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稍留心一下新闻媒体，就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某大学毕业生回到村里当村官。大学毕业生当擦鞋工。大学毕业生摆水果摊。大学毕业生求职， 500 元月薪就可以就职上岗 ------
奇了怪了！中国的教育难道已经普及到大专？中国的大学生难道已经过剩到可以去当村官、擦鞋工、卖水果？一个大学生的价值难道只略高于上海的一个下岗职工？
我不是说大学生不能当村官，不能去擦鞋、卖水果。但是我认为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目的绝对不在于此，就大学生本身而言，至少也是学非所用，不能人尽其才。
事实是，当今的中国，已经不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宣传邢燕子、侯隽回乡务农的时代。一个 13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同龄人中的大学生比例仍然是少数。在一些技术性行业当中，整体的文化水平仍然偏低。在中国建设四化的大潮中，需要大量的大学生该是不争的事实。
按理说，我们的大学生该是供不应求，可是却偏偏出现上述现象，而且大学生毕业后求职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于是出现了一个怪圈：一边是人才奇缺，一边是人才浪费。
人才的浪费，暴露了中国教育的弊端——学历的普遍虚高，而对虚高的惩罚便是文凭的贬值。纵观中国人才市场的现状，不能不使我们对教育改革的成果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扫描之一：从八十年代初到现在，中国新建立的官办、民办大学数以千计；理工科大学设立的文学院数以百计；加上各类走读的、函授的、刊授的大专院校，中国的大专院校数量恐怕逾万。然而这么多的学校加上扩招，每年还有相当比例的高中毕业生进不了大学。
扫描之二：每年招生的录取分数线是个硬指标，全国性的重点大学是一个指标，各省市的大学又是一个指标。地区性的政策，出现了低分进重点、高分进普通的现象。比如北京学生进清华北大是 580 分，外省市的就得 620 分。由此江浙福建许多学得好的莘莘学子被挡在录取分数线外，而在上海则出现倒三角的录取，即市属大专录取分数线高于外地的大学录取分数线。
扫描之三：以前，教师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然而学校进入市场经济、知识成了商品后，教师成了“知识推销商”，一切都以金钱为交易。都说官场上有卖官买官，其实在大学里又何尚不是卖文凭买文凭，卖学位买学位。如今的硕士博士到底有多少真才实学？写出了多少高质量的论文？有多少学术成果？如果不是，那么这些硕士博士学位又有多少含金量？
扫描之四：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到底是怎么学习的呢？换句话说究竟有多少人在发奋学习呢？看看大学四周空余的民宅成为大学生的鸳鸯居，看看那些沦落为“小姐”的女大学生，听听那些在课堂上不断鸣叫的呼机声，就可以测算有多少人在学习。想读书的人没书读，有书读的人不好好读，这就是冷酷的事实。如此，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究竟有多少是合格的人才不得而知。
扫描之五：在每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中，有多少是关系户的子女，有多少是领导的子女或者是领导钦点的需要照顾的子女，还有多少是教职员工的子女？如此多的关系学生和近亲繁殖的学生，把一部分本该可以入学的优秀学生关在了门外。我的一位在名牌大学担任校长的朋友说，如今是社会办学，我们要和各界打交道，有些人有些部门得罪不起，得罪了很多事情不好办。
扫描之六：我曾在北京和天津的几所大学招聘应届毕业生，待聘的学生多数表示，外地不去，落后偏僻的地方不去，艰苦的地方不去，民营企业不去，军队基层单位不去，月薪低于 2000 元的单位不去。还有的表示可以先去试试，不行再跳槽。而用人单位的选择标准却是没有事业心的不要，没有真才实学的不要，不能吃苦的不要，不安心工作的不要。这种双向选择中的尖锐矛盾，是目前不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重要原因。
扫描之七：人才流动是好事，但是现在的人才都流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以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特区，很少流到待开发的三北地区。一边是人才积压，一边却是人才奇缺。外企、合资企业是毕业生最向往的地方，往往是一个职位千人竞争。尽管是独木桥，希望渺小，但仍是蜂拥而上。
有人问，中国为什么拿不了诺贝尔奖，看看教育界的现状不难找到答案。因此我认为：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真正改革成功了，那么人才就会大量涌现，中国跻身发达国家就指日可待，问鼎诺贝尔奖也就大有希望了。
中国的教育确实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如阁老所说，我们的学术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着。当学术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的时候，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就伤失了。学者丁学良尖锐地指出：“由于大学招聘和晋升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学生和教员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特别在大学里，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的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春风得意、四处横行。”
