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欢与雄气：读苏轼黄州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尽人皆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名句，这首词是苏轼一生文学创作的代表作，这是常识，人所共知。这里要提醒的仅仅是，这首词作于黄州。
苏轼一生，数遭迁谪，其中贬谪黄州的近五年间，正当他进入壮年时期，思想上和文学创作都已成熟，尤其是他的词，这一时期不但数量多，而且完全形成了他个人的风格，这就使后来的研究者不能不予黄州词加以特别的注意。
黄州词并不难懂，但要彻底了解，则须对苏轼那一时期的生活和思想有所认识。
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79年)迁黄，迁黄的原因是有名的“乌台诗案”。
所谓“乌台诗案”，简单说来，是御史李定、舒耋、何正臣等人，摘出苏轼诗文中一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讪谤新法(王安石新法)，加以弹劾，逮捕入狱，几遭死刑，后因神宗亲自裁决，认为他无谋反之心，才得以出狱，贬往黄州，降低官位，充团练副使，并不准擅离该地，亦无权签署公文，实际上是“监督使用”，以使其“改过自新”。
“乌台诗案”之时，苏轼四十三岁。在此之前，他虽不满王安石新法，曾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贬往杭州任通判，但任期满后，就升任密州太守。这段时间，以苏轼之才而言，虽非得志，但也不失为地方高级官员之位。在这段时间中，苏轼的诗文，笔墨所及，常有对权贵的强烈讽刺，亦有对民生多艰的同
情和叹息，总的来说，还保持着他青年时代的奔放和热情。但在“乌台诗案”之后，他整个的生活有了急剧的变化，思想上，也由原来较单一的儒家色彩，转变为儒、释、道合一的纷繁色彩，诗词的内容也趋深化，风格也成熟了。
元丰三年二月初一，苏轼只身到黄州，由于家眷未到，他暂住小寺定慧院，在此，他写下有名的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接，寂寞沙洲冷。
了解苏轼黄州遭遇的读者，很容易从中体会死里逃生，心有余悸的情绪，那一“惊”字，简直就是对“乌台诗案”及到黄初期的心理描述。然而后世竟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情爱词，是为一个女子而作，究其错误的原因，就是不了解苏轼的黄州经历。这首词，是苏轼整个文学创作中情调最低沉的一篇，其中虽不乏刚硬，但它既无前此的高亢，也不同后此的雄放。作者是在沉思，沉思既往，更沉思目前。
正如他在《安国寺记》里说：“余二月至黄，馆初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
他在给老朋友，官居参政谏议执事的章惇信中说：“……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份，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
在《答李端叔书》中，他对他从前的幕僚更为详细地检讨既往：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饶饶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谗说得失，此正科制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苏轼的反省，是为了求得思想的新路。他求得一条什么样的新路呢?求得了佛与道的新路。在给章惇的信中，他说：“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此外，在他给王巩的信里，他提出对道家修炼的看法：“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亲服数两，甚觉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来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腹脐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某观之，唯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气流行体中，痒痛安
能近人也”。
此外，他与弟子由、与友人张方平的书信中，也大篇谈到修炼方法。以后，还写过《养生论》，以及炼制外丹的札记《阳丹》、《阴丹》等。
苏轼在黄州所寻求到的这条思想新路，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失意士人所走过的老路。所不同者，苏轼以前的儒家思想过于浓烈，如果没有“乌台诗案”和在黄州的艰难生活，象他这样的人，是轻易不会走上释道之路的。而当他找到释道的思想方法之后，他也并未完全放弃原有的儒家思想，而是把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他所谓的“蜀学”。而这“蜀学”，也就是苏轼在黄州及其以后生涯的精神支柱。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概而言之，一是贫穷；二是自耕；三是游览；四是交友。下面分别简述。
黄州即今日之湖北黄岗，处汉口下游，苏轼当年入黄，眼见十分贫穷。他在给章悔的信中说：“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现寓僧舍，布衣蔬饮，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
写这封信时，他的妻儿还住在弟弟子由处。同年五月，家眷到黄，有妻妾各一，大儿迨十二岁，小儿过才十岁，合家住临臬驿亭，生计更为困难。他给秦观的信中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得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日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乃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
生活如此困难，于是，到黄之次年，苏轼开始务农。由于数十亩农田在东坡，他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在“东坡八首”小序里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
在和友人孔平仲的诗里，他写道：去年东坡抢瓦砾， 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 日炙风吹面如墨。
