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充塞了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立即就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之后,对疯狂年代的嘲讽和调侃了。
而在我所处的那个疯狂年代,在荒诞的后面是恐怖。和最大的走资派攀亲,最起码是政治上划不清界线,更可能是包藏祸心。如果我那首小词爆了光,那就死定了。什么“混世”、“冬夜长”,那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污蔑!什么“虎狼嚎”、“狠心相逼”,那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丑化和诋毁!什么“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更是自绝于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宣言!
当时我把所有的留有文字的东西:日记、书信、手稿……统统烧掉了,不留一星半点残渣余孽。虽然这帮我练成了一付好记性,但现在老年痴呆了,没有片纸只字可供参考,写起东西来就分外吃力。当时我绝不是惊慌失措,血淋淋的教训就在身边。我们系一位青年讲师,因为老婆的一封同朋友聊家常的信,就被打成了苏修特务。
刘老师当年也算是出类拔萃的青年才俊,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拿了学位、娶了苏联姑娘丽达,一同回到清华教书。育有非常可爱的一子一女,如果不是文革,他们一家的生活幸福得就像涂了蜜。文革来了,老婆是苏联人,那就可能是苏修特务。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直截了当、简单明了。于是就被隔离起来办学习班,这有点儿像现在的“双规”。莫须有事,刘老师自然不会承认。于是就抄家,发现丽达和中山大学一位当年一起嫁到中国的同学有通信。于是内查外调到了广州,请那边帮了抄家,发现了丽达的一封信。非常普通的一封家常信,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如何相夫、如何教子。还交换点如何让丈夫听话的心得:适时地发点小脾气、床绨间使点小花招,让夫君乖乖的就范。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
下面的故事就十分丑恶、甚至是十分下流了。专案组把这封信掐头去尾,把丽达讲御夫经验的那一段拿给刘老师看:谎称这是丽达给她的KGB上司的述职报告,当时是如何把你拉下水的。丽达已经彻底交待了,苏修特务一案,已是铁证如山。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刘老师懵了,确确实实是老婆的笔迹、确确实实是夫妻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琐事,难道……
精神崩溃的结果,是竹筒倒豆子。刘老师开始怀疑老婆的一切。杯弓尚且能蛇影,更何况老婆还常去苏联驻华使馆参加Party。于是蛛丝马迹,成了苏修特务的铁案。专案组立了大功,其代价是刘老师一家的妻离子散。丽达被驱逐出境,带走了两个孩子。伤心欲绝的妻子临别时坚持要见丈夫。不让见就是不让见,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我知道,这个故事同那个年代千千万万的悲惨故事相比,太不足道了。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也因为我的处境,所以就格外记得。后来见到解除隔离后的刘老师,那种颓唐和落寞,看了都让人心痛。那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老师一家破镜重圆没有?我在大洋彼岸,只有默默的祝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