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死人的“五子登科”-1.“孩子”
(编辑删掉的原文：来加拿大五年，拿“五子登科”形容自己家的现状，可能让真正登科的人，和尚未登科的人，或笑死或骂死。我理解的五子登科，就是心理的几个目标够着了，不管是种菜，还是“管人”。有点像村里人进城，说“我坐小汽车不晕啦！”或者城里人进乡，说“我种的西红柿不是绿色的啦!”
挨骂就挨骂吧。最有底气说的，先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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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故事：两个女儿的母亲的唠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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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5年11月21日，来源：本网征文
今天是个特殊日子，二女儿“小二”35个月。我给她剪了个超短头，一如她姐姐多儿小时的模样。穿上她姐姐当年的衣服，仿佛时光倒转：我的多儿，怎么又变回刚来加拿大时的样子了？
大女儿多儿在中国的最后一天，是整整35个月。两个孩子从今天开始，有了时空相同的可比性。
我教多儿的第一句英语“How old are you? I am three”，仍历历在目。她刚来加国，看电视里人说“Come back! Come back!”问我：“妈妈他说干杯干什么？”
小二现在天天说：“我大了，我三岁。”
多儿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新移民的种种艰难尴尬。一次去超市，她要尿尿，正在结账的我急得满头大汗，不得以她尿到了裤子里。现在带着小二，我会对收银小姐说一句：“请等一下，我得带孩子上厕所。”即使超市里没有公共厕所，也可以使用职工内部的。不够从容，但不会团团乱转了。鼻子下面有嘴，就这么简单。
刚落脚，我连电话还没安装，就想申请托儿补贴。带着多儿打公共电话，她四处乱跑。当我得知，托儿补贴只给低收入的全职家庭时，二话不说放下电话，一手揪住了登梯爬高就要摔下来的多儿。现在，小二的托儿费是每天33加元，我家除了每月每个孩子55加元的牛奶金，再无其他政府补助。
早年，带着多儿在雪地里等公共汽车，说：“以后咱有了汽车，一定要把暖气开得大大的。”现在，小二总唱“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却从未坐过公共汽车。
来加拿大第一年，我们是个家；第二年，家里有了车；第三年，家里添了一辆车，多儿添了个妹妹。第四年，我们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房子。第五年，第六年，孩子长了，房子挤了，车子旧了，我和她爸老了一点。
多儿两岁半时，中国的家里一间屋半间炕，她只有手拿的，没有可以骑的，可以跑的玩具。她很快对书本感了兴趣。来加拿大前，多儿认得了60多个方块字，在幼儿园和家里学了无数儿歌。前几天，我翻出了一本多儿小时看的“国家教委推荐优秀幼儿读物”，像出土文物一样，皱皱吧吧的。小二说：“妈妈看！a little piggy，妈妈给二讲讲。”我念起了用透明胶粘着的儿歌：“小白猪，傻乎乎，跳进泥塘去洗澡，洗得脏，洗得黑，变成一只小臭猪。”念完了，我的眼睛也瞪得老大：“二啊，这可是种族歧视的大毒草啊。”以后，再也没把这本优秀读物拿出来过。
现在，小二有一本在图书馆借的图画书，里面写着：“It’s OK to be the last one.”，看得我又瞪起了眼：这不是叫人不求上进吗？不过，“ It’s OK to come from other places.”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在一片白色的棕色的脸里，我们黄色的脸没有人惊讶。
两个孩子都羞怯，要用很长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多儿在中国时，幼儿园老师曾当着孩子面对我说：“这孩子胆小，你们做家长的应该锻炼锻炼她。”我和她爸都是怕人怕事的人，听了这话，心如刀绞：父母是羊，孩子也没能生出虎的性格来。实在对不起。
大小孩子都有一个从睁眼到睡觉不能离身的东西。
多儿有个小毛毯“毛毛”，一直带了六年。刚上幼儿园时，没有一天不哭哑了嗓子。问起老师，说别人什么都不拿，就她个别。
那时，我一家人已经拿到了移民加拿大的登陆纸，我心里庆幸：生性敏感的女儿，可能要换一种生存环境了。
