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徽州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上)

晚清徽州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陶甓公牍》之民俗文化解读

    （王振忠，安徽大学）

    中文提要：晚清新政时期进行的调查，曾留下一批极具学术价值的史料。其中，徽州知府刘汝骥的《陶甓公牍》，管见所及，是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县民俗中最为系统、详尽的一种文献，对于徽州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鉴于以往对晚清徽州社会的研究，一向是“徽州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且，《陶甓公牍》一书迄今尚未为学界所利用。本文即以该书为基本史料，结合实地考察及新近发现的多种徽州文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透视晚清徽州的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

    关键词： 《陶甓公牍》 民众生活 民俗文化 社会变迁

    一、刘汝骥与《陶甓公牍》

    1997年12月由黄山书社影印出版的《官箴书集成》第10册中，收有《陶甓公牍》12卷。该书系宣统辛亥（即宣统三年，1911年）夏由安徽印刷局校印，作者为“新安守静海刘汝骥”，“新安守”即徽州知府。关于“静海刘汝骥”的生平，周骏富辑录的《清代传记丛刊》中，仅见有一处简略的小传：

    刘汝骥，字仲良，号李青，直隶静海人，散馆，授编修，官至安徽徽州府知府。

    “直隶静海”即今天津市静海县。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光绪朝》中，对于他的仕宦生平，则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刘汝骥，现年四十岁，系直隶静海县人。光绪己丑恩科举人，乙未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散馆，授职编修。二十九年充国史馆协修，编书处协修。是年考取御史，奉旨记名。三十年补江西道监察御史，署江南道监察御史。三十一年十二月，截取知府。三十二年二月，由吏部带领引见，奉旨照例用。四月，转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署山东道监察御史。七月，署河南道监察御史。十月，署湖广道监察御史。十二月，掌辽沈道监察御史。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奉旨补授安徽徽州府知府。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刘汝骥为科举出身，有着长期的从政经验，此其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任徽州知府时，刘汝骥正是年富力强的壮年时代。这使得他能有充沛的精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此其二。另外，《陶甓公牍》之命名，似乎也相当耐人寻味。“甓”即砖。《晋书·陶侃传》曰：“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陶侃是东晋广州刺史，以勤慎吏职而名垂青史。刘汝骥以“陶甓公牍”命名，想来即与此一典故有关。倘若此种推测不误，则颇可反映刘汝骥出仕为官的志向。

    刘汝骥在徽州以“循良”的形象出现，致力于教化民众的诸多工作。譬如，中国传统社会极为流行的缠足，至清末在全国的不少地区都已受到了冲击。但在徽州，此种陋俗仍然相当盛行。不缠足的女子，往往被周围的人看成是下等贱户，故而一般人家的女童往往都是裹成三寸金莲。尽管知府手撰告示，并饬令乡绅学界随时演说宣传，但受到感悟的人家，却不过十之二三。为此，刘汝骥又专门颁布《劝禁缠足示》，指出：自己赴任徽州以来，沿途考察，“闻祁（门）、黟（县）之俗，同巷相从夜绩，一月得四十五日，此风至今未改。歙、休之俗，居乡者数月不见鱼肉，其荆布裙钗，提瓮而汲、烧笋而饷者比比也，未尝不叹其风俗之美、田家之苦。独缠足一事，尚狃于积习，而不悟其非，甚至三五岁垂髫稚女，无不足曲拳而行跛倚者，本府恻然悯之”。有鉴于此，他现身说法，叙说自己3个女儿均未缠足。其中，长女任四川女学堂总教习，组织怀新学社，成就人才无数，以此证明解除缠足之益处。又如，刘汝骥看到：江南风气素有佞神媚佛之风，“或舁一木偶出巡，名曰赛会；或悬一画容供养，名曰建醮。遇有丧祭周诞等事，则穷奢极欲，虽破产亦所不恤。掷脂膏于虚牝，乞冥福于刍灵，耗财废事，莫此为甚”。此种风气，徽州也不例外。而且，不仅是在民间，连官府也概莫能外。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俗称三元会。其中的中元会，一向在府署宜门外，招集僧道多人设坛诵经。刘汝骥到任后，便发布了《破除迷信示》，宣布废止此种陋例。他还在《禁演淫戏示》中开列戏目，传谕当地各戏班不准再行上演“淫戏”。

