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黑社会化滥用暴力问题研讨会发言摘要(ZT)

中国政治与发展研究所


70 年代末，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国策，即：以经济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以极权政治运作保证政治稳定从而保证经济改革和发展。此后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确实有高速发展，但是这样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如邓小平之愿带来社会满意和政治稳定，而是导致许多问题和强烈的不满。而稳定越来越靠镇压来维持。近年来，镇压出现了新的动向：越来越以黑社会化运作暴力方式来制造恐怖和报复反抗者。这一动向，引起关注中国进步的人们的义愤和焦虑。


为唤起更强烈的公共关注并制止这一倾向，中国政治与发展研究所在 9 月22 日召开了"中国政府黑社会华滥用暴力问题研讨会， "邀请各方面专家研究和讨论中国政府黑社会化滥用暴力的现象、性质、原因、程度、后果、前景和出路。研讨会后，以下是专家观点摘要。


中国政治与行政研究所是一批海外中国学者创办的独立民间研究机构。其主要宗旨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发展面临的政治问题、条件和选择，并且在公共空间中发起和推动对这些重大课题的关注和辩论。研究所开展专题研究项目、定期举办专题研讨会和出版研究成果。这次研讨会是中国政治与发展研究所的第一场研讨会。




黑社会化滥用暴力是邓小平路线的必然结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 王军涛

最近，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中国政府大量使用黑社会手段对付异议人士的问题。然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根源却谈论得不多。我认为，这是源于邓小平的政治路线。

什么是邓小平的政治路线？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改革开放和四项原则这两个基本点促经济发展这个中心。在邓小平心中，其逻辑关系是，要发展经济就要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和发展会带来混乱，于是又要有铁腕维持稳定，这就是四项原则的现实政治意义。其实，邓小平对于四项原则没有兴趣；他说不争论是他的发明；他是实用主义地使用四项原则去镇压。

然而，在现实中，坚持一个铁腕极权政治，去保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就会导致腐败和社会不公。经济改革或者经济发展或两者加起来，都不必然导致腐败和社会不公，但是在一个极权政治条件下进行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就会导致腐败和社会不公，因为这时给权势者很大和很多的机会并且不受有效的制衡和挑战。

在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中，极权者运用暴力的方式不能不受到境外的挑战，公然使用暴力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于是采取黑社会化的方式就是一个简单有效和方便的选择。

这就是中国地方政府黑社会化滥用暴力的政治根源：经济改革提供了腐败的机会，极权政治又为暴力维压制不满维持权势者劫掠大众的秩序提共了机会，开放使得这种政治运作难以公开运作。

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产生的中国政府黑社会化滥用暴力倾向，不可能通过共产党的极权体制纠正，更不可能通过什么八荣八耻的德化教育解决，因为中国的执政者政治需要这样的方式去维持他们需要的稳定。

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政治路线，才能解决问题。这当然不是停止经济发展，俄于是停止经济改革，而是进行政治改革，改变极权政治制度及黑箱运作，使得人民可以参与决策，同时容许民众依法进行集体利益表达和抗争，鼓励专业人士帮助民众依法诉讼维护权益。严厉惩办违法滥用黑社会暴力的地方官员和警察。