小二称她的枕巾为“my blankie”，一般情况不离手。她的幼儿园里，还有比她过之的，大而厚的毛毯拎来拎去，一个人怡然自得。我曾在多伦多动物园见过一个小猩猩，乐此不疲地玩着一个大纸盒子，像极了小二幼儿园的那个小朋友。
我来加拿大后看了一篇幼儿工作者的文章，说有的孩子在某阶段会特别贪恋一些睡觉时身边的东西，像毛毛熊，毛毯，枕巾等。这会给孩子安全感。尤其是从小独睡的一屋孩子。我才知道，身为幼教工作者，孩子的这点小心理应该是理解的。
多儿六岁时我才敢让她独自一屋。
多儿像她爸一样，喜欢躲在暗处看世界，而多次的presentation和卖巧克力等活动，使她渐渐放开了很多。这使吃杂食式的教育结果，润物细无声。
同样胆小，但喜欢与人隔着段儿距离显摆的我，如果小时候有这样当众讲演的环境，早就上蹿下跳的了。
多儿上一年级时，一二年级混在一起，老师说，她更适合于二年级的科目。她后来跟着二年级的同学升入了三年级。我告诉母亲，她很高兴：“多儿跳级啦！好好学学中国的数学课本，咱们争取再跳一级。”
现在多儿四年级，她既没频频获奖，也没获得冠军。她曾有过几次校长奖，老师在家长会上，悄悄对我说，校长奖是风水轮流转，每个人都会最终得到。但每一次奖状的分量，是在老师心里的。我明白了，多儿费劲巴力得到的“优秀论文校长奖”（Principal’s Award for excellent project），意义不小。
而多儿的“心眼”，比高她一头大她一岁的同学们还差点，我不想让她做“学业上的高人，行动上的矮子”。千万不能考天才班，或再跳级了。多儿正在学长笛和小提琴，长笛自己能鼓捣吹出加拿大国歌了，小提琴拉得比锯木头声好点。
她爸39 生日那天，多儿作了张贺卡，上面画着万里星空，写着：“you’re 39,and you’re out of this world！”可能是鼓励她爸大发展的意思吧。没人教她怎样画，她爸也没问她要过贺卡。
原来我不理解，为什么总说加拿大的孩子数学不好，缺乏纪律性，但加拿大却还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现在我明白点了。
多儿假如在中国，不会是个坏学生，但可能缺乏的是：自由思想，合作精神，平常心。肯定缺乏的是：手足情。
小二一生下来，就有幸有了姐姐做伴，或打打闹闹，或一起看姐姐的录像片《Science Show》，说话表情越来越像她姐。我想起了我弟弟小时候，别人说他“假姑娘”，就是因为有一阵子他是我的跟屁虫。
现在，小二别说认中国字，就连26个字母认全了，老师都说她“在学术上很擅长”（good at academic activities）。小二说My hair is black，我曾以为她说My hair is bad。不知道她说的是my lucky money还是my yucky money。口齿不清的她却会改编儿歌，像“摇到外婆桥，外婆给我ice cream。”
小二若生在中国，这个可能不是不存在，但她恐怕是高额计生罚款，高价学费，和被高度歧视的孩子。假设没有这“三高”，她可能就是个学习好的穷孩子。玩具，动手能力，可能和老师的笑脸一样稀罕。
我总是以我小时候的经验来衡量现在，但愿今天的中国不是我想的那样。
2000年前，为了我自己的面子，我和多儿说：“叫叔叔。”她不叫，我一脸窘相。
2005年，为了孩子能放松，我对小二说：“Say Hi.”她不说，我和对方笑笑。
像我的女儿们这样天生笔直的树，如果再紧盯着去砍那些刚一冒头的枝杈，孩子就更没什么创造力了。
中国适合强者拼搏，加拿大适合弱者存活。我相信，加拿大在未来的几十年，还会是我们喜爱的地方。
来加拿大这几年，小二从无到有，变化最大。多儿从不会讲英语到忘了中国字，变化也很大。她爸从英语不及格过到要用英语混饭吃，“进步“惊人。只有我，到了加拿大才知道自己英语差得远。不仅没觉着进步，到觉着退步了，或说退化了。
我和小二说：“等以后你长大了，你就会住到别的房子里，再也不和妈妈住一个屋里了。”结果是，孩子吓哭了。
和没有孩子的人说孩子的美妙，是否类似于和不满三岁的孩子说，她有男朋友的美妙。
我们在小二的头刚能挺起来时，就开始带着她和她姐，连同尿布奶瓶，“游”过离家一百公里外的多伦多，六百公里外的渥太华，一千公里外的纽约，两千公里外的美国中部。
对于那些四十岁体态妖娆的丁克女人们，我们胖乎乎的“大妈”身躯是为她们不齿的。关键是，我们得到了脂肪的同时，还得到了活蹦乱跳的孩子呢。
有位中国作家说：女人心中有一个铃，没响之前，年纪多大，她总是女孩子；开始响时，不管有没有孩子，她便有了做母亲的心。
拉着小女儿温润的小小手，大女儿瘦瘦的大小手，看着他们奔跑时随风飘舞的柔软发丝，我心中的铃就音乐般地响个不停。
（雅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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