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爱上了一座爱神Aphrodite的雕像，并为之魂不守舍。女神被其真诚的爱所感动，就让那美女雕像活了起来。大文豪肖伯纳根据这一神话创作了话剧《皮格马利翁》，剧中的皮格马利翁是个语言学教授，他把一个操伦敦土话的卖花女培养成了温文尔雅的上流淑女，最后也爱上了她。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R. Rosenthal和L. Jacobson 也借用了“皮格马利翁”这一神话的寓意，主张向教师提供一些假设的信息，表明某些学生具有更大的潜力，哪些学生会有更大的进步等等。实验证明，课堂中的皮格马利翁——教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产生了神话般的效果。实验组学生的成就发展比比较组有显著的提高，这便是皮格马利翁效应。 前文已经说过，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与成就遵循一个类似正态的分布。“皮格马利翁”效应可以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但是却不能超越自身的局限。但是，这个效应的反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教师或学校，对某一学生做出了负面的判断或期望，那该生是很难再发挥应有的表现了。可谓“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国内的学校过早的或根本上不当地把学生分成了好学生，差学生甚至坏学生。校内分了班，好班差班，文科理科等等；学校也有市／区重点，省重点，甚至有全国重点。这种分级做法先不谈其“政治上的正确性”，单从教育原理上讲便是错误的。 首先，真正的天才不用特殊对待，广阔天地，自有他们显身手的地方（李云迪并未师从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名教授）。而那些仅凭一次考试侥幸过关的，便成了拔苗助长的牺牲品了。因为这些学生一定都有某些方面的特长和爱好，可一但被告知，“你是一位未来的数学家”“你一定会获得物理奥林匹克奖”，这些学生就会牺牲他们的专长而进入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境地。那些差班或非重点学校的学生就更惨了，他们已被贴上了“不可救药”的标签，或是破罐子破摔，或是自我怀疑，求师无门。 笔者读大学时班上有几位上海外语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刚进校时的外语水平着实让其他同学刮目相看，可是到了二年级就被不少同学抛在了后面。主要因素就是他们被过早地贴上了外语人才的标签，从而忽略了综合素质的发展。由此可见，在青少年时期就被人为地分成文科理科，外语体育，重点生非重点生，对于人的身心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中国的体育为什么老上不去，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为什么不如别人？这可能不仅仅是身体素质和训练技巧的问题吧。全国各地的少年体校若是还在培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的“运动员”，那还是关门大吉为好。拜托了！ 这里有一个正面的例子。著名的电视台主持人王刚，小时候是个十足的“坏” 孩子。由于过份顽皮，屡教不改，被老师变相开除了。在逃学的百无聊赖的日子里，王刚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了一个孩子对毛主席的忠诚，还夹了两幅画和一张照片。不久后的一天，老师让他到学校去一趟。他见了班主任，班主任朝他笑；见了校长，校长也朝他笑。校长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袋，上面写道：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某某小学四年级２班王刚小朋友收，下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信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办写来的，信中写道，“王刚小朋友：你６月２４日写给毛主席的信还有图画和照片都收到了，谢谢你，今寄去毛主席照片一张，请留作纪念。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日期是１９５９年７月３日。从此，各种赞誉接踵而至：王刚是个挺好的孩子，他只是淘了一点，淘的学生都有出息嘛。接着区教育局、市教育局也都来了，说这不仅是学校的光荣，也是区、全市中学生的光荣。后来学校的一个老师编了一个两幕的话剧，叫《他转变了》，由王刚自己演自己。这是他第一次登台演话剧。从此以后，王刚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好学生，非常的好。这封信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这简直是一个经典的皮格马利翁效应。试想，如果王刚生在今天，如果他的艺术才华没能被发现和培养，他要么会落入社会的底层，要么被迫去学对他来说枯燥无味的数理化，最终也将默默无闻。 皮格马利翁效应虽然有神话的色彩，却并不神秘。它并不是提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是尊重客观规律，发现并让学生充份发挥自己的潜能。“素质教育” 的关键也在此，对于青少年时期的学生，应该是“广种薄收”，不分班，不分科，甚至大学的一，二年级也不分专业。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显示自身的才干，发挥其特长。 另外，艺术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一门必修课。听过扬振宁先生关于“物理与美” 的报告的朋友一定会有所体会。一个真正的科学大家，不可能只是局限在某个狭窄的领域，他必然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能将各类知识融于一体，对人生，对自然，对美，对哲学都有“顿悟”的“全才”。傅雷若只懂ＡＢＣ，那他绝翻译不出《约翰·克里斯多夫》，我们也看不到充满智慧的《傅雷家书》。如果陈景润能走出小屋，多呼吸一下大自然，听一点贝多芬，看几遍红楼梦，说不定１＋１的答案就在里面了。 关于素质教育和潜能，这里有一篇报导颇具启发。国内某电视台的儿童节目主持人问天真的孩子们：“花儿为什么有很多种颜色？”