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左右，京西宾馆门口，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们都被集中在这里等车。他们穿着刚换装的藏蓝色新法官制服，胸前别了一枚红色的小徽章，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仇祥林怀里抱着一袭镶嵌红条的黑底长袍，上了最高法院的车。他即将和车里的从全国各地星夜赶来的院长们一起，在他们的名字前增添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称号。仇祥林的称谓就会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二级大法官。当然这个二级大法官的新称号并不能使他们的行政级别得到晋升，也不会增加薪水。但是这叫与国际惯例接轨，好像这才算修成正果。说起今天的活动，大家纷纷用热情的言语赞颂最高法院的英明决定，认为这是国家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车由西向东上了长安街，新华门里幽深的庭院被高高的红墙锁住，中南海外郁郁葱葱的玉兰树下三五成群的便衣在路边溜达，几辆警车躲在荫凉处。坐在仇祥林旁边的东洲省法院王院长指着中南海说：“嘿，你们知道吗，昨天上午，老江就是在那儿穿着军装，亲自给肖老板颁发首席大法官证书的。”“可不是，又不是军队授衔仪式，老江穿什么军装呀。”有个院长也发现了这个细节。仇祥林突然想起自己在野战部队授大校军衔时庄严肃穆的气氛。他能理解江总书记为什么要穿军装的原因。毛主席说过：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就是告知天下，人民法院这杆枪必须要听党的话。
拐进正义路，车渐渐慢了下来。临街的槐树遮云蔽日，高大挺拔的梧桐在微风中树影婆娑。路东的北京市政府门口聚了一大群人，有些人蹲在路边，到近处一看，原来他们是一些国营企业下岗的职工，都穿着相似的工作服，愤怒凝聚在疲惫的脸上，撒落一地的白色纸板上写着“要工作” “要生存”的字样，许多持枪荷弹的警察分散在他们的周围。
车里有人好奇地向窗外张望，大多数人却不以为然。他们都说：这种事全国各地都有，不足为奇。很多国营企业都垮了，工厂被外资或私营企业吃掉，成千上万的职工丢了饭碗。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职工们汇集在党委门外要求见领导解决他们的困难，党委书记们说：你们不要受坏人的煽动，要保持稳定，应该去找政府主管部门。到了政府，市长县长们又说：现在是法制社会，你们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谁侵犯了你们的权力，你们就到法院去告谁。结果转了一圈工人们还是到了法院，像这样的事咱法院能处理吗？你还没开庭，政府领导的电话就来了，要求你要保护投资环境，市场经济就是要淘汰一些企业的，如果法院只保护工人，那么谁还敢来你这儿投资？你正准备宣判，党委的文件又来了，案子先停一停，要保持社会稳定，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案件必须慎重处理。如果工人们真的把党委大门堵了，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法院的领导必须承担政治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就撤你的职。法院被夹在中间，欲罢无能。大家说到这里都感到十分无奈。
进了最高法院的大门，刚刚竣工的审判大厅被高高的石阶藏在整个大楼的中间，他们拾级而上，大家不由自主地开始数这些台阶有多少层，计算着是不是比自己法院的台阶多。有的人说台阶建得太陡，不方便当事人上下，要是有人摔下去怎么办？有的人说要的就是这个样，又陡又高，显示出最高法院高不可攀的样子。有个自称知道内情的院长说实际上是因为最高法院没有多余的地皮，又不愿意挪到其他地方。天安门附近寸土寸金。只好紧着现有面积改建办公楼，所以看上去大楼十分紧凑。仇祥林认为这个理由可能最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