如今的大学里最缺乏的是基本的人文熏陶，我们的大学成了一个流水线一般的“职业训练所”，大学的理想早已泯灭了。有许多学者抱着“随大流”的心态 — 既然大家都如此，我也只好随波逐流了；既然“傍官僚”和“傍大款”成为学界的风尚，我又何必固守清贫和清高呢？然而，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官和商唱主角，而不给文化以一定的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也很难走出一条健康和平衡的道路。所以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学者都应当保持自己的学术良知，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作为学者，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当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没有独立的人格，则不配称作“学者”；没有反抗世俗观念的勇气，则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可惜我们再也见不到像汤因比那样的历史学家了，他曾经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这一伦理上的原则，而不得不辞掉了大学里优厚的职位。
我非常赞同纽约州立大学前校长/前美国联邦教育署长博耶提出的学术范式，确认学术包括相互联系的四个基本方面 ——
首先是探究的学术，大学应当通过科学研究来发展新的知识，拓展人类的知识领域。
其次是整合的学术，把科学发展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促进更多的跨学科交流和对话、发挥几个不同的相邻学科的综合优势，是当前学术界的一种急迫的需要。
第三是传播知识的学术，从事研究和出版著作，就意味着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教给别人。为了确保学术之火不断燃烧，学术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交流，而且要与教室里的未来学者进行交流。
第四是应用知识的学术，即便是最形而上的哲学和宗教也可以通过知识的应用而变成个人的内在的洞察力。
博耶还指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准备，而且要使他们过一种有尊严和意义的生活；不仅是生成新的知识，而且要把知识用来为人类服务；不仅是学习和研究管理，而且培养能够增进社会公益的公民。”
学者汉德林也指出：“学术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学术自身的名词术语，而是取决于它对世界和世界的服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怎样才能重建学术的尊严、找回学术的使命，是每一个有志于学术的青年所必须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教育现在是弊病丛生，谈起来让人心痛不已。原来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听人讲老师是：人类灵魂的摧残师。中小学教育以升学率为目标，孩子学习不堪重负，而学的内容却极端僵化，基本上学习就是受折磨。
大专教育只讲钱，老师教书不用心，学生学不到真本事，混日子的不少。学生比以前多了是不假，可质量却不敢恭维。有做企业的朋友说，应届毕业生基本上没法用，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会。
教育产业化不知道是谁搞出来的，结果是富人受教育的机会远远高过穷人，穷孩子就是在努力也没有什么前途，这样的世界极为不公，长此以往后果很可怕。社会和谐的关键在于机会的相对平等，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才不至于走上与社会对立面。
转一篇文章的一部分，分析得不错。吴琦幸：《美国教育没有完全产业化 而是劫富济贫》 “...全民义务教育的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全世界都在实行公民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美国的义务教育是到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之后也有一种社区学院制度，几乎是免费教育，一个学期只要交几十元上百元，而每招收一个学生，州政府将要向社区学院提供几千元的教育经费。因此只要你愿意，美国提供给国民是全程义务教育。即便进了正规的大学包括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只要学校方面根据他们的标准将你录取，你即便是一个无法负担学费的贫困学生，学校不会就此不管，他们将会利用学校的各种奖学金、助学金、勤工俭学、减免学杂费、联邦政府无息贷款以及为教授当助手等等财政补助方式，来让符合标准的学生得以进入大学。只要录取，大学的目标是不让一个愿意进入本校的学生流失。
当然对于够得上条件付学费的学生家庭，校方从来不会客气，不给一点点资助，让他们的家长付出全额的学费。学费年年在涨，学生的眼光还是盯着那些好学校。当然公立大学本身就是为本州的居民谋教育福利的，学费没有这么高，本州的好学生减免学费比较容易。加州大学的学费在1万美元左右。南加大(USC)这所加州著名的私立大学学费已经涨到将近3万美元一年，年收入超过五六万美元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得付全额，收入低于1.5万美元标准的家庭则可以全部免费，你说这种“劫富济贫”的教育制度好不好？但不管怎么样，最后是贫富人家的好学生都获得了平等教育的机会。”
对比一下，中国的教育现在病得不轻。极端短视的行为，搞经济，经济不能持续发展；用来搞教育，受害的是国家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