孩子的回答个个充满可爱的童稚。有的说要是花只有一种颜色太阳就不喜欢了；有的说要是花只有一种颜色蜜蜂就不想吃了……这些回答都被判做是错误的（节目中还对错误者配有夸张的嘲笑声）。最后主持人一本正经的给出了“标准答案”：因为花中有胡萝卜素云云……真让人大倒胃口！孩子们无比宝贵的想象力就被这个徒有其表的主持人和她的胡萝卜素给扼杀了。 说到“标准答案”，笔者对此深恶痛绝，因为许多非标准答案的的确确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某多年参加高考阅卷的老师曾在报上撰文嘲弄考生的误答。举例如下：问： “身无彩凤双飞翼”的后一句是什么？某答：“落毛凤凰不如鸡”又问：“有朋自远方来”下一句是什么？答：“尚能饭否？” 作者对这两答案大肆嘲笑了一番： “经典，此一答紧扣题目，彩凤之无翼和落毛之凤凰，一雅一俗，最后之不如鸡一句，讲透了道理，实有点睛之奇效。”“绝妙，有朋自远方来，为何？归根到底，为混一饭耳，问其尚能饭否，使其居进退两难之地，若答能，则混饭之心昭然，若答不能，又不实事求是，此一答或陷人于不义，或陷人于不真，实乃绝妙之词。” 笔者笑不出来，却为该考生感到惋惜。那些按表准答案作答的学生仅仅表现了简单的记忆能力，而这名被嘲笑的学生虽不善记忆（其答案归根到底也是由记忆而来），但表现了非凡的创造力，嘲笑的评语其实是最佳的正面评价。况且，题干并未要求用李商隐和孔子的原句作答呀！笔者感担保，该生的文学素养绝不必普通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差，只可惜伯乐不识好马矣！ 纵观近几年的国内高考试题，虽然有了可喜的进步，但还基本停留在知识型的命题思路上，常模参照型（Norm-Referenced）的考试只能把学生引向应试教育的死胡同。西方教育界已越来越重视准则参照型（Criterion-Referenced）考试，考试的重点也不在单纯的过滤学生，而是更多的配合教学大纲，起到信息反馈的作用。在命题与评判上，我们也应突破固有的思路，鼓励学生展示其高层次的思维活动，而不应局限在简单的具体操作上。 记得过去考数理应用题时，凡是答案错的，就得零分。爱因斯坦说过：“发现问题要比解决问题重要得多。”回答应用题的关键是发现问题的所在并找出解决的方法。科学实验中，具体的计算则可由一般的技术人员或机器来完成。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非科学家莫数了。是否可设想，数理试卷可减少计算部份，增加应用题，但只要求学生提供答题的公式及步骤及可。我们期望更多的学生成为科学家，而不要把科学家的标准降低到技术员的标准上。 知识是教不完也是学不完的，我们古人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警句。洋人并不教条，他们的做法又不局限于授人以渔，而是教人如何养鱼。给你一块天地，教你挖个鱼塘，放入鱼苗。你要学的是怎样养鱼。今后要抓几条鱼上来，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如你觉得抓鱼太累，雇人也行。可谓“海阔凭鱼越，天空任鸟飞”。 西方的教育中，很少听到教师简单地否定学生，即使答案错了，也赏一句：“Nice Try!” 我竟不知如何翻译这句话。也许我们的文化就只树立老师的权威，老师判一个对与错是理所应当的。我们的学生惯于听别人的指挥，唯命是从。君不见国外大公司中电脑编程的大都是华人，但进入高级管理阶层和某些具社会影响性职业的华人却极少，低于华人人口百分比。原因何在？这并不能全怪种族歧视，而应从华人的教育方式与奋斗目标来发现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回到皮格马利翁效应上来，素质教育的一大天敌就是龚自珍笔下《病梅馆记》里的文人画士们。这些人（某些家长和老师）为了培养出几个“尖子”，“状元”，“天才”，得个高考第Ｘ名或竞赛奖状而不惜牺牲上天赋予孩子们的自然天赋和童真，“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试问，在这样强大的期望之下，江浙之梅何以不皆病呢？这种皮格马利翁反效应或负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封闭的教育体制下害人尤甚。另一经典的反面事例便是王安石所描绘的《伤仲永》，方仲永虽具天赋，但被过早地贴上了“神童”的标签，四处招摇，最终“泯然众人矣”。 “素质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是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和心理素质的培养。千万不要认为培养出一两个学科尖子就万事大吉了。如今，象昔日的卢刚校园杀人案已不是极端的个例了。如何让学生真正地在“德智体”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已是教育工作者刻不容缓的任务了。体育也不应是早操，体育课，眼保健操之类的形式，而是应该贯彻到教育理念中去。笔者很欣赏西方有的学校坚持一年四季让学生穿短裤，裙子。笔者儿子的学校，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把学生赶到操场上活动。 “德智体”若要排个座次，“体”绝不应该是末一位，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身体，心理都健康，能适应社会发展，与自然，他人和谐相处的，有现代道德风尚的世纪新人。 “素质教育”要靠高素质的教育者来实施，“素质教育”也绝不局限在校园中。社会和家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道德修养尚未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素质教育”似乎也不能操之过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影响下，我们的孩子往往缺乏挑战创新的精神，只认定一个“表准答案”，按步就班。智慧火花的闪烁，是从向 “权威”挑战开始的。 一日，笔者谆谆教导贪玩的六岁小儿：“别看电视了，该作功课了。你这么不用功，当科学家只是一个梦想。（It will be only a dream of being a scientist.）”儿子不慌不忙，头也不抬地回敬：“Dreams can come true, can’t they? （梦想也可以成真的，不是吗？） 此时真想一个大耳刮子扇过去，可心里竟一热，“儒子可教也”! |
成才论（三·皮格马利翁效应与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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