    刘汝骥出任徽州知府的年代，正是清朝政府推行“光宣新政”的时期。光宣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推行地方自治。从《陶甓公牍》卷首所列《丙午召见恭记》和《丁未召见恭记》中可以看出，刘汝骥似乎颇受慈禧太后的信任，他与后者曾多次论及中外形势、新政和立宪的诸多问题，并于出任徽州知府之后，就在当地认真推行新政的诸多措施。

    相对于全国来说，徽州是当时全国推行新政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 1909年，宪政编查馆奏准将编订商法作为当年的筹备事宜，派法律馆纂修朱汝珍调查各省商事习惯。而徽州府也同样进行过类似的调查，其成果对于今天研究徽州的民俗文化和社会变迁，弥足珍贵。

    刘汝骥在徽州的调查，其具体做法是先设立统计处，委派一府六县内“学识兼优，热心公益”的士绅组织成“统计学会”，分任调查。让他们将各种法制事项分民情、风俗和绅士办事习惯等类撰说，并经刘汝骥本人汇核编订。刘汝骥对于此次调查极为重视，《陶甓公牍》中留有他与各县乡绅的诸多往返信函，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从政态度。如他在《复婺（源）绅李冬华》一信中指出：

    法制一科，请即先将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三习惯，逐条撰说寄府，以便编纂，愈确切愈好。披阅各县报告，多有敷衍缴卷者，此非实事求是意也！

    由于各县的调查出自众手，彼此的认真程度不同，故而史料的详略及其价值也颇有差异。其中，以绩溪县的调查最为详尽。对此，刘汝骥在《绩溪县职贡生曹作朋禀批》中就曾指出：徽州各县统计处的成立，以绩溪县为最早，调查报告也以该县乡绅最先提出。刘汝骥在察阅法制三册（附风俗表一册）后发现，绩溪县的调查报告 “详明精覈，切实不浮”，统计表也大致不差。只有农田表似乎是根据官册照抄，“稍欠精核”。他认为，由此可见绩溪乡绅“办事实心，确有见地，迥非率尔操觚、敷衍塞责者所能望其肩背”。 相形之下，黟县的调查所提供之资料最为简略，而且，多有抄自前代方志者，这大概便是刘汝骥所谓的“敷衍塞责者”吧。不过，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徽州府的此次调查，主要是通过当地士绅，采用社会调查的方式，调查有着固定的格式，形成的报告内容也就颇为详赡、可靠。笔者以为，这是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县民俗中最为详尽的一种文献，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光宣新政”举办地方自治，对各地民事、商事习惯的调查，目的是为了找到改革或改良的切入点。而作为宗族社会的徽州，似乎为此种契合提供了良好的标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祁门知县夏曾佑曾提及当时的一种说法：“祁门者以族制为俗者也，是故为治易，为不治亦易。” 所谓为“治易”，是指宗族社会本身即具有地方自治的某种特征。无独有偶，《陶甓公牍》卷十二亦曾指出：祁门一带聚族而居，恪守朱子家礼遗规，注重宗族制度，“遗书祭器，灿然备陈”。大凡婚姻丧祭，都分别各类子目，著录于祠规之中。其他的如客民种植山场，也都议立规约；商民赁租店产，则恪守规条，“似有自治之规则焉”。 因此，刘汝骥在《黟县胡令汝霖禀批》中，也流露出利用徽州现有的宗族社会推行地方自治的念头。他指出：