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历史根源

历史学者 高文谦

现在人们在讨论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时，以为这是新近出现的问题。其实，这是不了解中共历史的缘故。中国政府今天这样大规模地滥用暴力，政府行为日益黑社会化其来有自。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往知来。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滥用暴力、黑社会化的历史文化基因。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是陈独秀先生领导的一个知识分子型政党，带有很浓的书生论政的味道。国共分裂后，经过血的祭奠，中共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型政党到占山为王的武装集团的转变。中共本来是仿效苏俄式建立的极权政党，主张暴力革命，内部有 "布尔塞维克铁的纪律"，对叛徒的惩处极为严厉，一切由老大（党的领袖和太上皇）说了算。这些特点与封建帮会并无二致。
除了苏俄式革命政党的基因外，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陈独秀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取而代之的毛泽东则是靠鼓吹湖南农民运动起家的，有着极强的痞子气和暴力化倾向。在毛的手中，把中共一步步改造成农民造反党。一部中共政治史充满了暴力、血腥和残杀，在"革命"的名义下，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举其荦荦大者，如强迫革命的 "烧杀政策"，在上海从事恐怖暗杀，包括顾顺章的灭门一案，遍及各苏区令人毛骨 悚然的的肃反斗争等等。中共建国后，整个中国都成了毛泽东残民以逞的实验场，饿殍无数，冤狱遍于国中，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未能幸免。
中国共产党靠暴力打下天下后，始终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当年中共在"革命 "的名义下，干过许多违反人性的事情。当乌托邦的理想褪色后，剩下的便是赤裸裸的不择手段，日益显露出其痞子化、流氓化和暴力化的本色。过去，人们对此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共产党只是为了一种崇高的理想而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手段。其实，在共产党的字典中从来就没有尊重人权内容。从政治文化的分类来看，那时中共的政治行为已经黑社会化了，采用的是黑社会流氓地痞的手段，其党文化也带有浓厚的黑社会化的印记。
当前，中共已经完全抛弃了当年的理想主义，沦为一个赤裸裸的特权利益集团，全部的作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垄断权力。然而，毕竟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它再也无法像毛泽东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要顾及自己的脸面和国际声誉，这便是当前中共执政者的尴尬所在，所谓"有贼心没贼胆"。于是，便"与时俱进"，在 "和谐社会""依法治国" 的招牌下，或指使黑道人物对大陆民众的维权活动进行暴力镇压，或公然采用流氓手段，对维权活动和异议人士栽赃陷害，贼喊捉贼。这便是当前中国政府行为日益黑社会化的症结所在。


从历史中探讨国家暴力的性质

哈佛大学东亚史博士候选人 王丹

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上对中共的国家暴力问题逐渐淡漠。一直到了"六四"，中共政权的暴力本质才再一次受到人们的注意。实际上，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不太遥远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国家暴力始终是中共统治的基础和维持统治的秘诀。
1950年代，共产党在大陆面临建立与巩固新的政权的挑战。如何完成这个任务，部分地取决于并且决定着政权的性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权采用了政治暴力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这就是大著名的 "红色恐怖"：土改，肃反，三反五反，胡风事件，反右运动等等。政治运动自从1949年之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而每次政治运动，带来的都是残酷的镇压以及社会恐惧心理的滋长。历史可以看到，恐惧的阴云逐渐积累，一直发展到了狂风暴雨的顶峰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一部国家暴力与社会恐惧相互交织的历史。离开"恐惧"这个词，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那个政权以及它带给中国政治生活的深远影响。
我现在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国家暴力的比较研究。今天不可能详细说明论文内容，但是结论是可以与各位分享的，那就是：政治暴力并不仅仅是极权制度的手段，更是它的本质。政治暴力的运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政权，更在于行使政权。已往我们都认为国家暴力只是维持统治的手段，但是对于中共这个通过暴力建立政权，并从列宁，斯大林那里得到很多指导的政党来说，暴力本身就是他们执政的一种方式，暴力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正如 Stephen Cowtois在《共产主义黑皮书》序言中所说："（共产国家）把镇压当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恐怖成了"继续革命"的内容，有了意识形态性。"。犹有甚者，中共通过暴力调动国家机器中非人性的部分，使得人性的恶的部分可以与恶性的制度相互配合，这成为了中共统治的秘诀。
极权制度为什么采用暴力手段？国家暴力是如何以及通过怎么的机制实施的？国家暴力背后的文化，历史与政治渊源是什么？暴力是极权制度的本质还是手段？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认真思考。
从统治者滥用黑社会式暴力看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 张伦

政治合法性的状况从来就是以受治者对统治者的权力的认可和服从程度为指标的。因此，暴力的公开滥用也从来都是政治合法性降低的标志。一九八九年的暴力镇压一方面显露出中共政权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也更加重了这种危机。作为缓解危机的手段，执政者以强化经济建设和适度让渡一些社会空间来缓解危机。问题是，在政治结构不做任何调整的状况下所作的这些措施，只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情境下起到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化，利用权力谋取暴利，国家向权贵阶层的政策倾斜等等都必然导致新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也就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握有的权力和权力的行使的不认可和不服从。统治者表面上要维持的公正和事实上服务于或受制于权贵阶层的状况，造成统治者和民众、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巨大紧张。为缓解这种紧张，在后极权时期，合法性日渐衰落的执政者一方面必然要标榜其权力的民意基础，加紧粉饰其权力，因此不能轻易动用暴力；另一方面又需要使用暴力维系统治，压制所有日渐增长的对其质疑的声音和力量。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的需要。黑社会式的暴力滥用便成为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现实的、方便的和应急式的选择。
这种状况真实揭示着权力的现实境况。不过，这种饮鸠止渴式的方式，不仅不能解决而且事实上只能进一步恶化合法性危机。解决之道，还是必须回归到制度建设、重建政权的合法性途径上来。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是在非法的使用暴力上借用"黑社会式"一词，但实际上，一般的黑社会只是非法使用暴力，并不一定滥用暴力，并且毕竟受到合法权力的制约和压制 ；令人担忧和愤怒的是，在中国，现在存在着这样的趋势：一些官员与黑社会相勾结或者扮演黑社会来使用非法的暴力，全面压制对其的批评和反抗，统治者对非法暴力的滥用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依赖并认为具有必要性和合法性。这不仅会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加深，也必将极大地伤害社会的道德基础，加深全社会的社会和道德危机。