苏轼出生在富有之家，从小不习农活，少年读书，青年入第，接着是官宦生活，突然之间必须躬耕垄亩，以此养家，且年已四十五，其劳苦之状，可以想见。比之于自幼习农的陶渊明，东坡的务农，困难更大，而他也以陶潜自况。在一首诗中，他认为陶渊明是他的前身。在他近五年后离黄州赴汝州时，又再次想到陶潜，作词《满庭芳》：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入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归去来兮，陶潜有家可归，东坡归何处?宦途跋涉，身不由己，东坡的境况实不如陶潜。他得出结论：“人生底事，来往如梭”。既然已经看透，所以能“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如此情怀，确然已超越他黄州以前的所有诗词，而为后世所仰慕不已。
苏轼在艰难的生活中立住脚，从辛苦的农业劳动中寻到乐趣，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已大不容易，更其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农夫，他仍然葆有诗人的情趣，有大诗人的法眼。他利用空闲，游览黄州及周围的山水，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名篇：前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游沙湖》。人们读这些篇章，了解到诗人能游览的山水，范围是多么窄小，但同时又感到，一切简陋的山川风物，在东坡的眼中，无不充满一种神奇的生机，无不
洋溢着一种深沉而阔远的灵异之光。文章如是，词也如是。一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使千古后人为之惊诧、叹服，那回肠荡气的声音，使无数后人感慨万千。作于黄州的这首《念奴娇》，是苏轼黄州词的代表作，也是他词作的最高成就，它标志着唐宋词作中一个崭新的流派的成功、成熟。
黄州是一眼井，但苏轼的精神能超越这井，他能游心于万物。他的心是北溟之鱼，能化为鹏，能飞到南海。有一回，苏轼相田回家，得了臂肿病，便到麻桥庞安常处求医。庞是聋子，但医道高明，仅一针便治好了苏轼的病。于是，两人便一起游览了附近的清泉寺。苏轼作《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从词中可以看到，这一带风景并不出色，然而词意却出色。整首词给人一种洗尽凡尘之感，而人的无限的生命力在其中跃动。
苏轼在黄，曾说：“自喜渐不为人识”。仿佛一位隐者。他曾为黄州隐士方某作《方山子传》，那意思大约以方山子自况，实在说来，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文人，此时的处境确是可称隐居了。然而，即使是隐居中的苏轼，仍然有许多人与他交往。除了与他书信往来者外，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常送酒食给他，或邀他到家宴饮。大山水画家米芾，时年二十二，也到雪堂认识东坡，并与之纵论书画。故人马梦得(正卿)为他弄到田地。同乡巢谷从家乡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邻人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陈谴等人常与之往
还。一个据说有一百二十岁的道士，也是苏家常客。诗僧参寥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这些人物，在苏轼的书信、札记、诗文里都有反映。
身处逆境，为何还有这么多人与他来往，甚至追随于他呢?仰慕他的文名，这固然是极重要的原因，但更内在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苏轼本人就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他到黄以后，参禅炼功、种田养家，确有宁静淡泊的一面，但这淡泊，远不似陶潜。陶潜的整个身心都进入了他自创的桃花园的境界，他身上没有士夫习气，他纯然是一个农民诗人。而苏轼则不同，他有浓厚的士夫习气，他的诗词里常讲出世出世，这就说明他不能忘世，他只是想忘世，但总忘不了。即使在黄州，身为农夫，他仍然是个士夫诗人，这就叫烙印，洗不掉的。
为什么后世的士夫文人多谈苏轼，而较少谈陶潜，就因为苏轼的心态和他们更贴近，而陶潜则离得太远。
苏轼黄州词，计约五十首，占他毕生作词数四分之一，数量可观。据朱孝臧《东坡乐府》编年，东坡最早的词为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时年三十五。入黄时四十四岁，则入黄前作词共九年。九年间，先作小令，皆不外乎游宴酬赠，词名未著；后赴密州、徐州，此时多长调，初显豪放特色。有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但若把这些代表作与黄州词作一比较，则明显看出黄州词的风格已经变化。下面，先录《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
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邓。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 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此词，一反柳永风格，确然豪放无比。在《与鲜于子骏简》中，他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首词，被后世的词学家目为苏轼第一首豪放词。谓其豪放，未必不
妥，然而大喊大叫，直泻无余，气冲斗牛，殊无韵味，实非上乘之作。若比之于《念奴娇》 (大江东去)那种江山阔大，谈笑风生，有雄奇又有柔美，有推许又有叹婉，既言如画又言如梦，能直泻又能曲折的思维方式和运笔的技巧，则高下立判矣，前者稚嫩而后者老辣无比。这得力于什么?得力于苏轼在黄州的反省，得力于他在黄州的全部生活。
对东坡词的流派特色，历来有几种意见：有以为“豪放”者(曾随)；有以为“清丽舒徐”者(张炎)；有以为“韶秀”者(周济)；有以为“清雄”者(王鹏运)；有以为“刚健含婀娜”者(今人吴熊和)等等。这里，无必要亦无能力对全部苏词作评语，我只想说，如果把苏词分阶段研究，则其每一阶段的特色就
较易把握。让我说，黄州词的特点是清雄。清，就是“清凉国”(《念奴娇·中秋》)的清；“清凉老汗(《洞仙歌》)的清，就是“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的清。“雄”，就是“雄恣英发”(《念奴娇·大江东去》)的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