日本风格的青花糖罐，乍一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是中国瓷器，原来这是日本人当年向景德镇订购的，所以采用了日本风格的青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确实是一个中国人淘宝的宝库。 　　在淘宝团离开日本之际，记者特地打电话给中方领队杨秀方，他表示此次的收获超乎预料，今后还将继续组织类似的代表团。可以说，对于流入日本的古董，民间的收购是文物回流的重要手段。 　

　链接：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 　

　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是中国国内第一家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成立于2002年10月，隶属于由国家文化部主管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主要职责是通过民间渠道，协助政府，促成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归中国。2003年7月5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启动“国宝工程”。活动宗旨是：协助政府，动员社会力量，联合国内外尊重人类文化遗产、热爱中华文明的组织和个人，广募资金，通过回赠、回购、讨还等方式，多渠道促成流失海外的国宝早日回归祖国。2006年“五一”期间专项基金首次展开“国宝工程·海外淘宝行动”，组团赴日本淘宝。 探访日本的中国国宝 目前日本收藏的中国文物极为丰富，本报记者进行了一次寻访以窥其全豹 （记者蓝建中、记者韩轩、实习记者陈思）

5月7日，持续一个多月的“天台宗国宝展”在国立东京博物馆落下了帷幕，此次展览汇集了分散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众多天台宗寺院的国宝级藏品，即使是非休息日也是观者云集，记者也有幸得以两次目睹国宝风采。 隋代刺纳衣·王羲之真迹 在参展的166件展品中，有31件被列为日本国宝，100件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而其中来自中国的文物也格外引人注目。其中隋代的刺纳衣、唐代的七条刺纳袈裟、唐贞元年间的《传教大师入唐牒》《六祖惠能传》、唐大中年间的《越州都督府过所》《尚书省司门过所》《福州温州台州求法目录》都被列为日本国宝。此外，唐代的犀角如意、宋代的《六道绘》、南宋张思训的《天台大师像》也被列为重要文化财产，此外还包括宋代的青白瓷香炉、青白瓷壶形合子、青白瓷凤凰形合子等。 单单一个佛教宗派的展览就有如此之多的中国文物面世，可以说这是由于古代的宗教交流使大量中国文物流传到日本。
 
 1月11日至2月19日同样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的“书法至宝——日本与中国”特别展更是盛况空前，中国藏与日本藏中国书法珍品同时与世人见面。 在展品中，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最为引人关注。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

 此外参展的还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也在展览中露面。 参展的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此外，收藏在日本的鲜于枢、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赵孟睢⑺胃咦诘鹊淖髌范嫉靡哉钩觯??庑┤灾皇侵泄?谌帐榉ㄕ淦返谋?揭唤恰? 除了特展之外，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

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明代和尚肉身·敦煌古籍 日本古代一直向中国学习，对中国文化极为推崇，一直到江户时代，高级舶来品还被称为“唐物”。日本的文物不同于中国，一般不是发掘出土，而是传世文物，所以保存状态非常好，记者在奈良兴福寺曾看到据说是唐高宗赠送给兴福寺的“铜造华原磐”，毫无锈迹，如同新品。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更是保留了大量国宝级文物，其中来自中国的文物也不胜枚举，其中的唐刀据说是日本刀的起源。

 以前在国内一直有传闻说唐代衡山南台寺禅宗第八代祖师石头希迁大师（唐德宗赐谥号“无际大师”）的肉身被供奉在横滨鹤见区总持寺。总持寺是曹洞宗的两个大本山之一，规模宏大，1975年由新澙县一小寺将肉身迎到寺内供奉。为了证实此事，记者8日专程前往总持寺探访，据寺院的一名年轻和尚才证实确实有一尊肉身，供奉在放光堂后面的常照殿内，但是他都无缘相见。 记者找到寺院的接待处，被告知肉身未被列入开放内容。这尊肉身在衡山的潮湿环境中历经千余年不腐，堪称国宝，其防腐技术至今尚未被解开，据说是抗战末期被日本人渡边四郎偷运至日本。不过现在国内有学者考证，这尊肉身并非石头希迁大师肉身，而是漳州玄坛宫供奉的明代和尚肉身，是1911年被日本牙医山崎彪偷运至日本的。不论如何，如果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偷运出境的，中国理应有权要求其返还。

 不可否认，在日本的很多中国文物是历史上的正当交流和贸易进入日本的，但是由于清末民国之时中国的混乱状态，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也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同时日本通过侵华战争无疑也掠夺了大量中国文物。日军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鸟居，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盗取文物的追讨难题 对于中国在战争期间被掠夺到日本的文物，中国自然也有要求归还的权力，但是有不少工作要做。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追讨的前提是掌握流失文物的清单，目前还缺少比较全面的调查。曾主持国家级项目“中国被劫文物寻踪研究”上海大学陈文平教授有过亲赴日本调查的经历。据他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我曾去的日本九州大学藏有一些中国青铜、陶瓷，它标明了是中国东北某地墓葬出土的，这本身就是个证据，可以想像肯定是盗取的，我提出拍照，但是他们说外国人不让拍。
 