    呜呼！宗法之不讲也久矣。自井田既废以来，其无常业无常居者，举目皆是，或至比邻不相识。独我徽之民聚族而居，家有祠，宗有谱，其乡社名目，多沿袭晋唐宋之旧称，此海内所独也，今稍稍陵夷矣。强宗豪族，或时有结党纠讼之事，然不数见也。乾隆中叶，江西巡抚辅德致有毁祠追谱之疏，此可谓因噎而废食。就徽言徽，因势而利导之，此其时也。由一族而推广之各族，公举贵且贤者以为族正，由地方官照会札付以责成之，户口以告，田谷以告，学童及学龄而不入学者以告，好讼好赌及非理之行为以告，一切争讼械斗之事，固可消弭于无形。即保甲、社仓、团练各善政，皆可由此逐渐施行。地方自治，此其初哉！

    为了更好地了解徽州社会，刘汝骥曾到徽州民间察访， 做过一些调查。其成果对于我们了解晚清徽州宗族社会下的民众生活和民俗文化，提供了第一手的绝佳史料。

    二、《陶甓公牍》所见晚清徽州人群之特征

    《陶甓公牍》中有关各县风俗之习惯调查中，均列有“服饰”、“饮食”、“居处”以及“食用好尚之方针”等门类，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徽州一府六县的民风以及日常生活和风俗习尚。

    （一）徽州民风

    徽州是个地处低山丘陵地区的山村社会，交通不便，人文环境相对比较闭塞，故而许多惯习根深蒂固。宣统元年（1909年）歙县绅士鲍鸿曾叙及当地人群的性格：“歙民尚气好胜，遇拂意事，短见轻生者，间亦有之。” 这种“尚气好胜”之风由来已久，其突出表现反映在徽州人的健讼方面：

    绩（溪）之民情素非刁健，谚有云“横打官司直耕田”，即此可见世风之变。口角微嫌本民事也，而架为刑事。钱土细故可遵断也，而故违判断。甚至一诉讼事也，有数个目的物之请求；一原被告也，有多数连带人之牵涉。呈词则支离闪烁，传审则躲避宕延。其实由讼棍吏胥，百端煽惑。当事人既隳术中，每有欲罢不能之叹。

    绩溪是徽州一府六县中较为质朴的县份，民间素有“惟有绩溪真老实”的说法， 但健讼之风也同样相当之盛。而在祁门：

    讼事以山墓、田宅为多，事起渺忽，滋蔓不休。理直者虽居多数，被诬受累者似亦不少。就三十三年而论，田土钱债口角细故等案共五十起，内原直被曲十二，原曲被直六，中息十，原被平十七，注销二，未结二，两两比较，控情实者占十分之二，诬者占十分之一。

    “三十三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田土钱债口角细故等案共五十起”，是指被官府受理的民事诉讼案件之数量。至于民间未被受理者，应当尚有不少，当时人有“徽州健讼之风，本甲皖省”的说法。 

    （二）徽州方言

    方言是一域人群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的一府六县，方言各不相同，“六邑之语不能相通，而一邑中四乡又复差别”， 这是徽州乡土史家许承尧的说法。 对于歙县的方言，《陶甓公牍》指出：

    歙地多山，方言阅数里而一变：下西乡一带较平旷，故自潭渡、郑村至岩市、长龄桥以上，迤逦二十余里，乡语略同。上西乡则悬殊矣。东乡方言亦不甚相远。惟南乡边境，与北乡黄山深处，出言竟不易晓。总之，音以近郭为客，去城愈远，言之相去亦愈远。绅士及惯旅行之商界中人，往往能说普通官话，然亦有宦游数十年仍操土音者。

    歙县是明清徽州府的首县，歙县方言原是徽州府的标准方言。根据当代的方言调查，歙县人一般会说两套话，一套是当地方言，用于本地人之间的交际；另一套则是近似芜湖话的“普通话”，用以与外地人交谈。 芜湖是明清以还徽商重点经营的地区，直到晚清，当地还有徽州公学， 对于徽州社会极具影响。