法治化瓶颈导致公权黑化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博士侯选人 陈小平

政府权力黑社会化是公权黑化问题。公权黑化就是政府权力流氓化过程。我认为公权黑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法治化瓶颈问题。
第一，在当今中国， " 法治" 是中国政要颇为喜欢谈论的响亮口号之一。从1997 中共提出" 法治国家" ，1999 年" 法治" 入宪，到2004 年" 法治政府" 和" 社会主义宪政 " ，这套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性质截然不同的新型话语在给当今政要脸上贴金的同时，也导致了当今中国维权运动的空前高涨。
第二，维权，无论是个案还是群体性维权事件，在捍卫具体公民权利的同时，它还质疑、甚至挑战抽象的非正义的、有违宪嫌疑的法律规则；通过具体个案、群体性事件诉讼、请愿和对抽象法律提出违宪审查请愿以及违权领袖群的出现，维权运动进一步发展到对共产党权力结构、权力基础提出质疑、甚至挑战这一新阶段。
第三，劳教、劳改、专横逮捕、任意拘禁、超时拘押等一直是政府用来对付维权者的手段。虽然这些手段对付个体维权者得心应手，但对付群体性维权事件和这些年成长起来的维权领袖群体显然力不从心；通过所谓"" 合法" 和赤裸裸的非法方式对依照法律步步为营的维权者进行迫害，不仅使司法权因政治化而被玷污，也或明或暗受到越来越力求司法职业化的司法人员的抵制。可以说，当今中国司法系统受令迫害维权者而应支付的代价越来越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政府权力黑化开始出现。公权黑化根本上源于法治－维权－共产党权力之间的内在张力。维权见证了中国法治化的艰难，而公权黑化则说明当今中国法治化就是乌托邦化。


必须制止中共政府黑社会化的危险趋势

《北京之春》主编 胡平

著名维权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赵昕先生，曾在今年初赵紫阳去世期间，因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游行申请书，而被逮捕，随后取保候审被释放。不久前，他因送父母回老家，经允许离开北京，与父母一道参加四川省光大旅行社组织的九寨沟旅游团，于2005年11月17日晚，在茂县羌林大酒店遭一群来历不明的暴徒殴打致伤。暴徒们在施暴过程中，使用了钢管等凶器猛击赵昕头部，致使他头部缝了11针，右腿髌骨骨折。现场有旅行团的7名成员，但只有赵昕一人遭到殴打。据赵昕说，一辆奥迪车在出事前后，一直尾随他们旅游团。出事后，导游下车去询问奥迪车，车上人员向导游打听了赵昕的受伤情况，随后离去，不再尾随 。奥迪车是国安局最常见的公务用车之一。赵昕是著名的非暴力维权人士。他在遭受殴打时，一直未作抵抗。

最近一段时期，接二连三地发生国内的维权人士遭到所谓身份不明的暴徒的暴力伤害的事件。就在不久前的太石村事件中，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陪同两名律师和一名记者进村走访被关押村民，遭到多名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暴徒还试图制造车祸假象置艾晓明于死地；来自湖北地区的人大代表吕邦列也因协助太石村民维权活动而遭到暴徒殴打直至昏厥。

明眼人一下就可以看出，在上述事件中出现的所谓"身份不明"的暴徒，不是一般的土匪、流氓或黑社会，他们根本是地方政府雇佣的打手。例如太石村事件中的艾晓明女士，是中山大学很有知名度和受人尊重的教授，当她在互联网上把自己遭到暴徒袭击的事情公布后，她发现她的同事、朋友和学生竟然极少有人敢于站出来表示抗议或向她表示声援。媒体也对此保持沉默。可见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这伙暴徒是有来头的，否则大家不会害怕表达他们的愤慨。今天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无政府状态，也不是诸侯割据，在发生如此严重的殴打事件后，政府竟然置之不理。这就证明这些暴徒的后台就是政府自己，虽然这次唆使打手行凶的也许只是很低一级的地方政府，但是他们有恃无恐，说明其行为得到更上级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默许以致纵容。