日本一些历史悠久的企业，有不少有自己的博物馆，这些企业在战争时期或者来华做生意，或者招过劳工，他们藏有的文物很可能是非法的，或者用极低的价格购买的，但是你无法了解它们的背景。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瑞典：淘宝团下一站 在赴日本之后，与中国文物渊源颇深的瑞典可能成为“淘宝工程”的下一个目的地 记者王凯梅、记者韩轩报道 在探险家蜂拥而至中国的年代，瑞典人也没有落在后面，但与其它西方国家相比，瑞典显得有些特别。这段历史为中国寻找海外国宝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据本报记者获悉，在赴日本之后，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正准备把瑞典作为下一个目的地。 存有“中国之前的中国”的文物 “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包括搜集瑞典当地中国文物、收藏家和文物商店的信息。”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究竟是什么令关心中国国宝命运的人们如此心动？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一个方圆约1公里的小岛。300年前，这里是为瑞典皇家海军打造战舰和炮台的工业基地，故名“船岛”。在其中一座１７世纪的军火库当中，是“中国以外收藏中国史前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东方博物馆。 它之所以获此殊荣，是和博物馆创始人安特生在中国的发现紧密相关的。1921年受聘帮助中国寻找铁矿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掘到史前彩陶。安特生认定那里可能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之命名“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被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由于这一发现，中国的历史由此被追溯到数千年以前的史前时代。

 1926年，７艘装载着仰韶遗址发现的彩陶、工具以及居住地的人和动物的骨骼的船，抵达瑞典，构成今天东方博物馆的“震馆之宝”。根据当年安特生同丁文江为所长的中国地质研究所的条约，仰韶的发现被送往瑞典进行研究整理，之后一分为二，一半留在瑞典，另外一半送回中国。送回中国的部分被标以P（Peking，北京），留在瑞典的部分被标以S（Stockholm，斯德哥尔摩）。

 自1927年起，东方博物馆先后七次向中国政府归还了仰韶遗址文物。然而，在那个乱世的年代里，这批文物的最终下落却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永远的谜团。 2004年９月，东方博物馆在经历一年多的闭馆装修后重新开馆，以仰韶彩陶为主体的名为“中国之前的中国”的展览将沉睡在博物馆仓库中的文物首次公诸于众。 在筹办展览中，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整理大约３万件陶片和彩陶器的过程中，从一些藏品上找到了P字母的标志，这表明这是当年应该归还给中国的文物，东方博物馆已经就这些文物如何处理联系了中国文物主管部门。 不能不说的楼兰文物 瑞典人在当时中国留下了太多的传奇：除了仰韶文化，安特生还在北京龙骨山发现了具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石片，从而推断“我们的祖先，很可能就沉睡在这下面！”后来，其助手在周口店相继发现的两枚北京人牙齿验证了他的推断。

 当时还是王储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到中国收集瓷器。而与安特生同时代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则在1921年的探险中发现了楼兰古城。 1927年，斯文·赫定作为中瑞西北考察团瑞方团长，进行了他最后一次亚洲探险。中瑞所签定的考察合同中，规定中外双方利益共享、资料共同发表、标本和文物作为研究目的可以离开中国、但研究完成后必须送还中国等条件。这些条件第一次限制了西方考察家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挖掘的自由，直到今天还仍然是中国考古界在同国外合作时的参考。在这次考察中，赫定的徒弟贝格曼在内蒙古发现了著名的“居延汉简”，这一同甲骨文、敦煌佛经一起被称为２０世纪中国考古最重大发现之一的文献，由于受到这份合同的牵制终于被留在了中国。

 瑞典是中国瓷器宝库 记者发现，东方博物馆中国收藏中最丰富的部分是进口到瑞典的中国瓷器。这不禁让人想起2005年9月在北京故宫举行的“瑞典藏中国外销瓷展”，当时展出的18件瓷器由瑞典赞助商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瑞典的中国外销瓷器是中瑞经贸往来的见证。从1732年开始的100年间，瑞典东印度贸易公司的商船往来于中瑞之间，将瑞典人的白银换成轻柔的丝绸、美丽的瓷器。据了解，目前在瑞典至少有七家博物馆收藏着该公司当时从中国买回的珍贵瓷器。 值得一提的是，1831年瑞典东印度贸易公司无力卷入以英法等国为首的殖民行为而正式关闭，这一经济上不那么合算的举动却在道义上拯救了瑞典的国际名声。这也是为什么瑞典没有卷入鸦片战争，也没有介入到抢劫故宫的八国联军之列的原因。

 瑞典藏中国文物的未来 东方博物馆前馆长马思中先生曾经撰文说：“今天，欧美博物馆中数量巨大的亚洲文物收藏见证了在不平等条件下把亚洲文化遗产强行掠夺到欧美的历史。”为了体现反对在国际市场非法走私文物的风气，东方博物馆正式启动了电子数据库，将藏品的来源，编目全都公诸于众。

 2004年11月，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首次在中国国内举办了“海外遗珍图片展”，瑞典东方博物馆特别提供了安特生考古发掘的文物的图片和相关的研究资料。

2003年1月13日，针对18家欧美博物馆声明反对将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发表公开信，指出“艺术品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不反对中国的文物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但只能共享，不能共有，保护文物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文物回归到它原有的人文环境和文化序列中去”。

在2004年重新开馆仪式上，东方博物馆还将一件通过非法渠道流入瑞典的汉代陶马归还中国政府。 瑞典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加入了打击走私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以东方博物馆为例，已决定不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购进任何来源不详的历史文物。该馆研究员埃娃·米达尔认为：“应该从每一件文物的来源和它承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感情多方涵义上分析文物的归还问题，涉及到走私偷盗来源的文物，归还是责无旁贷的。在这之前，作为博物馆能做到的最好的就是把这些文物拿给更多的观众看，为世界各地的文物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博物馆之间可以采取交换藏品、巡回设展、长期借用等方法，更好地利用文物。” 应该说，这是对人类文化遗产共享的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解析。“与不道德的掠夺截然相反，安特生对中国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贡献颇丰，以其考古和研究成果建立的东方博物馆，长期以来与中国在考古、学术研究等领域友好合作，并大力宣传中华文明，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成功范例。”

牛宪锋说。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