    休宁是徽州一府六县中仅次于歙县的重要县份，休东与歙西均是徽州盐、典巨商辈出之地。关于当地的方言，《陶甓公牍》记载道：

    居山之人唇舌多厚，出音多钝。休宁面积多山，故方言未能普通，率二三十里而一变。流口以上一口音也，小（石丙）以上一口音也，龙湾以上一口音也，与婺、祁近，而祁人之鼻音，与婺人之唇音，皆潜滋浸润于其间。岩脚以上一口音也，休城以上一口音也，与黟太近，而黟人之牙音，太人之喉音，胥依稀影响于其际。屯溪以上一口音也，草市以上一口音也，下与歙邑毗连，歙音和平，故屯溪以下略似之。最难解者，屯溪一带水间泛宅浮家，欸乃相语，即世居屯溪者，闻而不知所谓。

    这里指出了休宁方言及与周遭各县方言的关系。晚清徽州文书抄件《杭州上水路程歌》中有：“篁墩草市对溪东，咫尺乡音大不同。” “篁墩”位于歙县西南部，“草市”（今有上草市，下草市）与之仅一河之隔，但方言却大不相同，与此处的记载恰相吻合。在清代，新安江流域生活着“九姓渔户”（又名九姓渔船，俗称“江山船”），船上人讲的都是江山话， 故而休宁人觉得屯溪一带浮家泛宅者的语言颇难晓解。

    至于徽州其他四县方言的复杂程度，较前二者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婺源境内层峦叠嶂，溪涧迂回，百姓大多深居简出，当地方言相当复杂，“言语不通，五乡各异。有同邑之人，相语不辨谁何者”，只有往来于各大商埠的人才能说些官话。故而由江镜芙起草的《婺源风俗之习惯》指出：一些教育家要在学堂内添设官话一门，让儿童从小操习，以便于将来与外界之人交涉应对，这实在是当务之急。迄至今日，婺源等地留下的不少乡音字典， 均可作为当日徽州民间官话教育的一种物证。类似于婺源的情形，也见于祁门、黟县和绩溪各县。

    （三）徽州生活方式

    晚清徽州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承袭此前的传统，但在外界的冲击下，也显露出了不少时代的特征。

    外界对徽州的冲击，主要是来自外出经商的徽商和受新思潮影响的学生和绅士。徽商的足迹几乎是遍及海内，在长年的奔波中，他们开阔了眼界；徽州子弟的外出求学，更带回了新的思想。而外地报刊影响的逐渐扩大，也在徽州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如在歙县，晚清时期，学堂、商会以及城镇绅商都喜欢阅读报纸。特别是随着邮局在徽州各地的开办，此种外界的影响愈来愈大。在绩溪，未设邮局以前，阅报者寥寥无几。希望了解时局的人，往往要想方设法才能看到报纸。而在邮局开设之后，阅报者逐渐增多。根据清末调查的报纸销数，约在百份以上。当然，订阅者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内学界，乡间除了一些学堂和派销的官报之外，看报的人仍然相当有限。在休宁，官方系统派销的报纸，如《政治报》、《学部报》和《南洋报》，由县署转发各界；《芜湖报》、《汉口报》，商界偶然可以读到；上海的《神州》、《时报》、《中外》、《申报》、《新闻》、《舆论》和《女报》等，通过屯溪民局（即民信局）寄送的约有10份左右，由邮局寄送的约在50份左右；此外，绅、学、商各界订阅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卫生报》、《医报》和《国粹报》，也有大约10份。