我们知道，从"六四"开始，中共当局在出动军警暴力镇压民众时就已经是悍然不顾法律，但有时候由于实在师出无名，要动用正规镇压机制还是有很大的困难。尽管大多数人慑于中共淫威不敢公开抗议，但毕竟还有少数勇敢者坚持抗争。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猫鼠游戏中，异议人士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们大体上能够预计到他们采取何种行为会引起当局何种反应以及他们会面对何种后果，这样，他们就能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从而做到在有限的、可承受的风险之内进行有效的抗争。然而最近这一系列暴力事件，政府干脆幕后唆使打手直接对你施加人身伤害，这就是说，不论你拥有怎样安全的社会地位，也不论你在抗争中如何机智，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如何在现行法律下无懈可击，让当局抓不住你任何把柄，拿你无可奈何，但是只要政府看你不顺眼，它就可以直接动用黑社会式的暴力威胁你的生命。这就彻底打破了原来的游戏规则，变成赤裸裸的恐怖主义。如果我们听任中共这种做法得逞甚至发展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这里我们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密切关注这一系列暴力伤害事件，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包括向国际社会发出我们的声音，形成广泛的压力。我们必须提出严正要求，要让行凶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同时也要让那些蓄意封锁消息隐瞒真相包庇凶手及其后台的人付出应付的代价。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系列暴力伤害事件的发生，表明了中共政府正在走向黑社会化。这既表明了当局的残暴和凶狠，又表明了当局的无耻、虚弱与黔驴技穷。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制止这一危险的趋势。
上面讲到中共政权的黑社会化，主要是指政府公然不顾起码的法律程序，雇佣流氓和暴徒，有时甚至干脆由公安武警出面，直接对维权人士施加人身伤害，用黑社会式的暴力威胁你的生命。这是中共黑社会化的一种表现。中共的黑社会化还有另一种表现，那就是中共自己变得越来越象黑社会。

我们知道，黑社会是指在社会上暗中活动的犯罪集团。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其活动的非法性，黑社会的成员都知道他们的活动，按照现行法律是非法的，是犯罪的。黑社会要吸收新成员，首先就要求你去干一件犯罪的行为。黑社会中几乎没有无辜的人，你只要身在其中，你就必须和别人一道干坏事，否则你就无法在里面混下去，别人就要把你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你。


原福建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就是不甘心与同僚们同流合污，要揭发其他官员的腐败行为，到头来反而被别人扣上腐败的罪名。不久前，原四川犍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成都中级法院受审。同案犯之一是犍为县原 县长杨国友，杨国友在法庭上说，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才不得不受贿的，否则，自己将会受到党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田玉飞的打击报复，这是官场的"潜规则"。

在当今的中国官场，一个官员想洁身自好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你会被贪污受贿的大多数视为异类，不但工作上得不到应有的支持，还会受到排挤，乃至遭到报复，被人"整倒"。时至今日，中共统治集团已经堕落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贪污腐败集团，一个犯罪集团，已经成为一个黑社会。和其他黑社会一样，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一方面矛盾重重，彼此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互相火併。但是另一方面又显得非常"团结"，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贼船上，面对法律，面对广大人民，大家都是罪犯，不团结对外不行。早在十年前的反腐败小说《天怒》里，作者就通过书中一位贪官之口指明，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们享有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正如一位署名"凯子王"的网友所说：在历史上，确实有过不少专制国家自上而下进行改革获得成功，但是从未有过一个高度腐败的政权自动改革，还政于民的先例。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专制的、独裁的，那么其中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在依照这个政权所颁布的法律和政策进行工作并得到相应的待遇。一旦最高统治者要进行改革，改变原来的法律和政策，一般官员用不着担心自己会受到处罚，他们只要照新法律新政策办事就行了。他们可以把过去做的错事坏事推给先前的最高领导者，推给原来的法律和政策，推给旧体制，他们自己则可以免予被追究。因此他们不必担心改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顶多是使自己的利益受一些损失罢了，所以他们也不会拼命反对改革，不会拼命维护旧体制。毕竟，他们与旧制度还没有到生死与共的程度；与新制度也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但是一个彻底腐败的政权就不是这样了。因为腐败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法律被贪官的意志所架空。彻底腐败，意味着大部分官员都处在所谓无法无天的非法状态违法状态。即便按照现行的法律和政策，他们也是罪犯。虽然说现行体制为官员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但毕竟，腐败不腐败是个人的选择。你不能，起码是很难把自己的腐败罪过全都推给上级领导者，推给原来的法律和政策，推给旧体制。就象前面提到的那位原犍为县县长杨国友，杨国友说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才不得不受贿的。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是你毕竟还是犯了罪，你终究无法免于罪责。可以想象，一旦实行民主改革，还政于民，不要说再有什么新的，更公正廉明的法律，即便按过去的法律，大部分官员也很难避免因腐败问题而被清算。因此，他们和民主改革是根本敌对的。

