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变
最近，中国学术期刊刊登的一篇研究军事通信史的文章对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C4I系统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参考资料。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军委三局在延安西部的一个山谷中建立了8个大型无线电通信站供军委使用，红军将这条山谷变为“红色电波之谷”。三局还建立了8个大型无线电通信网络，如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新闻及其他通信网络等。该局还为在延安的党、政或军事机关建立了内线电话网络，以及一条通往陕西、甘肃和宁夏地区的长途通信线路。毛泽东为通信部队题词“科学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解放后，中国领导层决定分别为党、政、军系统建立相互独立的通信系统，为此成立了原邮电部和隶属于中央军委的通信部，以及覆盖全国的通信网络，该网络包括一个公共通信网(国家通信网)和两个专用通信网(军用通信和铁路通信网)。上世纪50年代末，原邮电部建立了从北京延伸至南京、上海、东北和广州的长途通信线路，解放军也建立了独立的长途通信线路。在某些情况下，军用与民用线路并行，即采取直接把低碳钢丝钉在民用电话线杆上的做法。
1952年秋，朝鲜战争进入第二年，周恩来指示隶属于中央军委的总参及原邮电部，迅速为已部署于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建立通信线路，在“一切为了作战，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激励下，该工程于1953年4月20日完工。志愿军部队可直接通过无线电广播听到来自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声音。与此同时，3000名解放军通信战士和600名邮电系统职工建立了连接成都和拉萨的明线通信线路，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可直接指挥西南剿匪行动。
1969年，中国在与前苏联发生的边境冲突中，解放军C3I系统显现了脆弱性。当时，解放军位于前线的通信节点被苏军运用电子战成功实施了干扰，前沿部署部队与指挥部之间的通信联络经常被切断。孔从周将军在这次作战行动后向军委领导起草的报告中指出，在全面战争中，解放军所有的C3I装备都无法在敌常规和电子战攻击下生存。由此，中央领导要求解放军对C3I系统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有学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国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覆盖至军级单位的可靠C3I系统，这一努力涉及四项重大工程。其一是地下防护通信网络，该网通信线路总长53000公里，将北京与86%的省联系起来；其二是建立29个地下通信指挥中心，并通过总长14000公里的地下电缆和总长5000公里的水下电缆相互联接；其三，通过“将300条线路的现有地下电缆更换为载波通信线路”的方式，对国防通信系统的线路进行升级；其四，建立海上通信网络，如在海南岛建立极低频信号传输中心和解放军最大的信号和通信情报(SIGINT)中心。
在第二阶段(80年代)，中国成功地研制和利用了电子情报(ELINT)卫星，并发展了监视国际通信卫星的能力。在通信前沿地区铺设了三条战略性同轴通信电缆，分别连接北京与杭州(经由南京和上海)、北京与广州及成都/重庆与上海。在该阶段，通信安全性有所提高，解放军使用地下和水底电缆处理敏感信息。
在第三阶段(90年代)，解放军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建立战略性早期预警系统，并使该系统具备从远距离之外识别、探测和跟踪空中和太空目标的能力。集中克服解放军在卫星雷达、天基激光探测器、大型相控阵雷达、超视距雷达及机载预警系统等方面的不足。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领导层显然已认识到解放军通信系统严重滞后于中国呈爆炸式增长的民用通信系统。军委领导人指出，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军民分离的通信系统，应该走建立军民通用的通信系统的路子，以此满足平时和战时的需要。
目前状况
战略和政策 中国领导层一直关注解放军C4I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军委主席江泽民曾担任过电子工业部部长，他强调：“电子技术对经济建设和国防通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后，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军事电子技术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必须放在首位”。