    从总体上看，晚清以来，徽州与上海的联系日益增多。上海是近代徽商麇集鳞聚之区，故而上海新闻界对徽州的影响最为巨大。对此，《祁门民情之习惯》记载：祁门虽然地处山区，但当地人一向喜欢阅读京报阁钞。自从沪上报馆纷纷开张，购阅者也逐渐增多。据清末调查显示，除县、学两署以及城乡各学堂之外，城内销报 14家，东乡浒溪销报两家，南乡平里、鳙溪等处销报六家，西乡历口、闪里等处销报4家，北乡善和等处销报两家。在黟县，客居外地的经商者，往往将自己读过的报纸寄回家乡，所以当地人也能够看到外埠出版的不少报纸。与此同时，通过上海邮局直接寄达的报纸也有十数份。迄今，在徽州民间觅得的晚清各类报纸仍然颇为可观，这些，均是上述背景下的历史遗存。

    当然，报纸对徽州一府六县的影响，其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似乎是以婺源最为闭塞。直到清末，地僻民贫的婺源，阅报者仍然少得可怜。此前曾经创设阅报社一处，但未经一年便无疾而终。当地邮局又颇不完善，所以婺源四乡出外经商者，基本上不通过邮局寄送报纸。根据清末的调查，当时通过邮局寄送的报纸，只有《时报》2份、《神州日报》3份、《汇报》2份、《新闻报》、《中外日报》各1份而已。至于《外交报》以及各种官报，除了县署之外，没有其他人购阅。

    然而，不管程度如何，外来传媒的冲击，毕竟或多或少地开通了徽州的社会风气，对于促进社会变迁颇有助益。报纸的广告，以及外出移民所寄货物的不断涌入，使得洋货的倾销力度及其影响力迅速加大。

    从总体上看，近代以来，徽州作为内陆山区，西方势力对它的直接冲击似乎较弱。天主教、耶稣会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民、教之间一般尚能相安无事。但外国商品通过上海、芜湖等地向徽州各地倾销，对徽州的冲击相当之大。如在昔日扬州盐商巨贾的桑梓故里——歙县，其情形有如下述：

    歙处万山中，习俭朴。乾嘉之世，鹾业盛，富户多，稍稍趋奢华，书籍字画、金玉古玩，储藏最富，一食用之细，日费万钱者有之。粤匪乱后，内容愈瘠，表面愈华，好洋货者多，好土货者少，外强中乾，识者忧之。

    这种情形，在徽州各地都相当普遍。如在休宁县，洋油、洋布等日常消费品，铅笔、药水等学堂所用的文具，毛毡、铁柜等商人用品，几乎是随处可见。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由于土货未能改良，传统工艺日趋衰落，更给洋货乘隙而入创造了机会。在祁门，前代的地方志说当地人家居俭啬，“茹淡操作，日再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不畜乘马，不畜鹅鹜，贫窭数月不见鱼肉”。而到晚清时期，民风稍变为奢，喜用洋货，特别是在县城一带尤其突出。西、南两乡茶业最盛，北乡虽然没有大宗的出产品，但好尚亦喜新奇。洋货对徽州的冲击，使得徽州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服饰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慈禧太后在接见刘汝骥时指出：晚清时期洋布充斥，成为中国的“一大漏卮。” 徽州虽然地处内陆僻远山乡，但服饰也受到洋布冲击的巨大影响。宣统元年（1909年）绩溪绅士朱瑞麒作有《绩溪风俗之习惯》、《绩溪民情之习惯》二文，其中对当地男女服饰之嬗变，有着相当精彩的记述。在前文中，他指出：绩溪县在太平天国以前，服饰皆尚俭朴，主要采用的是当地自制的芙蓉布，麻布、夏布也能运销外地。及至清末，芙蓉布已经失传，当地人嫌弃土货，布帛品类皆喜洋货。在《绩溪民情之习惯》中，朱瑞麒又指出：绩溪风俗俭啬，还保留着古风。道光、咸丰年间，衣必土布，用必土货。当地人的好尚，只是看中那些朴实、坚固的布料。但到太平天国以后，市面上洋货充斥，货美价廉。于是，在殷商显宦的提倡下，一般士庶亦踵起效仿。后生新进，更是穿洋衣，食洋货，衣食向着西洋的风俗靠拢。 接着，他又分男女服饰，详尽地描述了这种变迁的阶段特征：

