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回 入清华修徒演修经 游遵义骗子耍骗术
上回讲到刘邓两修在八大上合演了一出吹捧赫秃、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剧。接着便是国际国内一股反共妖风，滚滚而来。刘邓自以为气候大好，自然跳将出来。
五七年一月十二日，邓某跑到清华大学，对着一万多师生员工，口若悬河。他再三宣扬苏联阶级已经消灭了，说斯大林的错误是“阶级消灭后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社会主义胜利了，专政机器应该衰退了减弱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等等等等。完全充当了赫鲁晓夫的传声筒。
毛主席教导我们，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可是邓修却说，“美国为什么能在台湾胡搞？就因为我们没有导弹，没有原子弹。……帝国主义怕不怕我们呢？我看不怎么怕。”公然宣扬唯武器论，与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大唱反调。
本来，在工业管理上，苏联的“一长制”和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都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邓某仍然在报告中为之涂脂抹粉，说什么“不要把‘一长制’说成绝对的坏或绝对的好，也不要把‘工人委员会’说成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还“告诫”我们：“不要吹牛，……不要企图到处去贩卖自己的经验，说我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你们的不是。”可见在邓某看来，马列主义并不香，修正主义也不臭。
邓修还无耻地鼓吹“慢点好”的右派言论，恶毒地说什么“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也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却稳当。”公然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往后拉。
读者一定还记得，正是1956一1957年间，因为赫修大反斯大林，导致波、匈等一系列严重事件，从而造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望一度下降。只有我们党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了马列主义原则，捍卫了大方向，成为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可是邓修在这次报告中却评论道：“中国党发言有一定的力量，没有其它本事，因为有六亿人民。”可恶的是他竟然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赫秃子说中国只有六亿个“肉弹”，恐怕还是从邓某处来的呢！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邓大肆宣扬赫氏的“和平竞赛”，说什么“我们是‘黄河为界’，西边到易北河，东边到三八线，我们搞好这一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竞赛吧！”这与全国解放前夕的“南北朝论”何其相似乃尔！
短短几个月，邓某在各种场合下类似的言论还很多，不胜枚举。
曾几何时，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邓某始而惊惶失措噤若寒蝉，继而和刘少奇等狼狈为奸，且战且逃，总算勉强又混过了一关，暂时隐蔽一下，待得气候适宜，再作复辟打算。
以前已有交代，邓某年轻时就是个浪荡公子。一味追求吃喝玩乐。第二回还说过他在长征途中的颓废生活，潦草作风。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也依然对正经事漫不经心。吃喝打牌，从不间断。稍后，他在西南当土皇帝时，峨眉山则是其避暑胜地。入京后，每年定必“出巡”一两次，以至两三次。冬则南奔，夏则北游，甚有规律。
且说当下已是一九五八年。在五七年反右的基础上，全国人民意气风发，高举三面红旗，夜以继日，全力奋战。在如此动人的日子里，好游的总书记当然是闲不住的了，因此活动也倍加频繁。中央四月在成都开会，他二月份就提前去西南，在云南赶上了‘三月三”佳节。会议完毕，正值春去夏来，于是经天津奔东北。在那里，参观了小丰满的景色，哈尔滨的大桥，长春的皇宫和金库，旅大的木乃伊，……。从东北回到北京，已是十一月，于是挂了个“视察”大炼钢铁之名，由杨尚昆陪同，又一次去西南。由于川滇一带在春天已经游过，这次的重点是贵州。
读者也知道，四川是他老家，云南有他丈人，常去着点是有缘故的。唯独贵州，他去干什么呢？长征时，他走过，现在何必远途跋涉旧地重游呢，关键就在长征这段历史上。正是：
业不务正，已留臭事多桩；
无中充有，再演丑剧一场。
却说一九三五年，红军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第一、三、五军团的政委，第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以及第五军团的总政主任和参谋长，共计十八人。当时的宣传干事邓小平，压根儿就沾不上边。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邓某人这次却是专为“雕塑”这段历史面来贵州的。但见他专车直奔遵义，马上驾临遵义纪念馆。工作人员闻讯，早在馆前等候多时。邓小平、杨尚昆、李井泉一行人下得轿车，鱼贯入馆。
在一楼的陈列室里，当年与会者十八人的照片十分显目。邓小平顿时把脸一沉，别人却猜不透他有何心事。楼下匆匆看过，便上得楼来。楼上是当年的会议室，陈设朴素大方，会议桌上摆有十八套茶具，四周是十八张椅子。本来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可邓某那厮却装出一付假行家的模样，煞有介事地说：“晤，是的，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接着就指指点点，一会儿说这儿布置宽了，一会儿说那儿布置窄了。大家也莫名其妙，为什么他知道得那么详细。后来还是他自己点破了题，指着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说，“开会时我就坐在那里。”这一句话分量可不轻，顿时把纪念馆负责人吓得手足无措，遍体流汗，心想：“我这回把总书记从遵义会议上除了名，怕要十杀不赦了。”幸好邓某这天特别“宽宏大量”，全不介意，并且还颇有讨好的味道。气氛总算不致于太紧张。
邓某等人走后，自有一些御用文人为之鼓噪。有一个叫肖×的写了一篇《邓小平同志在遵义》的奇文，在贵州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大登特登，既捧了邓修，又捞了名利。文中说什么：“遵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遵义会议的客人。今天这愿望实现了。……”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少不免操劳一番，到处搜集邓小平参加会议的旁证材料。然而所有线索都一一落空。据陈昌奉的回忆，遵义会议期间，他根本没见过邓小平。无可奈何之下，纪念馆一再要求杨尚昆帮个忙，证明一下，以便早日修改陈列。这事对杨某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难题。要知道尚昆怎么证明，请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