此后10年间，解放军发展了其C4I系统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和政策。《解放军报》199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揭示了该政策的六项核心原则：(1)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变；(2)电缆向光缆转变；(3)机电交换向程控交换转变；(4)单一功能终端向多功能终端转变；(5)单任务网络向多任务网络转变；(6)人工操作向自动化和智能化网络管理转变。《解放军报》1993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内容更加具体，指出解放军正努力发展基于光缆线路、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的C4I系统。
到2000年，上述发展战略又增加了另一些改革原则，包括：(1)静态通信技术向移动通信技术转变；(2)陆基和空中通信技术向天基通信技术转变；(3)支援通信技术向指挥控制技术和信息战技术转变；(4)窄带通信网络向宽带通信网络转变；(5)地区或地区间通信网络向全球通信网络转变；(6)专用军事通信网络向专用和公用综合通信网络转变；(7)军用通信网络向军用信息网络转变。第七条原则展望了将传统通信网络与高性能计算机网络相融合的前景。
基础设施 新华社1997年发表的一篇内容较模糊的文章，将解放军的通信系统描述为由地下光缆网络系统、通信卫星、微波通信、短波无线电台站及自动化指挥系统组成的体系。《解放军报》在1995～199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描述了更为具体的内容，即解放军的C4I系统至少由四个主要网络系统组成：军用电话网络、保密电话网络，全军数据通信网络及“野战综合通信系统”。这种描述将前者加以综合，认为解放军的地下光缆通信网络、太空通信卫星、微波和短波通信设施等组成了军用电话网络、安全电话网络、全军数据通信网络及野战综合通信系统的基础设施。除全军数据通信网络外，与上述四个系统中的其他三个系统相关的信息很少。《解放军报》1995年的一篇文章介绍说，始建于1987年的全军数据通信网“担负着全军军用数据、图象、图表和文字信息的自动传输和交换……”。到1995年，解放军通信部门已培训出1000多名系统操作和维护技术人员，该系统覆盖了“驻中国大中城市及沿海地区的所有部队。”
在解放军发展其通信系统的努力中，中国西北地区及西藏显然是地理上的重点。1985年，原广电部和邮电部与总参合作，在拉萨建立了该市第一个卫星地面站。1989年，中央军委、解放军各总部和成都军区拨款数千万元建立了一个特别基金，帮助西藏边防部队改善通信基础设施。1990年，总参为西藏军区提供资金建造通信大楼和设备维修站，铺设总长1000公里的通信线缆。中央军委在此期间还帮助西藏建立了另外四座卫星地面站，分别位于果阿、亚东、察隅等地。1995年，西藏铺设了两条长途光纤通信线路，一条由拉萨至山南，另一条由拉萨至日喀则。西藏军区的卫星通信网络成功地通过了卫星网络测试及总参组织的验收。驻西藏部队由此可将卫星通信网络与全军卫星通信网络相联接。由此，西藏边防部队“能通过卫星或光纤线路向全军各部队拨打长途电话，指挥所现在可通过电报或电话向前沿哨所下达命令。”
光纤通信线路。解放军通信基础设施的重要发展之一是铺设光纤通信线路。从信息安全的角度考虑，光纤通信较之于老式通信技术，传输容量更大且速度更快(565兆/秒或更高)，不易腐蚀和受电磁干扰，由于其重量较轻和体积较小，因此既适用于机动性较强的战场指挥，也适用于位置相对固定的军事指挥机关，与此同时还能提供更高程度的作战安全性能。
解放军对光缆的兴趣始于1993年，原邮电部和总参通信部签署了合作建设总长10万公里的光缆线路的协议，以此构成中国长途光纤传输网络和干线的核心。到1995年，上述两部门已合作在19个省和自治区建成了总长1.5万公里的光缆线路。1999年，据官方消息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了10个以上大型光纤通信工程的建设。此外，解放军也在建设其专用光纤网络，该项目代号为“975通信干线工程”。据报道，这些网络能提供中央军事领导层与地方守备部队之间的联络。
组织结构和C4I努力
解放军的C4I系统现代化建设很可能由总参通信部具体组织实施，该部负责建立、操作和保护解放军的通信基础设施。1999年，原总参通信部部长袁邦根少将在《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他所领导部门的主要任务是通信网络建设、操作和安全防护。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总参通信部没有建立与美军类似部门相对应的组织机构，而是采取一种将美国政府多个部门的相关职能加以综合的组织方式。
据研究中国通信组织体制的专家芬克尔斯坦介绍，总参通信部的职能、任务和活动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发展、建设、操作和维护解放军分布于全国的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以及解放军的信息管理系统；与国家和省级地方管理部门合作，加强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军区和军分区及作战部队通信部门进行指导和监督；研究制定并向全军部队发布战略、战役和战术层次的作战通信原则；管理可能隶属于总参通信部的高技术通信研发机构；对隶属于总参通信部的战略通信部队(可能是机动和固定部署部队)进行作战和行政管理；可能与隶属于总参的其他部门(如军训部)一起，向全军通信系统的现役军官、士官和部队发布训练规章制度和标准；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提供紧急通信支援和帮助恢复民用通信。