    从前男之服饰：绩俗向朴，兵燹前俱穿布，衣帛者百不一二。夏穿土葛布、土麻布，穿夏布者少，穿纱绸者更少。冬则穿粗布，如常熟布、余姚布，富而老者穿棉袍，次穿夹袍，裘不多见。有护膝而无套裤，背心尔外，幅俱有袋，谓之银衣。幅短少袖狭，冬用毡帽、布鞋，礼服布与羽毛居多。

    晚近男之服饰：兵燹以后，渐效两湖妆式，宽衣广幅阔袖，夏穿纱罗，次亦穿夏布、洋布，冬穿轻裘，次亦穿棉袍，布必用细，着绸缎衣服者十有二三，土布罕见，套裤、背心均极趋时。

    现在男之服饰：守旧者仍是晚近形式，然十不二三。趋时者短衣，袖小幅狭，几如操衣。长衣则袖小幅狭而长。不但粗布不穿，土货细布亦不愿穿，绸缎纱罗亦憎本货而喜洋货。鞋喜瓦式、洋式，平时亦喜穿囗操靴，更喜穿革履，每有手戴金戒子，或镶宝石、钻石者。

    他所谓的“从前”是指太平天国以前，“晚近”是指太平天国以后，而“现在”则是指清末。其中的“两湖妆式”，系指咸同兵燹中因湘军的崛起而引起的世人对“湖南褂”之模仿 。与此同时，绩溪妇女的服饰习尚也有相当大的变化：

    从前女之服饰：头盘高髻，首饰尚珠钗铒簪环，金少银多，其上必饰以珠。式朴古，不取华巧，所戴不过三件。服俱用布，袖狭而幅短，鞋绣花。行礼无外套，穿硃青布褂、硃青布裙，即有各种华衣，亦不肯穿。

    晚近女之服饰：妇人发髻，皆用扬州之髻，处女之髻梳元宝式。宽袖广幅，绸缎衣不多见，细布、洋布每每皆是镶银花草及盘钉阑杆。每一女衣，须缝人数工或数十工。中人之家，均有绸缀外套、百折绸裙。其首饰金珠，并重钗铒簪环，外如茉莉竿等类，满头插遍。

    现在女之服饰：服色向淡素，狭袖，幅亦不广。城内及开通乡镇，则窄袖短狭而长过膝。镶饰较前为简，不钉栏杆，用品与男子同习惯。洋货居多，髻效苏、杭之圆扁式，首饰重金，珠较少，式取巧素，所戴不过三件。鞋不绣花，喜黑色，十二三岁之女童，穿男衣者日见多数。

    在婺源，民众原来一向质朴，服饰崇尚朴素。那些往来江淮吴越的富商大贾，一身毛蓝土布长衫、红青土布马褂和双梁阔头粗布鞋，出入于茶寮酒肆、笙歌罗绮之间，虽然被苏、松一带的人传为笑话，但也因此对这些穿着土布衫的“婺源朝奉”颇为敬重。婺源女子也都是钗荆裙布，不以金银珠翠为华。光绪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除了那些固守本地的农民以及抱残守缺的寒儒下士还宽袍大袖，其他人则多沾染外洋习气，“喜洋货，嗜新品”。《婺源民情之习惯》认为：以往的婺源富而俭，清末的婺源贫而奢。在祁门，先前的民间风俗一向节俭，男子长衫客布，棉袍多灰色布褂，外套多以青布、天青呢为之。及至清末，“渐见繁华，各色客布、洋布销售颇多”。