我早先曾经指出：一般而言，政治清算要惩罚的人比较少，因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当局的决策，其它大小官员只是执行命令。经济问题就不同了。腐败不腐败毕竟是个人选择，而不是上级的命令。追究"六四"罪责，也许只需要对少量领导者实行惩罚；追究经济犯罪，免不了要对一大批官员问罪。这就是为什么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非但不再是促进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且还变成政治改革的阻力。所以，时至今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寄希望于统治集团的自身改革。时至今日，中国的民主转型更加离不开民间力量。如刘晓波所言，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正象刘晓波指出的那样，固然，权贵者们恐惧清算，因此千方百计地抗拒清算。但是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强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为底线"。应该说，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也最棘手的问题。

六四之后，经济改革非但不再是促进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且还变成政治改革的阻力。时至今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能寄希望于统治集团的自身改革。时至今日，中国的民主转型更加离不开民间力量。


中国社会整体上是个黑社会

《宪政中国网站》版主 易改

人与某一个群体有利益依存关系以及行为上的制约关系,这个人就很自然地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 .如果这个群体利益的取得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不符合公开, 公正程序,和个人行为规范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公认的契约制度.那么这个群体就是个黑社会群体 ,个人则就是黑社会成员.
基于上述论断,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社会则具有典型的整体性黑社会特征 .
中国社会整体的黑社会的利益结构和行为表现为:
从利益的取得和分配看,打家劫舍是中共积累财富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手段 .打土豪分天地.是中国社会几代人仍然记忆犹新的口号. 这个过程使所有的人变成无产者,此后所有个体利益的取得,必须依赖于这个社会控制体系的自上而下的计划分配 .这跟黑社会的利益取得及分配结构并无二至.暴力 ,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常规手段.
个体丧失独立的经济地位,因此丧失独立的人格 . 所有人的行为因受到这个集团的控制而出现盲目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先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 所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很显然,这个宪法 ,既是共产党控制这个社会的帮规.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 是非观念,行为准则多共产帮没有约束能力.个人崇拜是典型的帮会文化 .
从成员结构上看,中国共产党员是这个黑社会的骨干份子 .所有的党员,只要你效忠于党的利益,忠于上层帮主 ,则利益分配和权利享用就会有一定的保障,三心二意或者犯上做难则小命难保 . 这个集团的控制者实际上就是这个大黑社会的帮主.人民, 则是被这个黑社会盘剥的对象.
生存的需要使人们学会忍耐,屈从了暴力的淫威, 并逐步适应了中国的黑社会环境,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但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一部分人在中共恩威并施的手段下,患上了斯德歌尔摩综合症 ,对这个黑社会群体产生认同,甘愿享受这个利益集团的嗟来之食, 甚至是对这个黑社会集团感恩戴德. 这是令国际社会百思不得其解的.也是中国社会很难发生根本改变的主要原因 .
认识到这个残酷的社会结构,我们才有可能找到清理这个黑社会残渣的基本途径 .对于黑社会而言,当今潮流,放下尊严 ,融入其中同流合污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们有些人选择了逃避 .逃避当然也是一条出路.但只是为了逃避,还在这里讨论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 我们还应当力争改造这个社会，只有从政治上改变中国政治的极权特征，才能实现去黑社会化，建立正义的法治社会。