芬克尔斯坦推测，总参通信部可能管辖着下述部队及拥有相应的职责：“(通信部门)可能管辖着大量下属机构和部队，其中既有固定部署的部队(如高频、微波、卫星通信、电话交换台甚至进行对流层散射通信联络的部队)，又包括机动部署的战略通信部队。这可能意味着总参通信部可能拥有站、库一级的维修和后勤部队，专门为通信装备及放置这些装备的建筑物提供维修、供给、维护、测试、校准等服务。如果有人了解这些部队的确切数量，那么不会对总参通信部直接控制数千名不属于各军区管辖的‘作战通信人员’的事实感到惊讶”。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它们将有力地证实总参通信部在制定解放军C4I系统发展政策和实施作战行动方面的核心领导地位。
与之相反，总参三部负责信号和通信情报(SIGINT)，监视外交、军事通信和外国公民在中国的国际通信。从公开信息来源无法了解总参三部在信息安全方面所起的真实作用，但该部所截获的任何从中国发出的国际通信信息都将呈交给相关信息安全部门。总参四部(电子对抗/雷达部)可能还与原邮电部一起实施全国范围内的无线频率管理。
总参还负责管理着下属的C4I系统相关研究机构。第54研究所长期以来一直是通信和监视技术的研究中心，该所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全数字化卫星通信地面站、第一个大型船载卫星通信地面站、第一个区域防空通信网络和第一种人工卫星监视设备等。第56研究所重点研制分布式和并行式计算机系统。据报道，第61研究所负责研制指挥自动化系统和C3I系统，并在1997年组织召开了国防信息现代化建设研讨会。第62研究所负责研制通信装备、计算机和指挥自动化设备。据报道，原位于南京的第63研究所(现已并入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正在实施微波研究。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CESEC)在解放军C4I建设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该公司隶属于总参通信部，其业务范围包括移动通信、电话线路安全、计算机网络、密码编制、微波、计算机应用及专用的军事C4I系统等。CESEC在很大程度上负责设计、融合和操作解放军的通信和计算机网络，它还负责研制应用软件，并与总参所属重点研究所进行密切合作，专门从事C4I系统、微波和密码编制等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CESEC及其所属机构与国外通信公司建立了密切联系，为中国采购高性能的信息安全设备提供了机会。
信息安全
近年来，解放军对信息安全很感兴趣。这种情况起初仅限于确保军事信息安全的范围，后来逐步扩展至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明显威胁的因素。自1999年以来，在关于中国引进信息技术硬件和软件是否会影响国家安全的争论中，解放军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军事出版物上出现了大量相关探讨文章，并反复论及已广为人知的事实，即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奔腾”计算机芯片及微软公司研制的“视窗”操作系统具有身份跟踪功能，这种商业数据可能会提供给“外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这种情况的发展令中国军方感到担忧，因为“解放军目前所使用的大部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都由国外进口，其中一些甚至来自台湾”。
概言之，这些文章强调的主题是：“使用外国高技术产品会对国家安全带来极大危险”，并建议发展中国自己的信息产业，以此作为惟一的“生存之路”。这些文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解放军报》2000年1月11日发表的题为《警惕信息殖民主义现象》的社论。该文强烈批评了那些通过“控制”信息技术对中国进行垄断性压榨的国家，并呼吁以国内替代品取代进口产品。该社论认为：“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信息系统，就不会有真正的国家独立自主”，并大胆地提出了 “军队应该将保卫国家信息系统安全作为新的职能”。
在解放军内部，对信息安全最为关心的是总参谋部，这主要是因为它对作战通信安全有着特殊的要求。在总参内部，信息安全由通信部负责。总参还拥有一些对这些部门提供科技支援的研究机构。虽然这些网络需要不同层次的安全防护，但总参通信部尤其注重对所控制的网络提供足够的防护。近期报道的对中国军用计算机网络的入侵事件更突显了该任务的重要性。作为信息安全的努力之一，公开信息来源已证实总参通信部负责审查和批准任何安装于军用通信网络的设备，包括交换机和计算机等，并至少颁布了五项与军用信息安全相关的国家标准，这些文件对军队各部队和单位使用的信息系统的安全等级作出了详细规定。
最近的一些官方消息来源指出，即使做出了这些努力，解放军的信息网络仍然“较为薄弱，缺乏安全性和作战能力，存在重计算机轻网络、重硬件轻软件、重分散式网络轻融合式网络、重固定网络轻机动网络、重网络轻数据库等现象，许多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
未来发展
可获得的公开信息来源一直在对解放军C4I系统的现代化建设进行预测。换言之，解放军将继续建设现代化程度更高的数字化、自动化、保密化、高速化、安全化和宽带化的基础设施。例如，广州军区计划从“十五计划”到2010年之间，建立具备移动连接功能并能提供综合性宽带服务的国防信息网络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