    徽州服饰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商人和学生的影响。“学、商两界，喜用洋货，渐有由俭入奢之势”。特别是学生，在近代是领导社会风潮的一群人，他们对于时尚的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清末的调查，徽州中学以下学堂多达百所。仅歙县官立、民立的两等学堂就有20余处，旧式家塾及蒙童私塾也有千余所。特别是在新式学堂，学生接受新式学问，学得诸多外国知识。如在祁门，晚清时期风气渐开，宦商子弟，“好习英文英语，亦有习东洋语言文字者”。婺源由于“近今（按：当指晚清）新学发明，士人亦翻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间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注新智识者”。这些，都对徽州社会的崇洋风气以推波助澜之力。如在休宁，清末城市百姓窄袖紧身，模仿操衣缝制棉袄，呢袍草帽，再配以手表。此风盛于学堂，经商者继起模仿， 从而逐渐波及于社会的其他阶层。

    2、饮食

    饮食方面，粮食供应历来是徽州的头等大事。徽州山多田少，即使是丰年的产米数量，也不足供应当地3个月的口粮。其不足部分，全靠邻省浙江和江西等地接济。 特别是江西省的粮食供应，对于徽州的影响最大。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

    山田力薄半无泥，养得爷娘子又啼；

    此地年丰休便喜，须将水旱问江西。

    由于粮食的缺乏，徽州人素以俭啬著称于世，这在晚清的调查中也可得到证实。如在歙县：

    歙山多田少，产米常供不给求。东、西两乡犹能输其羡于邻境，惟南乡与北乡之黄山，家家多种苞芦以自食。非小康之家，几不易得米面为常食。商铺有定律，月四餐、六餐而已。肉食用猪，食牛羊者绝少，鳞族羽属亦不多得。寒素家风，以蔬豆为常用品，如新洲之萝卜，葛塘之白菜，问政山之笋，皆绝美。市中所制豆腐，亦远胜他处。有毛豆腐者，乃江、浙各属所未有，惟卫生家不取焉。富有者早起，喜食盐茶蛋，且用以供客，酒则土酿与购自他省者参半，皆力薄，而性烈无深醇者。

    上述的记载，将歙县人的日常饮食作了详细的描述。除了日常饮食外，节日食俗也同样节啬。歙县人宴请客人，肴馔极为俭约，使用鱼翅、鸭肉的相当之少。

    在休宁，粮食的供应也同样相当成问题。由于休宁的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不足以供应当地的民食。“市人一日三餐，而苦者减其一”。婺源的情形亦不例外。早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庆源村生员詹元相就曾指出：在粮食供应紧张时，婺源当地民家多以豆作饭，其状颇为艰难困苦。及至晚清，此种情形仍未有所改变：饥馑凶年，婺源人有采蕨薇食用者。城中人都是米食，不喜杂粮；乡间东北多山，贫民种植玉米作饼食；西南高田种粟麦。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对照明代的记载，便可看出，尽管时光流逝了数百年，但徽州人的饮食习俗仍然未有多少改变。可以说，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变化最少的是饮食。不过，太平天国时期的兵燹战乱，在部分地区一定程度上也调节了紧张的人地关系，使得徽州的粮食自给程度有了相当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绩溪县。与徽州的其他地方相似，绩溪也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地区，道咸之间，“产米仅敷民食十分之六，杂粮俱作正餐”。太平天国以后，由于户口尚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产米与民食约可相敷”。于是，当地的粮食生产结构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小麦产数不过稻米十分之二三，种杂粮者更少，而荒田尚多”。 这显然也为绩溪人饮食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一些空间。

    3、聚落

    皖南的徽式民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极具个性特征的一种建筑型式，它以粉墙、黛瓦和起伏跌宕的马头墙为特色，形成了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对于徽派建筑，《陶甓公牍》中也有涉及，如歙县：