政府黑社会化现象反映了什么问题？

主编 吴仁华

政府黑社会化现象目前在中国非常普遍，深受其害的不仅仅是异议人士、具有政治化倾向的维权人士，还包括拆迁户、下岗职工、农民工、退伍军人、信仰者，就连律师、大学教师、新闻记者，也不能幸免。
古今中外，动用国家专政机器镇压民众，是专制政权的一个通例。就国家专政机器而言，没有比中国共产党政府更为强大的。而今，中国共产党政府却舍弃现成的、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而不用，采用黑社会式的暴力行为，不能不算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分析这个奇特的现象，我个人觉得有两点体会值得提出来与大家分享。
政府黑社会化现象首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尴尬的处境。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了树立新的形象，挽回民心，大肆鼓吹"依法治国 "、" 执政为民"、 "文明执法"，而当越来越多的各界民众依法行动起来，用各种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对专制体制和官僚体制造成强烈的冲击时，中国共产党政府根本不能依法处置这些依法维权的各界民众，只好便宜从事，采用非法的、黑社会的暴力手段予以镇压。用国家专政机器对付异议人士，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来讲，毕竟还有法理依据，而用国家专政机器对付依法维权的普通工农大众，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来讲，也无法找到任何法理依据。
其次，政府黑社会化现象反映了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的现状。从异议人士、知识分子、信仰者，到拆迁户、下岗职工、农民工、退伍军人，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到居住权、生存权，全都融入了维权运动之中，并形成了无可阻挡的洪流，对专制体制和官僚体制造成强大的冲击，使得当权者惊恐不已，不得不在动用传统的专政机器的同时，大量采用黑社会的暴力方式，不择手段地予以镇压。在当今的维权大军中，异议人士、知识分子、信仰者所占的比例并不多，更多的是拆迁户、下岗职工、农民工、退伍军人，他们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这正是让当权者寝食不安，让国家专政机器失效，不得不采用黑社会式的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
对于政府黑社会化现象，我们当然要予以强烈的谴责。不过，我们或许因此而对中国的前途更具信心，政府黑社会化现象毕竟是社会末世的景象，"冬天来临了，春天还会遥远吗？ "


政府黑社会化行为是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后障碍和对自由的威胁

《中国司法观察》 李进进

政府黑社会化行为指的是利用独裁政府自己都人为非法和见不得人的行为来控制和迫害人民的行为。比如，利用一些暴徒殴打那些主持正义的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赵昕先生被一群“暴徒”殴打，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陪同两名律师和一名记者进村走访被关押村民，遭到“多名身份不明的暴徒”袭击。还有就是栽赃陷害行为。这些行为为什么挂到政府的头上？这是因为受害人是异议份子，而政府又不做追究或调查“暴徒”，舆论报道又被政府所控制。
政府黑社会化行为是中国走向法治进程中的最后的障碍。这是因为，中国在走向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已经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政治动员，政治控制，行政和经济手段来达到控制人的手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点迁徙自由都没有。人不是被单位管住了就是被居委会管住了。你要出去搞政治活动，政府用不着找一帮“暴徒”来揍你。政府可以直收养或收容办法（行政手段，从来没有法律根据）来管住赵昕等“政治捣乱份子” 。现在收容审查制度在法律上已经取消了。同时虽然宪法法律还没有规定，但是人口的流动在现实中已经相当自由了。经济上人们也越来越不依赖单位了。中国现有的法律对人们的控制已经达不到过去那种控制的程度了。矛盾在于政府还要控制，特别是控制那些政治异议分子。
同时，中国政府在容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它不得不对自由世界有所承诺。世界的舆论也在监督中国政府的行为。邓小平提法制建设，胡景涛提宪制和法治。中国的法律制度也在某些方面进步。但是，法制的发展不能削弱和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最大的局限性。那么对于那些公开反对共产党的人和组织，中国现在还可以依据刑法中的颠覆政府罪来加以惩治。可是对于那些在共产党的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不利于共产党统治的行为，中国政府的确是来不出来好办法，只有靠“黑社会”来解决，不得不靠法律之外的暴力行为或见不得人的栽赃陷害来达到控制的目的。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的黑社会化行为是中国政府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反人类文明的行为，是对历史的倒退。它妨碍中国尽快走向文明和法制的进程。同时它是对自由和理性的威胁。因为在未来的自由民主的中国，我们也不允许任何政党和组织，派别，群体利用黑社会的行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际上，在政府支持或安排的的非法行为，我们现在称为“黑社会化行为”。如果是非政府的党派或团体或群体搞的黑社会行为，他们与恐怖主义已经相差不远了。所以我们要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记者：蔡楚) [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