    弥望皆瓦屋，他处惟名城巨镇有之，徽歙则小村落皆然。草房绝少，屋多建楼，大家厅事极宏敞，梁用松，柱用杉柏与银杏，皆本邑产。墙用砖，铺地以石，或用砖及木板，一门颜雕刻，费辄数十百金。但天井小，少窗，光线黑暗，此其所短。床几各器，类以坚木为之，傅以漆，亦土产。起居之适，贫富不甚相远。溪山清丽，居此者如置身画图中，故人人有不忍轻去其乡之意。

    徽歙民居皆瓦屋，这是明清以来徽州的富裕程度使然，也是徽派建筑的一大特色。从对徽派建筑遗存的调查来看，此种特色应形成于明代以前，而一旦形成为某种个性化的特色，后来的民居往往就以此为范本，逐渐积淀而为纵向传承和横向衍播的居住民俗，从而使得徽州一府六县的聚落，呈现出大同小异的景观。

    与美轮美奂的徽派建筑相辉映，徽州的道路交通也显现出了与他处不同的景观。当地绅士称：“我徽虽僻处山陬，独桥工之坚致，石路之广坦，为他郡所未有。” 以歙县为例，根据民国《歙县志》的记载：当地道路都以石头铺成，即使是穷乡僻壤、入山小径，也都是如此。石头的种类不一，有青石、红石、红麻、白麻和凤凰麻等石。康、乾以后，更采用了浙江淳安茶源的青石，质美坚固，全县交通即使是在积雨时节，也不会泥泞不堪。另外，徽州人还设立“桥会”等民间互助组织，保证了桥梁的管理和维修。

    晚清时期，徽州的聚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太平天国的兵燹战乱，给徽州的聚落景观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以婺源为例：

    乾嘉之间，五乡富庶，楼台拔地，栋宇连云。兵燹以来，壮丽之居，一朝颓尽，败垣破瓦，满目萧然。承平五十载，元气卒不可复。生计既极艰难，商贾迥不如前，而十匠九柯，工价又数倍曩昔。居斯室者，但得（鹿瓦）砖作障、莞葭为墙足矣，亦可慨也！。

    其二，徽州建筑形式及盛衰程度，随着商业的盛衰而发生变化。以祁门为例：

    旧建民房天井狭窄，光线黑暗，近年大为改观，士大夫之家，未有不高大门闾，明窗净几者。东乡双溪诸村，多名家大族，居处与城闉相似。家藏器具，有留传至数百年者。南乡侯潭地近江右，舟楫易通，第宅相连，大有广厦万间之象。西乡历口近日业茶获利者，屋宇亦多壮丽。

    其三，在近代西洋文化的冲击下，徽派建筑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此前，笔者在皖南曾作过十数次的实地考察，据我所见，晚近的徽州建筑中，有不少是中西合璧的建筑。如绩溪上庄制墨名家“胡开文”家族，就遗留有西洋式的门楼。而在黟县的南屏等地，我也见到诸多西洋式的单体建筑。根据东南大学建筑系的调查，在婺源豸峰的近代建筑中，出现了西洋风格与徽州固有的建筑风格相融合的聚落。以涵庐和潘次良宅（又名洋屋）为例，在徽派建筑风格中，加入了西洋的梯形窗、拱券门，甚至以英文字母为装饰。 不仅是形式上发生嬗变，建筑材料方面也有了新的变化。如朱瑞麒在《绩溪风俗之习惯》中指出：

    （绩溪房屋之材料）梁栋用松，柱用杉，或用白果，或用杂木，壁用杉木板，油而不漆，地面用径尺方砖，或用三合土筑成，上敷以青灰，用白灰画线。水枧用竹、用木、用砖，近有用洋铁、洋铅者，窗嵌玻璃者，城多乡少。

    显然，绩溪的徽派建筑也开始用洋铁和洋铅等。而婺源豸峰洋屋，其建筑天井两侧，则建有西式跑马廊，建造时大量运用了当时还很罕见的东洋“洋灰”（即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